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松杉茆堂圖》

董其昌 松杉茆堂圖

26×146cm

題識：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前街。玄宰畫。

鈐印：董玄宰

鑒藏印：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嘉慶御覽之寶、嘉慶鑒賞、寶笈三編

董其昌《松杉茆堂圖》為《石渠寶笈》著錄，手卷繪山崗茆屋，叢樹平陂，後接遠水平湖，一碧萬頃。卷末題自作詩一首：「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前街」，《石渠寶笈》著錄誤記「街」為「衙」，「玄宰」記為「元宰」為避康熙帝「玄燁」之諱。

如果單純的認為董其昌有志于歸隱，對仕途沒有絲毫慾望，只能說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了解作為藝術家、理論家「松雪後一人」董其昌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進取和無奈。

正如有專家學者所言：「他（董其昌）的自傲和自我評價顯見於他似乎偏愛用在書畫之上的少數官印中；他很少用閑章，這一現象在那一時期的文人中實屬罕見」。「太史」是其成為翰林院編修的「俗稱」，所以其最早具有職務意義的印章即為「太史氏」；1594年，董其昌受封「知制誥」一職，為皇長子日講官，用印為「知制誥日講官」；1623年，封為禮部侍郎，用印「宗伯學士」；兩年之後，升為南京禮部尚書，用印「大宗伯印」「大宗伯章」；1634年，退休致仕，封為「太子太保」，用印為「青宮太保」。「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些官印是對董氏社會生活的歷史見證，每一枚印章都表明了他整個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或者證明了能使他登上明代統治集團更高地位的具體政治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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