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之厄運 論斤稱書

古舊書籍想保存長久，實在是很難的一件事，綜觀昔時，隋代的牛弘、唐代的封演、宋代的洪邁等人對書之厄運，都有發人深省的論述。這些厄運多屬兵燹、水火、蟲害，而更厲害的當涉及政治的原因。現在想寫的，是另外一種人為的原因所造成的書厄。

先說現在的吧，不管是在何處，大凡書店裡有舊書、舊報、舊刊，那都是收藏者眼睛裡的寶物。而對書來說，只要是線裝古籍，那更是逛潘家園等地的人們最受寵愛的。畢竟是舊一點的東西，有點年頭的對象，在經過文化大革命掃四舊的滌盪，現在再找也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如今似琉璃廠的一些大書店，如要售賣一批圖書，那清晨就會有人排隊等候，而到開門的剎那，人群就像聽到發令槍響，頭批的數人爭先搶後，一涌而入，不似百米而勝似百米，先搶上幾捆再說。由此可見舊書受歡迎之至。

然而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舊書行業卻是另外一番情景。津生也晚，不能躬逢其境，只能從讀前輩們的書中得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所謂是書賈販賣，惟利是圖，利之所在，趨之若騖，何足與言中華傳統文獻之重要！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即使是來青閣、修文堂、修綆堂等重要書肆，在售賣古書的同時，也將店中難銷之書、殘缺之本、西文書、教科書、聖經、過期雜誌等等論擔秤斤售出。鄭振鐸寫過一篇「『廢紙』劫」的文章，說的是書店老闆不管秤斤之書究竟為何，只要有錢賺，那怕是繩頭小利，也會將書送去做還魂紙。

某日，鄭先生在中國書店見有舊存古書七十餘捆，店主正欲招紙商來秤斤去。鄭見其目，多普通古書，且都為有用者，若江標輯《唐人五十家小集》（光緒二十一年江氏靈鶼閣據南宋陳道人本景刻）、吳省蘭等輯《藝海珠塵》（嘉慶道光間刻本）以及《兩浙輶軒録》、《楊升庵全集》、《十國春秋》、《水道提綱》等書，約七八百種五千餘冊之多。店主說：如欲留，則應立即決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廢紙。鄭力勸其留售。不允，並說這也不能銷，那也沒人要，不如論秤出，得利多而且快。鄭只得又去幾家熟悉的舊書店遊說，希望他們能買下。但這幾位店主也都以不值得、不易售而婉言謝卻。在無可奈何之下，為了使這些書免成還魂紙，鄭只好在囊中困窘之際，毅然以六千金救下了這七八百種書。

鄭先生感概之餘，又寫道：「凡家有破書數架、故紙一簍者，負販輩必百計出之。不必論何種書也，不必視書之完缺也，不必選剔書之破蛀與否也。無須涇涇議價，更無須專家之摩挲審定，但以大秤一，論擔秤之足矣。於是千秋萬世之名著，乃與朝生暮死之早報等類齊觀矣；於是一切斷爛朝報，乃偕精心結構之巨作同作廢紙入熔爐矣。文獻之浩劫，蓋莫甚於今日也！目擊心傷，回天無力。慘痛之甚，幾有不忍過市之感。」

鄭是作家、教授、學者，也是藏書家，當時失落的心情，真是一般人所無法理解的。鄭先生1943年4月27日在送王伯祥《十國春秋》封面上寫道：「浩劫之後，継以焚毀，古籍之存世者鮮矣！近數月來，紙商復以重值搜羅舊書為製紙原料，各書肆對於巨帙之廉值書皆捆載出售，實圖籍之又大厄也。予目擊心傷，挽救無力，昨來青閣得中國書店存書八十餘扎，亦欲售予紙商，予大憤，傾囊悉得之。」也可印證上面的事。

顧師廷龍先生是在1939年7月離京赴滬籌辦合眾圖書館事宜，次年即從滬肆購書，與估人很是熟洽。在顧先生1944年的日記中，多次敘及了書肆將不易銷之書轉手賣與造紙廠之事。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此書四十四卷，一大函，1933至1935年鉛印本。在某書店有若干套，每部定價五百數十元，無人問津。後有一同行至，不還一價全攜之去，謂論斤售與做還魂紙者，可得六百數十元，就這麼一轉手，可賺一百五十元。顧先生聞知，嘆曰：「如此以往，書將盡矣。」

沒過幾天，顧去東方舊書店，見到店主將不易銷之書俱秤斤售紙廠為原料，其中有《三通書局叢書》數十箱、日日新聞社之《華中現勢》均在。此店又有同文書院出售之書，多中國社會經濟調查所及金陵農學院等所出調查之日文譯本，其他工商業之調查錄甚多，顧以每斤六十元（約四十斤）為合眾圖書館買得。這個同文書院當時還有大批雜誌稱斤出售，數量多，且不經廢紙商而徑入紙廠。所以顧先生以為「雜誌入同文一劫，出同文又一劫。本館力不能收，聽其銷毀，殊為悶損。」

又一日，顧游文都書店，見殘方誌十餘種，皆捆待收廢紙者購去。先生覺可惜，遂以每斤九十元收之。顧又去另一家書店，見連史紙書皆以廢紙售去，每斤八十元，大嘆「可惜」。再一日，修文堂主人孫實君告顧先生日來秤紙情形，晚訪東方舊書店，亦談秤紙事。據云：「抱經堂朱遂翔與其徒合夥購《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秤斤鬻去八十餘擔，《鄞縣通志》三百餘擔。」《鄞縣通志》計五十一編，1933年所修，三百餘擔又不知是多少部了。顧先生是以書為生命的學者，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保護圖書，所以他聽後，非常之難過，發出了「聞之惟有浩嘆。吾不知主管之人何亦喪心病狂，輕易棄毀，一至於是耶？」

顧先生耳聞目睹，又去調查了一番，更了解到不同紙張的書籍有不同的價格及收購情事，如白道林單面有字百元外，雙面百元。報紙六七十，江南連史八九十元，手工連史六七十元。書賈收來，售廢紙小同行。小同行售大同行，大同行售紙廠，亦有由紙廠掮客出而收者。收去之紙，以紙質與色分類別解送，不可夾雜。大同行約二三家，資本須五六百萬元，小同行亦須十餘萬元。

1944年，抗戰的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但上海、北京的經濟仍然很差。因廢紙價高，各書肆對於殘本而無法配齊者，皆論斤出售。琉璃廠某書肆，一次即達三萬斤，全部成了還魂紙。

解放初期，百廢待舉，古書也有短暫厄運。讀鄧之誠先生《五石齋文史札記》（1949/5/3）「多文閣魏估言：城中有蒙文《道藏》，全部棉紙本，賣與亞興造紙廠 共拉五排子車，每斤價五十元，共十餘萬元。業已造漿，不可挽回矣，浩劫哉！然未聞清代曾以滿、蒙文譯《道藏》，莫是《釋藏》否？」而顧頡剛先生的《顧頡剛書話》中也有一段蘇州秤斤售書的記載，說的是他出席蘇州人民代表會議後還里，與文學山房肆主江靜瀾談，知1949年後人家藏書散出，秤斤售與紙商，僅五百元一斤。而舊報紙價較舊書為貴，蓋因適宜於造紙。北京書估至蘇州購書，出價漸高，每斤升至一千七百元，大量捆載以去，售與北方紙商，則每斤三千元矣。以其幾加一倍，除運費外尚可賺錢，故書商競為之，此中不知犧牲若干好書。南京文物管理委員會知之，令南京圖書館盡量買秤斤書。顧先生後去南京，知已秤若干萬斤。因此，顧先生認為此亦是「搶救」也。

《盧前筆記雜鈔》內有一篇「秤書記」，很有意思，說的是在舊紙鋪里從廢紙中秤得古籍的事（這和前面將書售之造紙廠不同）。云：「我得了一個好消息：在水西門舊紙鋪里居然可以容你選擇，普通是一千八百元一斤，你選擇的照二千元一斤計算。我知道這其中一定有好書的，因此約馬君同往。剛巧有客幇來辦貨，秤了四五百斤，捆載而去。我朝它望了一望，都是很整齊的，線都沒有斷的，也許是什麼叢書之類的書。鋪主照應他們去後，才注意到我們，馬君說：『我們是要選的，無論如何都買你的，照二千計算就是。』他點點頭，我們也就動手，打開了一捆，我發現一部完全不缺的《金山志》，還有《續志》。在第二捆又得到一部《焦山志》，還有《京口山水志》四冊。我心裡正在詫異：那裡這多關於鎮江的書！忽然在別的一捆中看到一本明刊的《鎮江府志》，可惜只有一本。『好多的志書啊！』我心裡又在喊了。什麼《鳳陽府志》、《淮安府志》，都是些殘本，鋪主向我說：『這紙多麼雪白，比洋紙都好，你看便宜不便宜？』打到第七捆，我又選了《廣陵通典》等等。馬君選了王定安《湘軍記》和一些稿本、鈔本。天色漸黑了，鋪主為我的選書一秤是八斤，馬君的是六斤半。當時付了錢，馬君提著兩小捆送我回來，並替我一數，共計三十四本。聽說這鋪主兩三天上一次貨，我們又打算上菜市似的再去秤它一次。」

盧先生得到的山水志和地方志都不錯，《金山志》及《續志》、《焦山志》、《京口山水志》都有不同版本，也不知是哪一種。明刊的《鎮江府志》，應為三十六卷本（萬曆刻天啟增修本），全帙僅天津圖書館一部。盧先生寫的早已成為歷史，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今天，那淘書者真要似瘋狂了，或也可能發生「打破頭」的事了。

至於書賈們所起的作用，以及後來的什麼將不用的書報雜誌賣到廢品回收站秤斤，或者是發生在「十年動亂」時的劫難，那就又是一回事了。

以上都是從我的讀書筆記中抄出的，我沒有去查找1944年和1950年時的幣值，只是將例子先行寫出，供研究者加以利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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