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緣瑣記：我的「藏書」（上）
圖片來源於360圖庫
志華館長在當工會主席時就多次找我，要我搞個講座；近幾年更是常來找我說這個事。我一直推辭，原因主要倒不是懶，而是不知道該講些啥才好。這天志華又找我談此事，而且開口就將了我一軍：「周老師，你還欠著我一個講座！」話講到這份上，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推辭了，就問，那講什麼內容呢？志華說，咱們這會兒正在辦第二屆讀書文化節，你看能不能講點與「讀書」有關的東西。我想了想，自己這輩子別的事幹得不多，書可確實沒少讀。所以就答應下來了。不過當時我就提了個附帶條件：不搞什麼正式講座，咱就是漫談，閑聊——所以咱們今天這不算是什麼講座，一定要起個名目，那就叫「聊座」好了。
「聊座」的事答應下了，可事後又多少有點後悔。說實話，書，我讀的是比一般人多些；文章也發了不少。但有關「讀書」的內容我卻沒寫過什麼。那天回家我查了一下，好像只寫過幾篇與書有點瓜葛的短文，一篇是發表在《理論學習與探索》上的《也談「<資本論>成了連環畫」》；一篇是發表在《求是》上的《書籍用途的變遷》（獲求是有獎徵文三等獎）；一篇《巾箱本與「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登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還有一篇《三套書》發表於《太原日報》（獲有獎徵文二等獎）。這些文字加起來也就大幾干字吧，從篇幅上看恐怕還比不上一篇長論文。現在要跟諸位講「讀書」，到底該講點啥才好呢？
當然啦，承諾的事就得兌現。好在咱這是個「聊座」，我就想到哪兒聊到哪兒好了。
今天我聊的題目，正題叫《書緣瑣記》，副題是《我的「藏書」》。題目既然叫「瑣記」，內容肯定也就是些想到哪兒寫到哪兒的零碎文字了。那麼，下面咱們就分成若干小段兒，零零碎碎的開聊啦！
1.我從小喜歡看書，但一直是讀學校圖書館的書和家裡書房的書，沒有真正屬於自己個人的書。大約從12歲開始吧，我有了屬於自己的書和自己動手做的書架；到15歲初中畢業去參加工作時，我已經攢了滿滿的一架書。可惜，這些書後來都失散了。只有一本例外，那是張默生著、豐子愷繪圖的《武訓傳》（據版權頁，此書由東方書社於民國三十五年——即1946年——八月再版）。因為我特別喜歡這本書，所以把它打進行李，由北京帶到了新疆。後來，它又隨我到了山東慶雲農村、到了德州，到了山西太原，又到了浙江杭州。歷經四十餘年，展轉幾萬公里，這會仍保留在我的身邊。這可以說是我保存最久的一本「藏書」了。我保存第二久的「藏書」，是1970年初在新疆塔里木河邊放羊時手抄的《唐宋詞一百首》（其底本為中華書局1961年版）。當時這類書屬於應一把火燒掉的「四舊」，能從書的主人手中把它借到已屬不易；邊放羊邊抄書，天寒地凍，風卷狂沙，這個不容易更是難以言說。我得先把吃飽肚子的羊群打成緊緊的一團，然後鑽到羊肚子底下，把自己半埋在流沙中，用凍僵了的手，抄就了我保存時間最長的第二本「藏」書。
時光流逝，乾轉坤移。隨著顛簸的歷史，我不知不覺走到今天，已經擁有了一大批屬於自己的「藏書」。數量未認真清點過，但總有幾千冊吧。類別很雜，但也有相對較為集中者，如「經」部「子」部和先秦思想史方面的書，心理學、文化學方面的書，漢語言文字學、訓詁學方面的書，冀魯邊黨史、人物傳記方面的書，相對來說比較多些。美學類圖書、馬列主義理論研究類圖書，某些作家（如巴爾札克、狄更斯、泰戈爾、茨威格、魯迅等人）的作品，也比較多。
以「藏書家」的眼光看，我所有的書「收藏價值」大都平常稀鬆；但其中（至少對我個人來說）也有些堪稱「彌足珍貴」者：一是若干種所謂的「巾箱本」石版印刷書（如光緒十五年上海斐英石印館的《加批增補四書味根錄》、光緒廿七年湘南校經堂《四書新義》等），其中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上海文盛書局石印的《四書人物類典串珠》，內框6.8×10.2cm，是典型的「掌中書」，書中正文用字僅兩毫米，注釋用字僅1毫米。1993年11月3日，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播報了一條新聞稱，浙江海寧的一位藏書家發現了一套清末石印的「袖珍書精品」，書名正是《四書人物類典串珠》。後來太原電視台得知我不僅也有這套書，而且還有若干類似的書，就帶了攝相機去我家猛拍了一陣，在新聞欄目中播了兩天。2000年我做了些考據，寫了篇介紹「巾箱本」和《類典串珠》的文章，發表在了《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二是布麵線裝套色影印的《忠王李秀成自述》。這本書僅在扉頁上印了「原高一七·三公分，寬二七公分。此次印影，板框尺寸字跡大小悉仍原式」這樣一段說明，沒有任何出版社、出版時間及印數、定價等信息。據我所知，這是60年代初主席要求影印了分送給有關研究人員的，印數不過200本。
三是羅振玉題跋1913年博文堂審定精印歐陽詢《皇甫誕碑》拓本。四是1958年莫斯科出版社的大8開雕塑作品集《скулъпмура》，和60餘幅精製彩色膠印的俄羅斯名畫。五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版的如朱光潛的《美學》、潘光旦的《優生學原理》等書。六是由書的作者親手校訂過的校改本，如高亨的《文字形義學概論》，扉頁上有作者題字，書中有作者以蠅頭小楷對書中文字進行的校改和修訂。另外，還有一套民國五年（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悟真道人」作序的120回《紅樓夢索隱》十冊，此書天頭地尾，常見一讀者的批註和題詩，文理皆有見地，而那一筆狼毫行楷尤可觀賞。題詩後加蓋有印章「容舒」——想來此公也是位「書痴」之類的人物了。
2.我之所以在寫到自己的「藏書」時，特意對「藏書」二字加了引號，原因就在於我從來沒有為「藏書」而刻意搜求圖書的意識。一切隨緣——開始只是愛讀書，後來又加上個愛使用書，所以漸漸養成了「嗜書」的癖好。有了這個癖好，書也就與自己結下了緣份。
概括起來，我現有的書，無非是通過「抄」「討」「換」「購」「贈」這樣幾條途徑，輻輳到我身邊來的。
抄書的經歷，主要在七十年代。那時，不但買不到書，而且借不到書。啥書都扣著「封、資、修」的帽子，該燒的也燒得差不多了，有偷偷藏下的書，其主人也都秘不示人，你想這書能好借嗎？所以一旦借到，就能抄多少抄多少。除了前面提到的《唐宋詞一百首》外，我還先後抄過《聊齋志異》《唐宋名家辭選》《少年維特之煩惱》《巴爾扎克研究》《拿破崙年表》《聲韻字表》等等。抄寫《聊齋志異》的情形，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我在山東慶雲當社員種地，在一遠親家發現了一套十二冊線裝木版印刷的《聊齋》，好說歹說，人家總算答應借給我了。但一次只借一本，還舊借新。這位親戚住的地方離我們村挺遠，來回一趟至少也得七、八十里地，那會兒又買不起自行車，腿兒著來腿兒著去，光借書還書十二個來回下來，就有千把里。那會兒下地幹活，一天十幾個小時，晚上記了工分回家才有空抄書。當時正在冬天，我把窗戶紙扯下來，讓風呼呼地往屋裡灌。好多人說我是抽瘋犯神經，其實我是怕自己犯困，才故意這麼乾的。那會兒村裡還沒電，家裡窮又買不起煤油，就跟大隊機磨房賒了些廢柴油來點燈。在騰騰的油煙子底下抄書，困到受不了啦，吹了燈倒頭就睡。屋裡冷，所以一冬天沒脫衣裳，身上的虱子都滾成了蛋蛋。半夜凍醒，睜開眼就趕緊抄書。天真冷啊，燈里的柴油都凍住了，只好從鋪底下撕把鋪草點著，先把燈里的柴油烤化，才能把燈點亮。天天夜裡這麼抄書，天天早上醒過來時滿臉、滿鼻孔的黑油煙子。就這樣，把一套《聊齋》抄了下來。後來，我雖然有了鉛印本的《聊齋》，但這套手抄本，至今仍保存著並對它珍愛有加。
討書，是件難事，特別是我一向臉皮薄，不好意思張口求人。但七十年代在農村，還是變相「討」了一些書。一種情況，是有些人家裡雖然沒有識文斷字之人，但因當地一向有愛惜字紙的傳統，故保留了些祖輩用過的舊書，我看到後就跟書主借，人家就送給我了（ 如《論語》《孟子》《增補韻對千家詩》，光緒十年善成堂藏版《詩經體注旁訓圖考大全》等書，就是這麼得到的）。雖說是人家「送」的，但畢竟是我張口借書在先，所以等於是向人家討來的；再一種情況是去各家串門，見主人撕舊書當捲煙紙，我心痛得直嘬花子，表示願買粉蓮紙來交換，人家見我這幅嘴臉，也就把書送給了我，其實這也算是討來的。後來離開農村，自己有了一些書之後，開始深深體驗到被人討書時猶如以刀剜肉的滋味（七十年代末，一位摯友在與我離別遠行前討去我一本《傲慢與偏見》，一本三十年代西方印行的《聖經》，我雖然一咬牙一跺腳把書給了他，但心裡著實鬱悶了好久），所以儘管有隻要我張口就肯定能討到書的機會，我也決不再向人討書了。
「換」，是我七十年代獲取圖書的重要手段之一。當時村裡的書大多在「破四舊」中被抄沒了，但隊里沒捨得把這些書燒掉——不是因為尊重知識，而是因為這些舊書，過年時可拿去跟做鞭炮的作坊換煙花爆竹。我回村時他們都已經換了好幾年啦，剩下的書就塞在貧協主任偏屋裡的兩口棺材中。那時我訂了份小報，我就找大隊商量，提出來想用報紙換書，一斤換一斤。鞭炮作坊當然更喜歡用報紙趕鞭炮，同樣份量，報紙可比舊書換的鞭炮多。隊里一聽這事挺上算，就答應了。這樣，我用報紙換了不少裝在棺材裡的舊書（如《袁了凡王鳳洲綱鑒合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民初上海廣益書局的《言文對照新式初等論說指南》等等）。離開農村後，也有與書友以書易書的情況，但只是偶爾為之，已算不得進書途徑之一了。
購書，是進書主渠道。在農村當社員那會兒，干一天活兒掙一毛七分二。要購書那是既沒錢也不方便（縣裡有家書店，可從我們村去趟縣城來回有百十里地）。不過那時我還是買過一些書的，如《<論語>批註》、《孔子誅少正卯》，魯迅的一些雜文集、《反杜林論》等馬列著作、樣板戲簡譜、總譜等等。75年底，部分性落實政策，我於67年夏進了工廠，每月20元生活費，離書店也近，我買書便多了起來。後來進一步落實政策，月薪升至28元，買書時出手就更大方些了。大學畢業後教中學，工資50多元，買書的勁頭就更足了。那時我日子過得非常摳門，捨不得吃捨不得花，攢點錢一是花在假期外出旅遊上，二就是買書。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我調至太原，差不多每月要去一兩次書店。當時書價低但工資也不高，有時因買書超支，搞得生活費都沒了著落。記得有一此剛領工資就去古籍書店，挑了幾本「子」集書後，突然發現了一套兩厚本大16開本的《十三經註疏》，當時我正四處淘換這套書，所以想都沒想就把它買了下來。結果……當月買飯票的錢不夠了，弄得自己十分狼狽。87年我愛人調到太原，日子相對講究了些，但書也還是要買的；91年有了娃娃，經濟上感到壓力，買書時自己才有所節制了。
在「節制」下買書是種樂趣。時間久了還總結出幾條經驗。要想買得划算，最好買平裝本、小字本和特價書；倘有機會去書店書庫掏積壓的舊書，更須狠狠撈它一票。比如《經集纂詁》，大字影印本要幾百元，而我買的成都古籍出版社的小字影印本僅4塊4；《世說新語》加標點的注釋本要好幾十塊，《閱微草堂筆記》注釋本也得80元，我在書店庫房中掏到的積壓舊本，前者三塊多，後者才一塊三！九十年代後書價猛漲，我當時住的樓下有個小丁字街開辦早市，每到周日，都有個小伙拉上一平板車出版社或書店的積壓書來叫賣，不管原價多少，一律「五元兩本」。又便宜又不用跑路，所以我常常一買就是一大抱。一來二去跟書販還成了朋友，我需要什麼書，告訴他一聲，他就會專門去找。來杭州後的頭幾年我也還經常光顧特價書店，買過不少便宜書。當然，有些新書只要用得著，再貴也是要買的。好在妻子不但理解，而且大力支持。只是自己想到做父親的責任，不大再像從前那樣任情任意任性，可買可不買、可當下買可日後再買的書，就暫時先不買了。
贈書，早年不太多見，七十年代在農村時僅有一次。那是在四處投師學習絲漏製版技術時，認識了某村一位老者，此人家中有不少書。我第一次登門拜訪，他就講，早聽說你這人愛書，我出道題，你答得上來我的書歸你。我說，行，我試著答答看。他說，就以書為題做首詩吧，四句八句都行。我想了想，就謅了四句順口溜。老者聽完很高興，帶我看了他的書後說，用得著的，你隨便挑吧。最後人家還死活留我吃了頓飯。上大學時我發表了一些詩歌，被列為《山東文學》重點培養的「青年詩人」之一，幾位詩友在濟南成立了個「未來詩社」，每周都活動，這樣我就結識了一幫子詩人朋友（現在頗有些名氣的韓冬、楊爭光等人，當年都是該詩社成員）。詩友們送過我一些書，如惠特曼的《草葉集》，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郭沫若的《女神》等等。九十年代後，參加學術活動較多，曾得到不少學者贈送的個人專著。後來作為《華夏創世神歌》一書的總策劃，我為該書寫了長序，並參加了該書的研討會，再次結識了一些山西詩人，得到過不少他們贈送的個人詩集。此外，還得到過一些方誌、人物傳記和小說作者的贈書。來杭州後，省社科院的朋友送過我兩套大型叢書，加起來也有大幾十本。值得一提的是，96年在北京參加全國第三次鄧小平理論研討會，會議期間多家出版社紛紛向會議代表大贈其書。臨散會前，鐵路還專門派人來幫大家打包，每個代表都是兩大件零擔得書。僅將這些書發回太原的運費，我就化了一百多元。（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