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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賴於一組矛盾的平衡,我們的經驗別國難模仿

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秩序之中,這個秩序以作為核心的發達國家自身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化為表現,通過發達國家內部在市場、外貿、金融、公共服務的私人化和金融化來實現效率釋放,由發展中國家來承擔相對薄利的生產性職能來滿足經濟體系的持續運轉,避免由於金融化擠占生產性投資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

這一模式產生和發展已有40年時間,本質上是發達國家控制全球化大生產產生的經濟剩餘,並進行內部分配的經濟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如果發展中國家絕對的自由雖然效率會提高並且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就業崗位,但是發展中國家卻很難獲得足夠的經濟剩餘。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又不可能自己建立這樣一套龐大的、且能吸引足夠多資源多體系,如果不加入就沒有任何發展機遇可言。這是個複雜的狀態,邏輯上看就需要平衡。

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反主權的,儘可能突破主權壁壘實現全面金融化才是新自由主義的基礎。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要加入全球化大生產,一方面又要抓住機會發展自己的生產體系,僅僅依靠少量的分工是無法支撐的,甚至勞動密集型產業僅僅成為國民經濟的飛地,在持續生產中僅僅取得極少量的經濟剩餘。然而,如何在參與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運轉的同時截流儘可能多的經濟剩餘呢?

方法有一些,核心在於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工業化。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家截流經濟剩餘最為重要的方式,而比如「市場換技術」、工業體系建立及其背後的工程教育等等,都涉及國家能力和現代化進程中的資本積累,然而能達到這些要求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換言之,面對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如今還能一窮二白起家的國家都非常少,類似韓國一窮二白起家、經濟總量擴張100倍這樣的案例或許將是絕唱。

新自由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幾乎是同時產生的,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已經完成了部分的資本積累,中國也擁有足夠的工業體系。而中國的國家能力要比現在的發展中國家更強,這意味著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全國統一市場,還有具有較強執行力的政府,國家對社會的滲透也能夠達到現代國家的水平。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礎,也是中國當時面對國際資本最有力的吸引力和談判資本。之後,「市場換技術」才可以成為一種可行的策略,外來的技術和管理才能幫助本國體系轉軌並且使之成為有市場競爭力的體系。這個體系的存在則是抵禦新自由主義體系的一道保險。

有學者認為,加工貿易體系雖然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但實際上在2010年後佔GDP的比重只有5%,而上述工業體系的產值要高得多,也能截流更多的經濟剩餘。這種反新自由主義的保障存在,才能避免中國遭到新自由主義的高效率衝擊,避免了經濟出現東南亞遭到西方資本掃蕩,或者出現早期去工業化現象,中國經濟能夠保持40年的增速,不僅僅依賴於新自由主義,同時還依賴於反新自由主義的結構存在,兩者的平衡才創造了目前的局面。這種平衡對於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大部分時候都是奢望。

因此,在新自由主義出現較大問題的情況下,中國還是會保持金融為生產服務的角色,而不是過早金融化,這是適應中國現有地位的策略,也是發展中國家所需要。中國的製造業還需要更強的發展,特別是向著世界級的尖端製造業發展。未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將會更為緊密,中國更為龐大的產能和技術轉移可能會向東南亞和南亞投射,這會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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