這個問題建構了當今世界的基本矛盾，發展中國家難發展與此相關

在1970年代，歐美國家經濟陷入困境，滯脹成為了西方經濟困頓的表現。為此，西方經濟的新一輪調整開始了。80年代，美國的里根政府、英國的撒切爾政府等都進行了大範圍改革，這重新框定了延續至今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並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據英國經濟學家薩德·菲洛（Alfredo Saad-Filho）認為，新自由主義一詞有4個層面的含義：

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為代表；

經濟政策，也就是「華盛頓共識」，表現為市場和外貿自由化、公共資產私有化、金融自由化；

壟斷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策略，即右翼的政策；

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表現為資本投機化、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

「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而華盛頓共識的本質則是將所有資產資源都可以用於市場交易，以便利資本流動尋求最大價值。這也是新自由主義一系列政策真正的效用核心。而金融化的副產品則是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壓，加劇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現象的發生。金融本身是分配價值而不生產價值，因此資本積累不足及由生產不足導致的系統需求不足則導致了一種系統性的風險。新自由主義如果在一個封閉的體系內，其難以持續而會很快進入內卷化狀態。

因此，新自由主義還有另外一道外部保險：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將發展中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性系統的資源納入其中，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勞動力被整合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而這種整合導致了勞動力供應的整體過剩，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壓低勞動力價格以換取經濟優勢。此外，金融投機仍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這個體系的粗暴部分。在整個體系中，經濟擴張時期發展中國家被納入世界體系後向發達國家繳納鑄幣稅，比如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經濟剩餘則會重新回到資本手中。而在收縮期則面臨資本的金融掠奪，比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體系帶來了經濟機會，也直接面臨經濟剩餘外流帶來的損失。如何留住經濟剩餘，恰恰就是發展中國家能否抓住機會發展起來的關鍵。否則，發展中國家就會直接面對發達國家需求不足的衝擊，而一直處於低勞動收入和低技術條件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建立起本地的消費市場來抵禦這種衝擊。一個絕對的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將很容易出現問題，自身能否真正發展起來非常難說，甚至可能會出現倒退。比如印尼和泰國都出現了早期去工業化的現象，而被視為東南亞經濟發展新星的越南雖然吸納了大量低端製造業，但是連鞋子的國產化率都僅有30%，這毫無疑問對於持續發展非常不利。發展中國家內部有大量問題，而發展中國家即便內部沒有問題，外部也面臨著這個巨大的結構性挑戰。

新自由主義對於發達國家內部也同樣存在問題，對生產性投資的壓縮也會提高失業率，大量勞動力轉移到了第三產業中。但是由於發達國家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因此作為終端消費市場其仍然可延緩結構性需求不足帶來的問題。不過即便如此，金融化趨勢仍然在長期來看仍然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因此，發達國家內部存在著調整，即周期性的以一定的效率為代價換取社會福利的提高。一般而言這是左翼政治力量的任務，而現在更為複雜的全球化體系下，極右翼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反而承擔了這樣的任務，然而他們能夠打破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嗎？可能桑德斯比川普更靠譜點。

所以，加入新自由主義全球體系並不必然帶來發展，機遇和風險都是並存的，而未來將考驗的是國家能力，即國家能否從市場中抽出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同時又克制自己向市場過度伸手的問題。簡單斷言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並不準確，其效率優勢仍然無法改變，但未來一段時間世界將會出現更多的調整，機遇與挑戰乃至危機都會相伴而生。

參考文獻：

盧荻：《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改革開放》，《政治經濟學報》第14卷，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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