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博士親自做模特 萬字揭露行業潛規則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職業，對有才華的年輕人而言，做模特是一種傷害。」
23歲的阿什利·米爾斯面容姣好，體型高瘦。彼時她正在紐約大學讀社會學，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被模特星探看中。因之前客串過模特，對於這個令很多女孩艷羨不已的提議，米爾斯並未感到大驚小怪，不過，星探的極力遊說，卻引發米爾斯的思考：究竟什麼是星探口中的「模特潛質」？
一個絕妙的主意在她的腦海里誕生了。調查顯示，在15-18歲的女孩中，61％的女孩希望長大後成為模特或演員。模特是迄今為止最令人垂涎、也被誤解最多的職業。米爾斯決定重新做模特，藉助嚴謹的研究方法呈現這個行業的真相。
在米爾斯重新入行的幾年裡，她對業內近百人進行了採訪，包括男模、女模、經紀人、客戶、攝影師和造型師等。通過深入的「參與式觀察」，一個有組織的模特的生產過程展現在她面前。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人認為的「美麗」被製造出來，伴隨著種族、性別和階層的不平等。
在這條深藏不露的文化生產流水線上，好看不是唯一的標準，合適的外形才是時尚的起源，年輕男女們在這條生產線上接受訓練、推銷，最終被打造成珍貴的商品。這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剝削系統、殘酷的競爭產業和艱難的女性生存環境。米爾斯感慨：「當我踏進模特經紀公司辦公室的那一刻，就走進了一個充滿倫理、政治、女性主義的研究困境。」
米爾斯本人也一度被模特工作的光鮮吸引，在業界小有名氣後，她差點放棄學業。但米爾斯最終意識到對她而言，學業更重要。2011年，米爾斯根據調研撰寫的書稿《美麗的標價》出版。
如今，年逾30的阿什利·米爾斯是紐約大學社會學博士、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不久前，《美麗的標價》在中國出版。
穀雨記者對米爾斯進行了電話採訪，了解到《美麗的標價》的創作過程、她的田野調查經歷以及她對未來模特行業發展的看法，以下是採訪內容。
我成了自己的研究對象
穀雨：《美麗的標價》的雛形是你的博士論文，為做研究，你體驗了模特的生活，決定這樣做時，你的導師給了你哪些建議？
阿什利·米爾斯：當時我在紐約大學讀博，選修了「參與式觀察」這門課。老師要求學生自行選擇研究對象，我選的是一家模特中介。導師給我很多建議，比如：在參與式觀察中儘可能地多做筆記，對日常互動進行詳實記錄等。起初，我對關於性別、女性主義的話題很感興趣，一年後，才開始關注美麗的估值、定價等問題。也就是說，開始，我並不知道要寫怎樣的論文、怎樣一本書，寫作的思路是在調研中誕生的。
穀雨：圍繞參與式觀察你做了哪些準備？
阿什利·米爾斯:首先要圍繞研究主題進行廣泛閱讀，查閱已有的資料。比如有的學者體驗當拳擊手、運動員，有的體驗做工人、餐館服務員，了解他們如何做準備、如何進行參與式觀察，面對各種道德問題如何取捨等，這個過程給了我很多啟發。
我選擇擔任時裝模特作為參與式觀察的切入點，通過參加模特試鏡，與模特經紀人互動等開展研究。我曾經也是一名職業模特，雖然不是很出色，但我的體型符合模特的標準。我知道會經歷無情的拒絕，我將成為我的研究對象。
穀雨：選擇這種方式進行研究有什麼樣的意義？
阿什利·米爾斯: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式經常引發社會學者們的激烈討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採訪本身足以了解他人的故事和世界觀；另一部分人則指出，學者需要走進現場，收集第一手資料，這樣才能看清楚這個世界，看清人們在其中的表現。這兩種觀點被歸結為「所說」與「所做」的差異。
通常情況下，人們所說的與所做的並不一致。一種較靠譜的研究方法是多元化調研，即兩種方式都用：了解人們的所作所為，並將其與採訪相結合。在我的研究中，參與式觀察又進一步，即我自己做模特，我成了我自己的研究對象。這種方式未必適用於所有研究，但會令我的研究獲得更多的維度。
穀雨：有哪些參與式觀察研究給你啟發？
阿什利·米爾斯:當我開始調研時，《身體和靈魂：拳擊新手的筆記》剛出版，法國學者路易斯·弗雷坎特（Lo?c Wacquant）通過體驗在芝加哥當拳擊手的生活完成這本書。書中也涉及美國貧困和種族平等等社會問題，非常鼓舞人心，給我很多啟發。
穀雨：為獲得有說服力的研究結果，你是否會對受訪者進行挑選，比如選擇一定種族、年齡層次的採訪對象？
阿什利·米爾斯：我盡量去獲取多樣化的樣本，去尋找每個對象的個性差異。我的採訪對象有男有女。其中白人模特不可避免的佔大多數，這是由於時尚行業公開的種族歧視所導致的。當然，我也儘可能地尋找黑人模特、亞洲模特和拉美模特做採訪，但是他們本身人數就不多。同時，行業中男模的年紀普遍比女模大，這就有了不同年齡的分層樣本。
然後我用同樣的選擇方式尋找要採訪的客戶。在對他們的採訪中我發現，客戶對模特的分類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他們會把模特視為「媒體模特」和「商業模特」。種族和年齡雖然是影響模特生涯的重要因素，但對客戶而言，這些因素並不起決定作用。
穀雨：你如何尋找採訪對象？
阿什利·米爾斯：通過詢問業內人士，或者通過一位朋友打聽另一位朋友，也會結合遇到的各種機會，這是一個類似「滾雪球」的過程。假如我有一份在時尚行業工作的所有人的名單，或許可以做一個更具代表性的採訪樣本列表，但這不太可能。幸運的是，我認識一位著名的髮型師，他向很多朋友推薦我，說「我這裡有位社會學家，和她交談會很有收穫。」他的介紹很管用，很多人找我聊。我的採訪目地是深度，而不是廣度。
穀雨：通常是怎樣的採訪環境？你會對所有採訪進行錄音嗎？
阿什利·米爾斯：都會錄音，除非對方拒絕。這種情況只發生過一次，但我可以做筆記。採訪結束後，我會立即把錄音上傳到電腦里。採訪的地點迥異，包括模特的公寓、咖啡店、圖書館的大廳、客戶的家或工作室等。我會配合採訪對象的日程安排時間和地點。有一次我採訪一位攝影師，採訪地點從他的工作室延續到前往機場的車裡，結束後，我再自己坐火車重新返回市區。
穀雨：所有的採訪錄音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嗎？
阿什利·米爾斯：我自己用錄音整理軟體整理了約三分之一，它類似現在的語音識別軟體「Dragon」。我需要邊聽採訪錄音，邊對著麥克風複述，然後通過這個軟體，將採訪內容「輸入」電腦里，這種方式整理出的文件錯誤很多。後來，我將大部分採訪錄音送到專門的公司去整理。我申請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獎學金，這筆錢足夠我支付整理採訪錄音的費用。
穀雨：你如何整理、分析這些採訪素材？
阿什利·米爾斯：我當時使用定性數據分析軟體ATLAS.ti對採訪素材進行歸類、標記，現在改用NVivo軟體。
他們把我當成一件物品
穀雨：你的博士論文是如何成為一本書的？
阿什利·米爾斯：從一開始，導師就建議我將這個題目當成一本書來寫，而不是論文。他告訴我，這本書會很有出版價值。而論文周期相對較長，可以等書出版後再慢慢寫。因此在論文答辯之前，我就順利的拿到了出版合同。對於打算從事學術研究的人而言，這樣很好，因為有書發表對日後找工作很有利。
穀雨：你上中學時也做過模特，再次入行，你的模特生涯和之前的經歷相比有何不同，是否更成功？為什麼？
阿什利·米爾斯：的確是更成功。我在喬治亞州度過童年和少年，那時曾嘗試做模特，但當地的從業機會很少。19歲時我在紐約上了一年學，期間偶爾客串模特。作為眾多新人之一，當時並沒有模特經紀人看上我、為我投資。而當我決定為寫論文重新入行時，我幸運的獲得了為有實力的客戶工作的機會，特別是擔任馬克·雅可布（Marc Jacobs）時裝秀的模特。
當時，我和經紀人都非常興奮，我差點想休學，但考慮到我已經26歲，對於女模特而言這個年紀太大，並且模特工作很不穩定，這令我恐慌。而做為女博士，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於是，我決定繼續學業。
穀雨：這是一份即充滿誘惑力又有風險的工作。
阿什利·米爾斯：是的，絕大多數女模特都意識到這項工作很不穩定、平均收入低，但當聽到別人的讚美時，她們又會很開心，暢想未來可能會有更多機會，便禁不住繼續做模特。尤其是那些年輕貌美的女孩，她們渴望成為明星，模特職業正是夢想成真的途徑。
近些年，這種想法被社交媒體渲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人人都可以當模特，可以獲得粉絲，成為名人。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職業，對有才華的年輕人而言，做模特是一種傷害。
穀雨：你在書中寫道，這個行業「每天都會有尷尬、屈辱、不安全、拒絕和許多次的憤怒」，能談談你的個人經歷嗎？
阿什利·米爾斯：有一次試鏡，他們讓我穿很緊的衣服，那衣服簡直就是14歲女孩的尺寸，可我那時已經24歲了！由於褲子太緊，而且別無他選，他們就用剪刀把褲腿剪開，然後用膠帶粘一下。每當我轉身，腿就會暴露出來，我感到非常尷尬。拍照時，攝影師、造型師等人注視著我，有的說：「她的腿太肥了」，有的說：「她的屁股太大了」，他們把我當成一件物品點評，認為我需要「改進」——這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穀雨：會有人反抗嗎？還是大部分人都已經習以為常？
阿什利·米爾：有人喜歡這種被審視、評價，她們不介意被批評，並從中獲得樂趣。也有人會反對，比如會說：「請你不要碰我了」等。
穀雨：在模特行業，男模遭遇的年齡歧視要少於女模，但男模的平均收入較女模低，這種收入的不平等是否源於男模在從事傳統觀念中女人的職業？
阿什利·米爾斯：是這樣。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分析，模特業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女性從業者收入要明顯高於男性從業者的行業。做同樣的工作，有些女模的收入比男模高2倍、3倍，甚至10倍。模特的收入非常不確定，這取決於經紀人和客戶談判的結果，也取決於模特本人的知名度。如果模特正當紅，經紀人就可以要求較高的酬金。
總體而言，經紀人更願意為女模爭取更高酬金，沒多少興趣捧男模。他們更喜歡自然、不完美、對工作「漫不經心」的男模。如果一個男人非常渴望在公眾面前呈現他的美貌，人們會覺得這很奇怪。
這個行業對男模的歧視顯而易見，但我認為女模所遭遇的年齡歧視比男模要嚴重的多。男模到四十多歲也可以繼續做模特，但女模很少超過30歲的。
穀雨：根據你的調查，男模和女模選擇這份職業的原因一樣嗎？
阿什利·米爾斯：不一樣。男模對比女模收入低並沒多少抱怨，他們覺得這很合理。大多數男模並不看重模特這份工作，只把它當作過渡，他們希望之後可以從事和健身、音樂有關的工作。
「真實的美麗」不會被替代
穀雨：在社會學家眼中，時尚業是怎樣一個存在？
阿什利·米爾斯：社會學家曾對時尚業存在刻板認識。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認為時尚業淺薄輕浮、非主流、不屬於嚴肅研究的範疇。於是在選擇這個研究方向時，我曾經很努力地嚮導師解釋此項研究的意義。但是假如你提出要研究勞動力市場、全球化、文化和身份的關係等，則很少會被質疑。
時尚業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行業之一，這裡集聚了大量人才，也給人們提供了重塑身份的機會。它不僅和文化相關，也體現出性別的社會差異等。
如今，這種刻板認識有所改善。我不必再例舉種種理由說服其他學者。但我在申請工作時，仍需為自己小心定位：我不是研究時尚、時尚模特的人，而是研究文化產業及其衍生產品的人。我不想被貼上輕浮、或過於女性化的標籤。
穀雨：你在書中指出「商業模特」和「媒體模特」之間的區別歸根結底是階級的區別？為什麼？
阿什利·米爾斯：時尚向人們提供了一種幻覺，即如果人們擁有某種物品，他們的地位就會提高。在時尚領域，媒體模特和商業模特之間的區別體現的就是這種階級區別。
商業模特主要從事目錄拍攝、試裝、印刷廣告拍攝之類的工作，面向大眾，包括普通的中產階級，但通常不包括精英階層的消費者。媒體模特是T台秀場、廣告大片、雜誌等中出現的模特，他們吸引的是更高級別的消費者。
商業模特像是每個人都能理解的藝術品：模特面帶笑容，展現經典的美麗，具有市場親和力，會吸引大量消費者。媒體模特則像是一件抽象藝術品：他們往往看起來有點古怪、前衛，甚至不完美，只有少量觀眾才會真正欣賞他們，但他們的目標受眾對此評價很高。
穀雨：那麼誰是模特行業的規則制定者？誰有權力影響時尚的走向？
阿什利·米爾斯：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比如知名雜誌的時尚主編或者攝影師，他們有權利決定將哪些模特放在流行雜誌的封面上。比如，《Vogue》雜誌美國版主編安娜o溫圖爾（Anna Wintour）、時尚攝影師馬里奧o特斯蒂諾（Mario Testino）和布魯斯o韋伯（Bruce Weber）等。
也有一些造型師，雖然本人不是名人，但他們為高端客戶，比如馬克·雅可布、吉爾·桑達、CK和普拉達等工作。而這些公司的頭兒肯定不會自己到大街上找模特。選模特的總監和造型師，包括頂級髮型師和化妝師等，他們共同合作，決定時尚的走向。
穀雨：你在書中提出「美麗是被製造出來」的，那麼這個過程可以被複制嗎？
阿什利·米爾斯：不能。曾有商家問我：是否可以在成千上萬報名者中，預測出下一位超模，我覺得這很難，因為時尚的風向不由普通大眾決定，因為他們不能決定時尚雜誌的封面、或者奢侈品牌走秀活動的人選。時尚的風向也不由單個人決定，而由一個小群體共同決定，去猜測他們突如其來的口味幾乎不可能。
穀雨：《美麗的標價》寫於約10年前了，在過去的時間裡，模特業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
阿什利·米爾斯：現在，諸如Facebook等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影響著模特業的發展，一些模特經紀公司在簽署新模特之前，要求對方必須在Instagram上擁有大量粉絲。Instagram已成為模特推銷自己、展示客戶作品的重要平台。然而，對於模特行業本身而言，Instagram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很多模特通過Instagram可以直接和客戶獲得聯繫，談合作、簽代言協議等，不再需要經紀人，這個變化令人難以置信。另外一點，模特行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黑人模特、亞洲模特明顯增多。
穀雨：這樣的變化是否意味著模特本人具有更多的主動性，經紀人不再重要？
阿什利·米爾斯：我不這樣認為。不僅對於模特，對所有文化從業者，包括演員、藝術家，情況都是如此。藉助社交媒體平台，模特擁有了一定的主動性，比如他們可以培養自己的粉絲，並用大量的粉絲吸引客戶的關注，以獲得走秀機會、代言合同等。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或者說是極少發生的事情。因為，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成名民主化」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做模特，成為網紅，這就使得經紀人變得更加重要，因為需要有人對成千上萬網紅進行篩選，使其與客戶的需求匹配。如此，這些社交平台給經紀人帶來更多工作量。
穀雨：在日本，虛擬模特大行其道，並獲得越來越多品牌的青睞，這是否會對傳統模特業帶來挑戰？
阿什利·米爾斯：毫無置疑，人工智慧會在很多領域取代人類，但不是關於「美麗」的領域。人們渴望真實的美麗，而不是虛擬的美麗。
穀雨：你目前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阿什利·米爾斯：我剛寫完一本關於娛樂休閑和貴賓俱樂部的書，比如，在紐約、邁阿密、戛納和聖特羅佩等大都市，很多有錢人喜歡購買非常昂貴的香檳瓶，不是為了消費，而用於展示，這一切都和等級、過剩的財富和富人的消費文化有關。
撰文丨崔瑩 編輯丨柯黎 運營 | 劉心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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