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民族志：視野與方法

在社會科學界，民族志（ethnography）一般被認為是人類學獨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現形式，即經過參與觀察為主的田野工作，最終形成對研究對象進行整體描述和學理分析的文本。事實上，民族志不僅是一種調查研究和資料收集的方法，也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它被認為是人類學家的「成年禮」，通過對異文化的長期田野工作（至少一個年度生產周期），逐漸剔除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偏見，具備被研究者的觀念，從而能夠對研究對象形成整體的全貌觀及比較研究。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實驗民族志和「寫文化」風潮，對傳統民族志的權威性及人類學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提出質疑。然而，真正的解決之道仍是要回歸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在不斷反省和實踐中尋求深層次的突破。

民族志方法是要建立起研究對象的整體全貌觀，因而人類學者的研究視野從來不局限於人，他們往往會關注到人之外的世界，其中包括繽紛多彩的「物」的世界。20世紀30—40年代興起的結構—功能主義，反對進化論構擬的宏大歷史，而將關注點聚焦在社會結構和社會構成本身，物是被用來證明社會結構或社會存在的附屬物，在此之後物與物質文化的研究逐漸衰落，幾乎只成為博物館的工作。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人類學、考古學、博物館學、文化研究等相關領域，都出現了對物及物質文化研究的重視，強調物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因而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其理論觀點就是反思人與物、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關係，並進一步提出主體與客體是辯證與動態的關係。兩者與過程密不可分，是相互構成的關係。這些理論反思對於重新認識人與物的關係，以及從「物」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化本身都產生了積極的意義。就筆者的研究而言，1980年以來，「物」的民族志大致形成了三種較為有特色的研究路徑，同時在方法論上也有鮮明的特點。

以物的社會生命和文化傳記為視角

阿爾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提出把「物」視為像人一樣擁有社會生命的研究路徑，聚焦文化視野中的商品，將商品視為物的社會生命中的一個階段，著力描述不同文化中物在商品化、去商品化過程中的「生命轉折點」，以及這些轉折背後的文化和社會動力。阿帕杜萊倡導以「方法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來重新看待物的研究，將視野聚焦於物自身，復興一種物的人類學。受到該研究路徑的啟發，相繼出現關於樹木、布等物品社會生命研究的民族志作品。伊戈爾·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則具體提出用「文化傳記」的方式來記錄物的社會生命過程。正是文化形塑奴隸不同身份階段的例子啟發了科普托夫以「文化傳記」的方式來研究物的商品化過程，把人的傳記形式應用到物的社會生命上。物的文化傳記不僅可以用來記錄物的生命歷程，也可以用來記載文化接觸過程中，外來物品如何被文化重新界定並投入使用的方式和過程。特里克·吉爾里（Patrick Geary）對中世紀聖物流通的研究表明，綜觀聖物的生命傳記，聖物通過社會、文化的轉化過程，經歷了從人到商品，某些情況下又回到人的生命歷程，有時候聖物被當作商品，但有時候它們更像人。吉爾里最終想說明，人和物之間的界限是文化造成的，同時也是相互滲透的。

以物為切入點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物的歷史民族志

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甜蜜與權力》是物的歷史民族志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該書展現了糖在漫長歷史長河中以及宏大的空間領域內如何被傳播、接受、使用並賦予意義的文化和社會進程，追溯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下糖在英國的「庶民化」過程。西敏司認為人類喜愛甜味的普遍天性並不足以解釋18世紀以來英國人糖消費的急劇增長，而要訴諸權力的解釋。這種權力關係表現為世界經濟體系中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不可分割的生產與消費關係。西敏司試圖表明糖是一種文化定義的食物，具有攜帶性的權力（carrying power）。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不滿足於政治經濟學的解釋，轉向對世界觀和宇宙圖式的深入研究。他強調要從當地人的宇宙觀來看待資本主義與本土文化之間雙向作用的過程，以及物在不同宇宙圖式中呈現的不同意義，他就此分析了中國的茶葉、夏威夷人的檀香與英國工業品在太平洋地區展開的世界交換體系。在《甜蜜的悲哀》一書中，薩林斯找到了「茶」與「糖」這些外來之物，在西方宇宙觀中所呈現出來的「本土宇宙秩序圖式的情境性運作模式」。王銘銘對物的文化史研究帶有長時段的文明史視角，他的《心與物游》一書收錄了多篇有關物的民族志作品。他筆下的物的文化史是與中國的文明史和世界觀密切相關的，因而可以從物的歷史命運中窺視中國文明史的變遷與延續。這個路徑的研究具有強烈的歷史人類學色彩，其民族志書寫也具有很強的歷史關懷。

聚焦物、人觀與社會文化建構

黃應貴主編的《物與物質文化》一書彙集了多篇「物」的民族志，其中黃應貴《物的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一文，追溯了布農人不同歷史時期作物的變遷（小米—水稻—番茄—茶葉），探討布農人如何透過原有的人觀、土地、工作和知識等基本分類概念，對新作物進行理解和創新的過程。布農人從日據時代到市場經濟時期，新作物的引進及其生產方式的變遷不僅發展了原有的分類概念（如人觀、土地、空間、工作等），甚至創造出新的分類概念，比如：「培育」「市場知識」「資本投入」「奢侈品」等。同一文集中何翠萍的《從景頗人體圖像談人與物的關係》一文同樣聚焦人與物關係的討論。在何翠萍的研究中，她並不把人和物理解為實體存在，而是把它們視為關係的存在，試圖展現關係構成的人觀如何透過聯姻間禮物與禮俗的往來形塑個體的意義。在景頗族的人觀中，個體的塑造過程是男方家所掌握的男性外在容器對來自女方家的女性再生產力構成的包藏。景頗族聯姻過程中憑藉物的往來而形成的關係正是形構個體在不同階段發展的關係構成，從婚禮中「局部」的人體圖像到喪禮中「整體」的人體圖像，顯示了景頗族人觀中階段性發展的個體形式。這類研究建立在細緻的田野工作之上，把物與人觀的建構緊密聯繫起來，重點討論了人與物如何相互塑造、彼此構成的過程，突出了「物」在社會文化建構方面的獨特意義。

以上對三種路徑的概括總結，並不能涵蓋所有的物的民族志，它們是在方法論上有鮮明特點的三種路徑。另外像坦拜雅（Stanley J. Tambiah）對護身符的研究，從卡里斯馬流動的角度討論物的神聖化過程也是物的民族志中非常有啟發的路徑，以及從莫斯（Marcel Mauss）以來對「禮物」及交換的研究一直是物的研究中的重要構成部分。此外，近些年人類學「本體論轉向」視角下湧現出很多物的民族志作品，值得關注和進一步討論研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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