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那些「例外」的亡國之君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的無情總是令人扼腕長嘆，一提起「亡國之君」一幕幕悲慘血腥的畫面總會浮現眼前。在歷史上，王朝的悲劇也即意味著個人的悲劇，身死國滅看上去是天定的宿命。然而，歷史上總有例外，有些亡國之君的人生歸宿和命運卻值得記上一筆……

最安享晚年的亡國之君：覆巢之下也有完卵？破巢之下幾完卵？亡國之君多悲慘。相比之下， 漢獻帝劉協，既享受天倫還造福一方；末代皇帝溥儀做了共和國的公民，自食其力，真正獲得了自己的人格；蜀後主劉禪，大智若愚，不但成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蜀中百姓。他們，可以算的上是亡國之君中結局最好的三位……

結局最好的亡國之君：造福一方百姓，還有時間玩戶外

漢獻帝劉協不僅享受天倫，壽終正寢，死後以天子規格和禮儀下葬，而且他在有生之年還廣施仁政，懸壺濟世，造福一方，為民傳頌，堪稱中國歷史上結局最好的亡國皇帝。當皇帝，劉協無法施展個人才華；當山陽公，劉協卻可以一展身手。經過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山陽人民安居樂業，百業興旺。空閑時，劉協喜歡到濁鹿城北的小山上登高遠眺。盛夏季節，他常到國北的百家岩遊玩，一邊納涼，一邊觀賞吼聲如雷、噴珠濺玉的天門瀑布，在那裡留下了「避暑台」的遺迹，現在該處尚有宋人石刻「漢獻帝避暑台」六個大字。

曹魏青龍二年(234)三月，劉協病逝，享年五十四歲。魏明帝曹睿聞訊後，「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紱……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緊接著又宣布大赦天下。八月，劉協被安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

從末代皇帝到共和國公民：後半生活得更有人格(李淑賢口述)有人以為溥儀在宮中時，吃飯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樣菜，當了公民以後也總比別人要講究些吧？其實不然，他很隨便，也很儉樸。結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儀和我都在本單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東觀音寺以後，才逐漸添置一些鍋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動手在家裡做。兩人吃飯往往總要剩一點兒，溥儀不許扔掉，下頓總是搶著吃剩飯，還不讓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說，糧食是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一粒粒麥子積起來，實在不容易。溥儀喜歡吃西餐，我們有時到莫斯科餐廳或東安市場內的和平餐廳吃一、兩次西餐。每次他都徵得我同意後才去。去了也不浪費，兩人吃一頓飯不過花三四元錢而已。至於住的地方，溥儀一點兒也不挑剔，我們婚後就在溥儀的獨身宿舍內臨時安家，有一間卧室，一間客廳。有一次，我和溥儀一起到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家閑坐，連處長說：「你結婚了，現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習慣吧？」溥儀說：「我覺得還很不錯嘛！」他講，宮裡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狹小；現在的房子雖小，卻天地廣闊，因為是兩個世界呀！

被千年誤讀的蜀後主：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是大智若愚的高手蜀後主劉禪是三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公元263年，蜀漢為曹魏所滅，劉禪投降曹魏，被封為安樂公，居住與洛陽城。晉武帝泰始六年（271年）病死，享年65歲，劉禪帝位穩定四十年有餘，降後客居他處也能頤享天年，這要得益於他那種大智若愚的處事風格，也讓當代史學家們紛紛改變了原有 「扶不起的阿斗」 的看法。司馬昭問他想不想蜀地本來就是試探他有沒有野心，劉禪用一句「此間樂，不思蜀」輕輕遮過。倘若當時劉禪真的回答「先人墳墓，遠在蜀地，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啊」，等待他的不是毒酒就是白綾。說他順勢而為，以一身之榮辱，一家之成敗，換得全國之完璧，也不是毫無根據。這從史學家王隱在《蜀記》中講，劉禪之所以寧背罵名而不作辯解，乃「全國為上之策」的評語中得到佐證，更可以從日後蜀國百姓的懷念中得到佐證。偏居巴蜀一隅的險地，而能執政四十一年，成為整個三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倘若沒有過人之處，是絕對不可想像的。最才高命薄的亡國之君：皇帝里的「文藝青年」

還有幾位，絕對算得上是古代亡國之君里的另類，他們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多愁善感，擅長吟詩作對，他們既是文藝青年，又顯然是高富帥，不過他們的人生悲劇就在於生在了帝王家，而且還是末世……

梁元帝蕭繹：讀書讀到眼睛失明

蕭繹（508-554年）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小名叫七符，於承聖元年（552年）在江陵即位，史稱梁元帝。然而僅僅兩年，江陵城就被西魏攻破，蕭繹兵敗出降。元帝出降後，先被幽囚，然後就被侄子蕭詧派人用土囊給壓死了，終年47歲。蕭繹生長在一個文學氛圍濃厚的家族，其父蕭衍、長兄蕭統、三哥蕭綱都是梁代有名的文學家。蕭繹自幼「聰明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鍾」。由於幼年讀書勤苦，致使他的一隻眼睛失明，因此還被徐貴妃用「半面妝」加以嘲弄。但蕭繹仍舊好學不輟，他身邊常置侍從多人，輪番讀書，晝夜為常，於是博通典籍。蕭繹還工書善畫，他曾自畫孔子像，自作畫贊而自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蕭繹還喜好收藏圖書，不停地收集抄寫，後來又得到王僧辯從建康運來的圖書八萬多卷，秘府藏書達十多萬卷。但令人痛心的是，在江陵城即將被攻破之際，蕭繹竟然「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把這些歷年積攢的珍貴書畫付之一炬，與他的小王朝一同煙消雲散了。

陳後主陳叔寶：拍馬屁也能拍出壯闊氣象陳後主（553-604年），名叔寶，字元秀，小名叫黃奴，他是陳宣帝的長子。太建十四年（582年），而立之年的陳叔寶成為陳朝最後一位國君。由於陳後主自幼「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所以在他即位前後，一直是「荒於酒色，不恤政事」。陳後主雖然是個治國無能的亡國之君，但在文學藝術方面還是頗有造詣的。他在詩歌創作上的確有值得後人稱道的成績，除那首被視為亡國之音的《玉樹後庭花》之外，他還寫過徵人思婦題材的作品，其詩風格以艷麗為主，寫景抒情時有佳句。再如他跟隋文帝登洛陽芒山所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雖屬歌德派的頌聖之作，但其中卻也不乏壯闊氣象。

南唐後主李煜：在「圍城」中作詞，未就而城破

要說亡國之君多才藝，五代的南唐後主李煜更是一位典型人物。李煜（937-978年），重光，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個兒子。本來按照封建帝室的繼承製度，他是無緣登上皇帝寶座的，依他的自身意願和天賦才能，他也只希望做一個舞文弄墨的風流才子。李璟就是一位有名的詞人，李煜繼承了其父的風範，文人習氣和貴族風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現。他通曉音律，擅長詞章，又工書善畫，還是著名的藝術品收藏家。尤其是他的詞作，更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價值，歷來廣為傳誦。據宋人的《西清詩話》記載，當北宋大軍壓境之際，李煜「在圍城中，作《臨江仙》詞，未就而城破」。宋太祖得知此事後曾對群臣說：「李煜若以作詩功夫治國家，豈為吾所俘也。」

最顛沛流離的亡國之君：遠走他鄉不代表自由

對這幾位來說，亡國並不意味著災難的結束，而是痛苦的開始，他們甘當亡國奴，苟延殘喘苦度餘生的代價，就是被迫千里遠徙，居無定所，最終客死異鄉化作孤魂，他們的後半生只能望著天邊飄過的故鄉的雲，追憶那似水年華……

後晉出帝石重貴：不願稱臣傀儡皇帝被俘

石重貴從叔父石敬瑭手中繼承皇位後，對宗主國大遼不很恭敬，不想進貢不願稱臣，遼太宗耶律德光盛怒之下派大軍滅了這個傀儡國，將石重貴一家押往遼寧腹地。遼太宗對石重貴一家還算客氣，在建州（今朝陽地區）一帶給石重貴封了塊地，讓石重貴一家自耕自種，史稱「躬耕自養」。不過石重貴只在朝陽住了一年多，就被遷往遼陽，最後病死遼陽，葬於開原。

遼太宗還算善待石重貴，但他的手下對這位亡國皇帝卻很不待見。在朝陽居住期間，遼述律王子強娶石重貴的寵姬趙氏、聶氏，石重貴眼見老婆被奪悲憤不已卻敢怒不敢言。到遼陽後，遼永康王之妻兄看上了石重貴的幼女，欲娶為姬妾，但此女年幼，石重貴婉言謝絕這樁婚事，怎奈寄人籬下身不由己，不幾日，永康王就派人將石重貴幼女強行奪走，石重貴與愛女灑淚痛別羞憤欲死。

北宋徽欽二帝：歷史上最早的「北漂族」與石重貴的凄慘遭遇比，北宋的徽欽二帝被俘後在遼寧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金太宗吳乞買滅了北宋後，下詔廢宋徽、欽二帝，貶為庶人。金朝大將宗翰、宗望押解徽欽二帝及王族、宮女3000餘人北歸，這「靖康之恥」竟被北宋文人美化為「二帝北狩」。劉蘭芳講《岳飛傳》，說到徽欽二帝在遼寧昌圖八面城「坐井觀天」的故事。為防二帝逃走，金兵對徽欽二帝嚴監深禁，將他們放到城內一枯井中。夏天，井中空氣流通不暢，徽欽二帝遍體流汗、幾近窒息；冬日，井中陰暗濕冷，這對落難父子渾身打顫、手腳龜裂，苦不堪言。實際上，徽欽二帝在八面城的真實生活並非如此。徽欽二帝在八面城的囚禁生活應當概括為：行動上受限制、政治上無自由、生活上較舒適。最弔詭的亡國之君：勵精圖治勤儉節約導致敗亡

以崇禎的個人素質和勵精圖治的志氣，如果生在和平時期，未嘗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間的帝王，因為和平年代裡，崇禎個人的性格儘管有各種弱點，但不會是致命的。然而他顯然生錯了時代，在那樣一個大廈將傾的季世，他的悲劇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勵精圖治只會加快王朝的滅亡。

崇禎朝的十七年中，一共任用過五十位內閣大學士，不論是在明代還是歷朝歷代，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高紀錄。他共用過吏部尚書十三人，戶部尚書八人，兵部尚書十七人，刑部尚書十六人，工部尚書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崇禎滿意的官員。朝中大臣走馬燈似的換，也許還有些說辭，但崇禎對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是懷疑加猜忌，不能不說是兵家之大忌。

崇禎在位期間，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共計有：輔臣(相當於總理)一人，尚書四人，總督、督師七人，巡撫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員則難以計數。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仕途通達的官員們甚至也認為出相入閣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這位喜怒越來越無常的天子，轉瞬之間從位極人臣到腦袋搬家。崇禎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可以大談節儉，同時也要求所有官員不但要節儉，而且要廉潔。這本來是一個明君的確該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義者的錯誤往往是無視現實的可能性而急於求成，急於求完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禎本人不清楚帝國里這種集體受賄的深層原因，簡單地企圖用儒家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屢屢宣講「文官不愛錢」的古訓。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崇禎下令大幅度裁撤驛站。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讓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農民起義的行列。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三十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大臣們反覆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崇禎卻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到了李自成攻佔北京，從他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三千七百多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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