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語所原址發現記
撰文：陳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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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學術殿堂之一，由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創立。史語所的「所慶」定於每年10月22日，這是1928年該所入駐廣州東山柏園的日子。東山柏園是否尚存於天壤間？經作者十年探尋，近日依據新發現的史料，認為史語所原址即是今廣州東山恤孤院路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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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動腳找東西」
史語所創始人傅斯年有三句非常著名的口號，其一是「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其二是「動手動腳材料」，後來也說成「動手動腳找東西」，第三是「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的正統在中國！」這三句口號，都出自1928年5月他所作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一個口號有些偏頗，迭有爭議。第二個口號是鼓勵學者走出書齋，尋訪各種各樣可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東西」，包括考古發掘、田野調查、搜集歌謠與方言材料、搜購民間文獻等，學界也並非全部認同。第三個口號，則在中國大概是人人愛聽，要跟歐美、日本學者爭勝，把東方學的正統地位奪回來。
筆者尋找史語所原址，首先是得到中山大學安東強老師的提示，部分是受到「動手動腳找材料」這一口號的推動。2008年，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安東強（現為歷史系副教授）面告筆者，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請中山大學歷史系協助尋找該所的創始地，但按原來的地址「恤孤院后街35號」，在東山已找不到對應的門牌，大體可判斷是出於兩種情況：一是建築已經滅失；二是門牌號碼有過調整。1938年日軍進犯廣州之前，曾進行了多輪次的飛機轟炸，東山確有不少建築被炸毀，包括中共「三大」會址。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在恤孤院后街31號召開，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由此開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也將廣州變成全國政治中心。廣州東山由教會、華僑所開創，洋樓眾多，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蔣介石、汪精衛、廖仲愷、鄧演達、許崇智、譚延闓等國民革命領袖都曾落腳此處，1925-26年毛澤東代理國民黨宣傳部長時住在東山廟前西街38號（已拆），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顧問加侖都住過恤孤院街。恤孤院街得名，來自美南浸信會創辦的「恤孤院」（孤兒院），位置相當於今培正小學校園，大約1930年前後，這一帶的地址門牌進行了調整，原恤孤院后街部分門牌與恤孤院街合併，改為恤孤院路並重新編排號碼。
為確定中共「三大」會址，黨史部門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動用大量人力物力，竭澤而漁式地查考檔案資料，還委託文物部門進行了考古發掘，最終才確定了「三大」會址的位置。儘管能判斷得到，史語所原址一定在中共「三大」會址附近，但無法用簡單的推斷方法加以確定，原因在於，恤孤院路門牌號碼的編排沒有規律，不能因為中共「三大」會址從31號變成3號，就推斷35號一定變成7號。
迄今為止，台北南港的史語所，一直沒有公布1928年創辦時在柏園拍攝的照片。筆者所見《傅斯年全集》、《顧頡剛全集》所附照片，也沒有一張在柏園拍攝，有可能當年傅斯年因搬遷匆忙沒有攝影，另一個可能是史語所檔案中本有保存但未發現。1929年6月，史語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從此之後，除所中同仁簡單回憶外，很少見到對柏園的詳細描述。從安東強處得到尋找史語所原址的信息數年後，筆者在組織「省城風物」研究組對東山洋樓進行全面普查踏勘之時，把尋找史語所原址這個任務提上日程。
1928年，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容肇祖，受傅斯年委託，出面洽租新所址。他看過柏園之後，寫信給傅斯年彙報：「柏園上下三層，每層二大間四小間……」1928年10月20日，也即史語所正式遷入柏園的前兩天，傅斯年寫信給他老師胡適，請胡適偕同其患肺病的兒子到廣州療養。為能請到胡適來廣州，傅斯年從胡適之子得肺病需要療養角度出發，反覆推介白雲山風景甚佳、中大醫學院外國醫生水平高，同時也「美化」了柏園周邊環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東山租得一房，其最上屋風景至佳，如在苑中。前臨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雲山，四圍皆園林田野。」「省城風物」研究組在前後幾年裡，踏勘了東山數百座洋樓，列出了十分詳盡的表格，盡量考訂每一座建築曾經的用途甚至來歷，比較有特色的建築都拍了照片，但很難僅僅依據容肇祖、傅斯年的文字描述找到相應建築。
2008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表《中共三大舊址考古勘查與復原研究》報告，披露了廣州市經界圖恤孤院路局部，他們的焦點是「三大」會址，無意中透露了一條線索，在這份地圖上，今恤孤院路12號位置標註了「柏廬」二字。筆者到2013年才看到這篇報告。據我們調查廣州民國建築的經驗，當時東山幾乎每一棟稍具規模的洋樓都有名字，多用「×園」「×廬」，置於門口顯眼處，目的是方便客人來訪、投遞員投遞信件。例如，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在梅花村的公館叫做「梅廬」，北伐鐵軍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在二沙島的別墅叫做「可廬」，顧頡剛在東山啟明三馬路的寓所，山花上有「適廬」二字。叫做「×園」的例子更多，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在大革命時期的寓所，叫「簡園」；中共三大代表集中居住的新河浦24-28號，叫「春園」。至今東山仍有「五大名園」的說法。有一定的理由認為，「柏廬」是「柏園」的別寫，應該是市政府工務局職員在測繪時隨意寫上，在他看來「柏園」「柏廬」都是差不多的，但這一字之差，害我又苦等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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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大語史所到中研院史語所
史語所的「前身」，是1927年8月傅斯年、顧頡剛創辦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簡稱「中大語史所」），這個階段的中山大學還在文明路舊貢院位置（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一帶）。這個名稱的確定，主要是出於傅斯年的考慮。傅斯年主張效法歐洲漢學的治學方法，從語言學入手、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幾經考慮採用了這個名字，表示要與北京大學國學門、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相區別。顧頡剛為「中大語史所」周刊撰寫的《發刊詞》指出：「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迹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採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這篇發刊詞也體現了傅斯年的想法。「中大語史所」的指導教授，除傅、顧兩人外，還有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俄裔人類學家史祿國、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顧頡剛引薦了容肇祖、鍾敬文、丁山、羅常培來所，構成日常研究工作的骨幹。「中大語史所」在短短數年裡取得不俗成績，除本所《周刊》外，還出版了大量民俗學方面的調查報告、研究著作。
隨著「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傅斯年曾設想將「中大語史所」置於研究院之下，實際上「中大語史所」也曾接受過研究院的撥款，但後來出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遂決意另立門戶，設立直屬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4月30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借用中山大學校舍辦公，以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後出任青島大學校長）為籌備員。
10月13日以前，傅斯年一直在南京一帶活動，跟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副院長楊杏佛等高層彙報工作、商量計劃。洽租所址的工作，交給了廣東東莞人容肇祖。容肇祖就讀北大時，曾師從顧頡剛。
容肇祖相中了東山柏園，聯繫到房東，寫信給傅斯年：「柏園上下三層，每層二大間四小間，但大者太大而小者太小，……但柏園頡剛兄看過雲不太合用，這一宗事，當費躊躇也。」也就是說，顧頡剛作為史語所三人籌備員之一，認為柏園不合用。（王懋勤：《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
10月13日，傅斯年從上海回到廣州，告知顧頡剛，他已被蔡元培任命為史語所所長。以他的「大炮」性格，馬上就要把研究所的架子搭起來，門面很重要。由於史語所的人員跟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高度重疊，又暫借中山大學地方辦公，兩個研究所幾乎完全混淆，必須儘快搬出中大。
正當傅斯年火急火燎忙得團團轉的時候，他在德國留學的老友盧錫榮來到廣州。10月18日，盧錫榮乘坐輪船離穗，傅斯年送客送到船上，兩人聊得投機，沒有聽到提醒開船的汽笛聲，結果，輪船把傅斯年帶到了香港。他的僕人在碼頭等了一個通宵，後來又向公安局報警說主人失蹤。到了第二天下午，傅斯年又安然回到廣州。看來做大學問的人，總是有點獃氣。
10月21日下午3時50分，傅斯年召集同人在他家裡開會，馬上拍板第二天就搬進柏園。本來，工作人員草擬的會議記錄，寫的是「定下星期遷入」，傅斯年親筆將「下星期」改為「明日」，可見「傅大炮」不僅不理會顧頡剛的反對意見，還不管場地是否已收拾妥善，堅持第二天就要搬進去。這種如同打了雞血、注射了興奮劑的勁頭，羅家倫把它叫做「元氣淋漓」，也是「傅大炮」能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重要原因。史語所「所慶」的日子定在10月22日，也就是他們從中山大學暫借的地方搬進柏園的日子。事出匆忙，史語所一開始連個招牌都沒有，直到10月29日，顧頡剛應傅斯年之請，揮毫寫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才開始名正言順。（《顧頡剛日記》第2卷第217頁）
傅斯年做事雷厲風行，史語所還在籌備階段，已經啟動了實質性的研究工作。10月份，傅斯年委任董作賓進行安陽試發掘，發現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而最重要的是獲得埋藏地點等重要信息，至12月份增派李濟前往主持，隨後揭示出古老的殷墟遺址，至今仍為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由此開創了中國現代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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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園也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1929年6月5日，中研院史語所正式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總共歷經10次遷移，到1954年最後落足於台北南港。
1938年7月22日，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率領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員從長沙來到廣州，得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大力支持，「撥東山柏園為臨時政府辦公處，隨行韓僑安置在亞細亞旅館。」（石源華：《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第246頁）經查，亞細亞旅館在東山廟前直街15號，現已拆除重建，歸某銀行使用。由於日軍開始對廣州進行狂轟濫炸，到9月19日臨時政府撤往重慶。
2017年3月1日，幾個知名網站發布了一條編譯消息，稱：「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曾於抗日戰爭時期，在廣州原東山區恤孤院路12號的『東山柏園』處駐留過近兩個月時間。目前這一舊址已經被用作民房。……韓國外交部表示，這一舊址是韓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在廣州市文化局的協助下，通過分析當年的地圖及影像資料以確認舊址所在地時發現的。而之前一直以為舊址已經消失。這一發現，對於重新研究中國華南地區韓國臨時政府的歷史，具有重大意義。韓國外交部還表示，將與中國政府一起協商舊址的保護方案。」
次日，《羊城晚報》發表了記者採訪越秀區文廣新局相關負責人之後的報道。該負責人指出，2016年市、區文廣新局及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對此建築作過專門考察並出具了一份調查報告，認為：「恤孤院路12號屬於民國時期磚混結構建築，業主單位為廣東省委機關事務管理局」；「上述建築地理位置與民國建築『柏廬』相符，但『柏廬』是否就是『柏園』則無法確定」；「暫未發現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相關的歷史遺傳。」（何偉傑：《廣州恤孤院路12號，真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2017年3月2日《羊城晚報》）
由此兩條報道可以判斷，韓國方面似乎保存了當時的「影像資料」，而廣州文物部門主要依據《廣州市經界圖》，認為恤孤院路12號是當年的「柏廬」，是否「柏園」則無法確定。
近日，吾友葉嘉良從「南國古韻數字圖書館」提供的1937年《廣州市電話管理處電話簿》中，查到下面這條記錄，足以證明：今恤孤院路12號就是東山柏園，也就是史語所原址。這條記錄的行文是：「黃淵宅 東山恤孤院路柏園十二號三樓」。「恤孤院路柏園十二號」的寫法，為民國時期廣州人書寫地址所常用，並不是說柏園裡面另外編了一到十二號的門牌，而是指恤孤院路十二號名叫「柏園」。中共三大代表駐地「春園」為相連的三棟洋樓，地址是新河浦路24、26、28號。筆者從1937年《廣州市電話管理處電話簿》查到，中山大學工學院教授胡德元住在「新河浦春園二十六號」；1930年《國立中山大學一覽》中，政治系教授黃季陸住在「新河浦春園二十四號」；1935年《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概覽》記載，土木工程系教授胡家法住在「新河浦春園二十八號」。1937年《廣州市電話管理處電話簿》中還有更多例子，「百子路明園4號」實際是「百子路4號明園」。這種不太「規範」的地址書寫方式在民國廣州屬於比較常見。
至此，困擾多年的懸疑可以划上句號。傅斯年致胡適書信中說：「其最上屋風景至佳，如在苑中。前臨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雲山，四圍皆園林田野。」這段描述要結合東山變遷史知識去理解。1928年，柏園南面應該還沒有高層建築，附近也還有許多空地，正對的新河浦涌還是寬闊的江面，大革命時期蘇聯顧問的船隻可以直接開到岸邊停泊，所以說「前臨大江」「四圍皆園林田野」。隨著1929年陳濟棠全面掌握廣東政權，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大量達官貴人、富裕華僑在東山大興土木，到1938年，柏園周圍的田野均已建成了洋樓，再後來，對面建起了小高層住宅，河涌寬度也大大縮小，讓柏園徹底失去了「前臨大江」的景觀。筆者用傅斯年提倡的「田野」方法，在都市中進行「田野」調查，結合多種檔案資料，找到史語所原址，卻再也找不到傅斯年書信中的「田野」。
恤孤院路12號為一有圍牆的獨院建築，建築平面呈倒「凹」字形，高三層，清水磚牆，正中入口處有近似帕拉提奧式拱門，拱券采中東風格。雖然清水磚牆建築在東山遍地都是，這棟樓三個入口的設計風格在東山卻較為罕見，查遍《顧頡剛全集》《容肇祖全集》《傅斯年全集》《傅斯年遺札》均無提及業主是誰。筆者相信廣州市房地產檔案館或有相應的檔案記載，幫助解決這最後一個疑問。
1946年5月1日，國民政府交通部在此處設立第三區公路工程管理局，負責廣東、廣西、福建三省7856公里長的國道養護管理，1949年改為華南公路工程指揮部廣州材料供應站。1953年，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交通部成立，遷入此處辦公。華南分局交通部撤銷後，這棟建築改為廣東省委宿舍。
91年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方面貢獻至巨，在殷墟發掘、古文字研究、敦煌文書研究、方言調查、清朝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等多個領域均取得輝煌成績，曾聚集了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等頂級學者，至今仍是海峽兩岸地位最為崇高的學術研究機構之一。為緬懷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容肇祖諸先生當年的締造之功，彰顯兩岸學術的傳承源流，筆者斗膽獻議，將廣州東山恤孤院路12號史語所原址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加以精心修葺，邀請與史語所淵源最深的中山大學跟台北南港史語所攜手，共同搜集整理文物，開闢為史語所紀念館。
（本文由南方周末地理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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