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切爾諾貝利》不是真相，也不是謊言，是神劇
最近關注度最高的劇集，非《切爾諾貝利》莫屬。
這部根據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改編的迷你劇，播出後在IMDb和豆瓣上都獲得了9.7的超高分，是部不折不扣的神劇。
而征服了中外影迷的，正是「真實感」。這種真實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核事故恐怖感的呈現，二是對核事故「真相」的還原。
「現實永遠是最可怕的！」
「傑出的迷你劇，真的嚇人令人不安，我看過最好的迷你劇之一，一部大師之作。」
這種「真實感」在第一集尤為明顯。整個劇集的敘事就是從「揭示真相」開始的，對於蘇聯緊張局勢的塑造，比核事故本身還有看頭。
因為「真相」，輿論發生了轉向。
最近，將神劇論調取而代之的是「構建真相」論，即《切爾諾貝利》所講述的「真相」是被西方世界建構出來的。所以《切爾諾貝利》不是講述真相，而是在建構真相。
其實按這個理論，全世界能看到的所有影視作品，都是輿論工具。
《切爾諾貝利》的厲害之處恰恰在於，就算是輸出西方世界所認為的「真相」，那也將理趣相結合，拍的生動有趣，兼具娛樂性與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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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的敘事以瓦列里·列加索夫為中心，以他的死亡為起點。這位當時事故委員會的重要成員，選擇在核事故的兩周年、宣布調查結果的前一天自縊身亡。臨終前，他錄了磁帶，記錄下了一些未曾公布過的事實。
以瓦列里·列加索夫為主角確定了兩件事：
1、《切爾諾貝利》基調是帶著批判與絕望色彩的；
2、《切爾諾貝利》還原了很多真實細節。
這兩點在劇中隨處可見。與其說《切爾諾貝利》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建構出來的「真相」，不如說這種批判性質是從主人公瓦加索夫那裡來的。
現實中的瓦列里·列加索夫（左），扮演者傑瑞德·哈里斯（右）
這位蘇聯最值得尊重的無機化學家，是第一個在事故發生後堅持要求疏散居民的人，是敢於與蘇聯官方對抗以還原真相的人，是任務完成後還留在切爾諾貝利調查事故原因的人，是到死還在擔心蘇聯核安保狀況的人。
他說：「（這起事故是）蘇聯國民經濟管理中已經持續了數十年的所有錯誤的典範。」
他兩度當選蘇聯最高榮譽獎，兩度拒絕。
《切爾諾貝利》還原了瓦列索夫的經歷：4月26日接到電話，代表科學界人士成為事故委員會的一部分，前往切爾諾貝利看到紫色天空意識到了嚴重性，登上直升機確定堆芯是否爆炸......
除了瓦列里·列加索夫外，劇中還穿插著許多條線索，大部分都是嚴格按照資料拍攝的。比如最先出現的一條敘事線，就改編自犧牲消防員瓦西里·伊格納堅科遺孀柳霞的自述，出自《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一書。
如果說科學家列加索夫從國家的宏大高度，見證了災難、謊言、數以萬計的犧牲與死亡，那麼柳霞的故事則代表了切爾諾貝利事故中，最令人心碎的個體經驗。
這是《切爾諾貝利》的高明之處，沒有用眾生煽情，卻用一個悲劇說明了所有。
在名為「孤獨的人類之聲」篇章中，柳霞的第一句話便是「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說死亡還是說愛情？或者說這是一碼事......應該說什麼呢？」
在《切爾諾貝利》中，柳霞不顧護士警告，觸碰、擁抱、親吻相當於高污染輻射體的丈夫。這讓屏幕外的群眾很是氣憤，覺得她就像低俗恐怖片里的無腦送人頭女主。
護士：「你，不許碰他。」
妹子：「立刻碰他。」
實際上，劇中關於柳霞與丈夫的一切，基本都有事實依據。正如柳霞自己所說的，這段故事不僅關於死亡，還關於愛情。
柳霞與丈夫瓦西里的真實結婚照
柳霞之所以不聽勸告無視危險是有原因的。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她與瓦西里是非常甜蜜的新婚夫婦。雖然沒有拍書中所寫的二人「手拉手」逛街的畫面，柳霞看到熟睡的丈夫而面露微笑，也表現出了這種甜蜜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被告知有多麼危險，柳霞都寧願選擇留下。
但是在自述中，柳霞也提到了蘇聯官方對公眾的隱瞞。
不知為什麼，醫生確診他們是煤氣中毒，誰也沒提輻射的事......沒人提輻射的事......只是......人們在用一種粉末洗滌街道......
柳霞的冒險舉動，混合著無知無畏與無所畏懼的愛。
《切爾諾貝利》對瓦西里等受到嚴重輻射以至於放射性燒傷的傷員做了大膽刻畫。
劇中出現的可怖形象也能在柳霞的敘述中找到依據，從最開始的腫脹消失、坐在床上打牌，到全身長滿水泡、皮膚龜裂，再到皮膚掉下來，身體組織與骨頭分離，肺的碎塊、肝的碎塊從嘴裡湧出來，都有所體現。
劇中描寫病變的影像尤為逼真，特別是書里寫到瓦西里「中樞神經系統損壞，頭骨完全損壞」，劇中瓦西里的頭部已經變形，有種頭骨消失了的感覺。
包括最後把遺體當成放射性物質塑料袋→木質棺槨→袋子→鋅制棺槨→水泥封注的處理。
《切爾諾貝利》對當時事故負責人鮑里斯·謝爾比納，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演繹也使人信服。
斯特蘭·斯卡斯加德（左），鮑里斯·謝爾比納（右）
大衛·丹席克（左），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右）
不過，鮑里斯·謝爾比納的飾演者斯特蘭·斯卡斯加德卻表示：「真人和我演的有很大區別，關於真人的資料少而又少，我是根據劇本和故事需要來演的。」
編劇克雷格·麥辛在播客節目中說過，他盡所能還原出人類史上最嚴重核災難的真實樣貌。但是，也在其中進行了一些自由創作。鮑里斯是虛實結合，被塑造成了有所改變的複雜政治人物；礦工是否裸體作業是有爭議的，裸體更能體現出「力量感」與對無效防禦的「不屑一顧」。
而片中另一位主角白俄女科學家烏拉娜·霍繆克則是完全虛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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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拉娜身上，能看出《切爾諾貝利》究竟是以什麼出發點創作本劇的，是否有欺負蘇聯「死人不能說話」的嫌疑。
編劇麥辛說，雖然烏拉娜沒有真實存在過，但她又是真實的，因為她象徵了許多人——蘇聯醫藥與科學中的女性。
在1962年至1964年，在蘇聯取得化學博士學位的40%都是女性，同期美國的比例是5%。1950年代以來，蘇聯醫生超過70%都是女性。
艾米麗·沃森飾演的烏拉娜·霍繆克
因為在蘇聯政權中少有女性，而女性又在醫藥與科學方面有著卓越貢獻，麥辛就創造了白俄核專家烏拉娜這個角色。在劇中，烏拉娜和那些真實英雄的地位是相同的。
其實，這些英雄才是《切爾諾貝利》的主角。
對於蘇聯緊張氛圍的塑造，對於「人禍」的定調，集中在第一集。從第二集開始，去拼盡全力乃至犧牲性命對抗災難的英雄慢慢出現，從消防員瓦西里，到科學家列加索夫，再到烏拉娜、管道工、礦工，這些英雄的故事成為了劇集講述的重點。
麥辛說，不止一個人跟他說過，礦工是裸體作業的
麥辛談到了創作動機，他說：「在我小的時候，爆炸發生了。那時候全世界都知道『切爾諾貝利』炸了！，等我長大點，知道的是蘇聯人撒謊了，蘇聯人自己創造了這麼個系統才導致爆炸的。
「但那時候我們從西方的報道中，不可能知道的是，只有蘇聯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以及蘇聯人做出了多大的犧牲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切爾諾貝利》對蘇聯的描寫，仍然帶有西方世界的有色眼鏡。可是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切爾諾貝利》是在填充西方世界的盲區——用充滿人性光輝的、英雄主義式的「真相」。
普遍人性，恰恰有些人，不相信存在的。
文_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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