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爺努爾哈赤崛起的歷史背景
努爾哈赤成功的一個前提是苦難生活的磨礪：繼母的寡恩，使他養成自立的性格；馬市的交易，使他大開眼界；父、祖蒙難，刺激他毅然擺脫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爾哈赤後來統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統治的衰落與腐朽。因為建州女真畢竟是明朝全國政治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進退，要受明朝總政治形勢的制約和影響。當明王朝強固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而稱雄統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殺即是例證，明王朝是不願意看到女真統一和強大，會給與干涉。當明王朝衰落之時，少數民族首領起兵統一稱雄，則是可能的。到努爾哈赤降生的時候，明王朝已經像一座柱斜梁傾的大廈，岌岌乎將要倒塌。明嘉靖朝的敗落腐朽，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四個焦點——外部的「南倭」與「北虜」和內部的「廷衰」與「邊弛」，明王朝已經到了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與「北虜」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匱竭。「南倭」之患，明初以來，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間，千里濱海，同時告警。倭寇闖入，燒殺搶掠，許多城鄉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長期進行御倭戰爭，歲無寧日，重耗庫藏。
「北虜」之患，正統之後，尤為劇烈。正統己巳之變與嘉靖庚戌之變，皇帝被俘，京師被困，聲威大減，元氣大傷。其時，「宣、大、山西有俺答諸部，陝西三邊有吉能諸部，薊、遼有土蠻及黃台吉支黨」（《明神宗實錄》第9卷），內中俺答成為嘉靖朝肘腋之患。
僅在努爾哈赤出生的前後十餘年間，蒙古兵屢犯京畿，京師五次戒嚴。宣大總督方逢時疏言：「俺答益稱雄桀，攻克諸部，虎踞朔庭，東連察罕，西脅番回，五十餘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於徵輸，邊鄙之民，死於鋒鏑……致我三軍戰鬥，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廓丘墟，芻糧耗竭，外罹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第5卷）明廷為抵禦俺答汗騎兵南犯，「增兵增餉，選衛修垣，萬姓疲勞，海內虛耗」（《明神宗實錄》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變」後，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發京邊用銀共三千一百七十一萬餘兩；其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采木，山陝宣大以兵荒，不惟諸軍興徵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明世宗實錄》第456卷）。即每年實際歲入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兩，而支出卻達四百五十餘萬兩。儘管後來俺答納款貢市，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天下財賦歲入還過四百萬，北虜款貢侵淫至今歲費三百六十萬，罄天下之財，僅足以當虜貢」（《明神宗實錄》第262卷）。
「南倭」與「北虜」之患連年不斷，使得明朝兵馬疲憊，帑藏（tǎngzàng，國庫）匱竭，「百姓嗷嗷，海內騷動」（《明世宗實錄》第351卷）。歷史表明，「南倭」與「北虜」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與「邊弛」則是嘉靖朝沒落的重要內在因素。
「廷衰」與「邊馳」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內朽外虛。嘉靖帝一意修玄，大興土木，生活糜爛，敗壞吏制。他好鬼神事，日事齋醮。道士邵元節投其所好，預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帶，「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明史·邵元節傳》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庫，以符水禱祀見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久之，加少傅」，後加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傳》第307卷）。甚至罷官閑居十餘年的原參議顧可學，自言能煉男女之尿為長生藥，因得「超拜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顧可學傳》第307卷）。時人有「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之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第2卷）。
嘉靖帝好大喜功，繁興土木，天地分祀，修葺西苑，建三殿，繕二宮。如朝鮮進香使鄭百朋在京所見云：
方大興土木之役，其於闕門之內，土木瓦石等物積如後丘山，千官由其罅（xià，縫隙）隙出入，而禮部尚書夏言董其役事。又於闕內，方造延禧、敬聖二宮，此為皇帝祈禱之所，皆窮極奢侈雲。九廟之梁，別作於他處。而至於迎梁之日，閣老及千官，皇帝落點隨衛，而皆插花於頭，肩荷紅袱。梁之數七，而皆以金為飾。擔一梁之人，厥數百餘……又聞赴役之人，一日三萬餘人，而皆償民佣之。故匠人則日給銀七分，軍人則日給銀三分，耗費極矣雲。（《李朝中宗實錄》第80卷）
他生活糜爛，廣采宮女，動輒千計。宮女受欺凌，遭笞楚，便演出一場「壬寅宮變」之劇。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宮婢楊金英等謀縊殺嘉靖帝。據朝鮮使臣至京見聞，後奏其國王云：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見東西角頭，將宮女十六人屍首。問之，則宮婢楊金英等十六人共謀，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黃絨繩用力縊項，事甚危急，宮人張芙蓉覘知其謀，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則氣息垂絕，良久復甦。命召六部尚書會議定罪。蓋以皇帝雖寵宮人，若有微過，少不容恕，輒加捶楚，因此殞命者，多至二百餘人，蓄怨積苦，發此凶謀。（《李朝中宗實錄》第99卷）
時嘉靖帝鼻孔流血，氣息已絕。經御醫「急調峻葯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明史·吳傑傳附許紳傳》第299卷）。嘉靖帝自「壬寅宮變」後，更「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傳》第307卷）。所以，史稱「世宗自甲午以後，三十餘年不視常朝」。
其「廷衰」與「邊馳」，相為表裡。「邊馳」之弊，嘉靖以來，日甚一日。那個「面瘦頤尖，顴高鼻長，眼尾上斜，殊無風采」的嘉靖帝，三十餘年不視朝，「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謠云：『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海瑞集》）。財用不足，信用才士，「點金」成錢，以充國帑。明朝中葉以後，遼東軍備日馳。內臣貪黷，邊將驕縱，牧地侵佔，苑馬倒失，屯制破壞，軍伍逃亡。遼東明初實行軍屯制，「軍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畢恭：《遼東志》第7卷）；但至嘉靖朝，軍屯制逐漸破壞，「名雖在冊，軍已逃亡，屯田半廢，行伍空虛」（《明穆宗實錄》第十3卷）。遼東邊備廢弛，官兵掩敗為勝，濫殺冒功。這種倒行逆施，既使遼東明軍愈加兵衰勢弱，也使遼東邊民愈加離心背明。
總之，「南倭」之禍，「北虜」之擾，內廷之衰，邊備之弛，都表明嘉靖年間明朝已經由強盛走向衰落。如《明見·世宗本紀》論曰：
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明史·世宗本紀二》第十8卷）
「因以漸替」，即是說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轉衰。明朝的衰落，這就為滿族的興起提供了客觀條件。至於由什麼人利用這個客觀條件，登上歷史舞台，演出有聲有色的活劇，還需要有其主觀條件。努爾哈赤的前述家世及青少年時期的經歷，是他個人諸方面條件中的一個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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