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亞兩大病夫國何以先後新生
熟悉歷史的朋友大都知道，晚清中國有個蜚聲海外的蔑稱：東亞病夫。
這蔑稱是 怎麼出籠的呢？ 我們今天看以清末為時代背景的《霍元甲》《精武門》等武打片，經常能聽到這個刺耳稱號。隨著這個稱號出現的，必有挑戰中國武師的日本武士。所以，中國觀眾大都以為「東亞病夫」這個稱號是日本給予的。其實不然，此號的發明權並不屬於日本，而應歸屬英國。
1896年10月17日，中國上海租界，有一份報紙登載了一篇文章，引起世人極大關注。那張報紙名叫《字西林報》，是英國人創辦，報紙的意譯名稱應為：《北華日報》。在這張報紙的這篇文章中，首度出現了「東亞病夫」一詞，文章作者對萎靡的清人予以尖刻挖苦：
「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中國是東亞的一個病夫國家，由來已久。但讓我們真正認清他們的病情，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也就是說，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西方對清國的病情認識還不到家，而日本這一戰，讓清國破了相，也讓西方徹底認清了這是個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國。
「東亞病夫」之名遂由此而得。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沒有記錄。只知道作者是個英國人，那麼這個英國人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北華日報》為什麼要發表這篇文章呢？ 追本溯源，發現寫作動機是一場戰爭後的一個聯想：受亞洲甲午戰爭影響，聯想到「歐洲病夫」。
英國人在以「病夫」評價中國之前，早就把這頂帽子扣在了另一個帝國頭上，那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奧斯曼帝國有前突厥帝國的身影，可謂世界最後一個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國。但到了近代，此國卻迅速沒落，小小荷蘭都敢騎在它頭上作威作福。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落，不是身體問題，而出在整個國家政治陳腐、體制落後。而1896年10月17日，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一周年半的日子，東方大清帝國被蕞爾小國日本打得一蹶不振，聯繫到碩大的奧斯曼帝國被荷蘭欺負，所以個「歐洲病夫」，一個「東亞病夫」就這樣被排列組合了。
顯然，「歐洲病夫」奧斯曼土耳其 患病時間比「東亞病夫」大清國更久。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兩大病夫成為歐亞大陸的兩塊巨大疥癬，被世界嘲笑鄙夷。
然而，20世紀的第十個年頭過後，他們奮發圖強，國運轉機，得以新生。 各種歷史原因不一而足。但一個主要共因，是兩國都出現了開天闢地的「國父」。 近代20世紀初葉，兩國各出現了一位非常志士，率領新精英集團，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共和國。成為尊奉的國父。他們就是：
1912年建立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1923年創建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凱末爾。 這兩大國父，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誰的歷史功績更大呢？我們不妨做個比照。
我們都知道，現代中國每逢孫中山祭日，無論什麼團體什麼黨派，各界紛紛隆重紀念孫中山。公認革命先行者的偉大與不朽，為中華民族復興找到來時的路。而 橫跨歐亞大陸、在 眾多穆斯林國家中脫穎而出 的土耳其，當代也 無論什麼黨派，都聲稱是「凱末爾的衣缽者」 。
毋庸置疑，凱末爾是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他與老邁的奧斯曼帝國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大君」蘇丹有著本質不同。凱末爾以政教分離令祖國新生，他的政治主張主要是：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義。 正如偉大的孫中山高舉「民權、民生、民族」的三民主義，創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樣，他們與世界潮流的大方向始終一致、相得益彰。
那麼，要比較孫中山和凱末爾這兩個國父級人物，就得分出相同點和差異點。
上海大學王三義教授曾就此寫過專門闡述，我大致小結歸納，相同點有五：
1、兩人都是「共和國締造者」。2、 都為剷除「帝制」或推翻舊秩序做出了貢獻。3、 都有思想和治國綱領。4、 兩人為操勞宏大事業而損害了健康，孫中山活了 59 歲（ 1866-1925 ），凱末爾活了 57 歲（ 1881-1938 ）。5、 孫中山和凱末爾都有人格魅力，對兩人的崇敬都產生了道德力量。
那麼不同點是什麼？
最大的不同，是凱末爾完全成功了，孫中山未能完全成功。
孫中山首舉反清、反封建的旗幟，多次發動武裝起義，組織革命的政黨，領導了辛亥革命；他創建了中華民國，推翻了專制，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使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是，就在民主武裝開啟北伐、統一全國的行動之前，他猝然長逝，留給歷史的是一片嘆息。
而凱末爾則不然，他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並進行了成功的改革。他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在西亞北非地區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使土耳其共和國成為在伊斯蘭世界實行民主制的樣板，也是從帝制到共和製成功轉型的特例。
土耳其現代史中，對凱末爾的豐功偉績一般概括為這樣八個方面：
1、成功領導了民族解放運動，贏得了國家獨立；
2、創建（締造）了土耳其共和國；
3、廢除了素丹制度，廢除了哈里發制度，為民主制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4、頒布了土耳其共和國憲法，建立資產階級法律體系；
5、發展了民族經濟；
6、教育改革，文字改革，提高了國民文化水平，培養了大批人才；
7、通過社會習俗改革，破除了迷信，提倡了科學；採用姓氏，改革服飾和其他傳統象徵物，禁止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同校，給婦女以選舉權，實現了社會生活的世俗化；
8、維護民族尊嚴和土耳其國家主權。
值得格外留意的是，凱末爾合理利用自己的威望，通過有效的政治操作，從制度變革入手，成功地改造了土耳其社會。 實現了一個「取代」，兩個「分離」。
一個「取代」，就是大家熟知的「用共和製取代了素丹制」。 兩個「分離」，一是指迅速實現「政教分離」。「政教分離」即政治領域打破宗教勢力的干預，實現世俗化，教科書里都有，不需多說。但還有另一個「分離」，這就是逐步實現「軍政分離」。
當時，戰爭在先，治國理政在後。從意土戰爭、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民族獨立戰爭，一連串的戰事鍛鍊出了一大批軍事人才。因此，剛建國時，政治精英大都是軍人。比如，大國民議會的議員、部長、省長、大使，有不少是由軍事將領擔任，整個國家由軍人操縱。
如何擺脫軍人操控政治，凱末爾和他的同僚們費了心思。凱末爾以身作則，脫下軍裝，從事專職政治工作或外交事務，。並從1924年起，規定議會中的軍官必須退出軍職；軍人必須離開立法機構；軍許可權在軍營，不能凌駕於政府之上；實現軍人領袖的文職化。
這兩個分離都很重要，沒有這兩個分離，政權能否穩定都難說，何談後來的其他改革。
成敗無疑是孫中山與凱末爾的重大差異點。而除了上述歸納，還有個人角色的不同，也是導致這種成敗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二人均可謂偉大的政治家，但孫中山同時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而凱末爾不是，他是舊軍隊中的新軍人，是「體制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凱末爾同時是 一位偉大的軍事家。而孫中山不是。但孫中山的任務卻比凱末爾更艱巨。
奧斯曼帝國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首先是自己垮了，不需要凱末爾用革命手段去推翻。在一戰中這個帝國選擇站在德國一邊參戰，決定了失敗的結局。奧斯曼帝國的瓦解是世界大戰造成的，不是被革命者推翻的。帝國的覆亡並非舊政權塌垮，而是被佔領。根據條約，英國、法國、希臘、義大利等國瓜分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凱末爾領導民族獨立戰爭，是從協約國軍隊手中收復失地，不是直接推翻奧斯曼政府，奪取國家政權。
而孫中山卻要面對的是一個垂而不死的老大清帝國，沒有外來戰爭。 要在 1100 多萬平方公里（包括外蒙古）的土地上建立共和國。他 不是軍人，沒有軍隊；不在體制之內，沒有社會地位；面對一盤散沙的社會，抓不到改天換地的權柄。
歷史不容假設，但我們可以當事後諸葛亮，姑且在紙上推演：把孫中山放在土耳其，他也會成功；把凱末爾放在中國，他們照樣不成功。凱末爾若在中國，最大可能像袁世凱那樣，甚至還達不到袁世凱那樣的地位，能成就段祺瑞那樣的「功業」就不錯了。
當然，從國土來看，中國是幸運的，土耳其是不幸的。 土耳其共和制雖然取代了帝制，但由一個龐大的帝國變成了一個中小型共和國。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帝國，國土面積最大時跨歐亞非三洲（近600 萬平方公里），而 1923 年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以土耳其人為主體，只有 78 萬平方公里。 孫中山推翻滿清政府，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王朝全部領土，仍是一個大型共和國。
對孫中山和凱末爾，總體看法——
孫中山和凱末爾都是不計名利，不計較個人得失，坦坦蕩蕩的領袖人物。凱末爾屬於得志成功的人物，孫中山是不得志的人物，但其影響力並不比得志成功者差。後來人評價他們，或帶著情感或出於特殊目的，並不能做到完全客觀。而今天的我們，應該還這等開創歷史的偉大人傑以公道。你無法做到他們那般大勇與大志，正確的態度不是以小人之心詆毀，而應該更加佩服敬重他們才是。
TAG:程萬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