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傳探堯都——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四十年歷史述略

引子

陶寺遺址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探索中的關鍵支點性都邑遺址，是考古探索、推動「堯舜禹傳說時代」成為信史的關鍵遺址，因此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歷來受到海內外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的高度重視。

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正式考古發掘四十周年。四十年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跌宕起伏，飽經風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與突破，也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挫折，也曾飽受各種質疑與非難。陶寺，作為中國考古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性史前都邑考古遺址，其發掘與研究工作，非常值得從學術史的角度，加以總結與思考，對史前都邑考古，必定有積極的參考與借鑒意義。

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的歷史，大致可分為兩個大階段。第一階段為1958年至1998年。第二階段為1999年至今。兩個階段的工作，有許多的傳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第一階段（1958年~1998年）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第一階段，還可再細分為三個時期。1978年陶寺遺址正式發掘之前為學術準備時期，1987年~1985年為田野發掘期，1986年至1998年第一階段研究期。

1.學術準備期

1958年，新中國成立後晉南文物普查中，丁來普首先發現陶寺遺址，當時確認的範圍僅限於陶寺村南南溝與趙王溝之間，約數萬平方米。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山西隊，張彥煌任隊長，時任考古所所長夏鼐先生交給山西隊的重要課題就是「夏文化探索」與「商文化研究」。1959年~1963年秋冬，張彥煌帶領山西隊，在晉南地區進行了四次大規模調查，行政區域包括臨汾地區和運城地區的15個縣，8000餘平方公里，發現仰韶文化至北朝時期遺址306處，當時重新認定陶寺遺址範圍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溝西村。

1973年，「文革」尚未徹底結束，但是中國的考古工作開始恢復。蘇秉琦先生指出，探索國家和文明起源，必須從城市、都城等大遺址考古突破。於是，山西隊張彥煌、徐殿魁、高煒以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的葉學明進行晉南考古複查，再次複查了陶寺遺址，因其面積巨大，而定為晉南首選發掘對象。1977年高天麟、高煒、鄭文蘭與襄汾縣文化館的尹子貴和陶富海，又一次複查陶寺遺址。

1978年初，考古所夏鼐所長在聽取山西隊提出的陶寺遺址發掘方案後，批准了這一方案。同年4月初，考古所與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開始正式發掘陶寺遺址。陶寺遺址被選擇正式發掘，顯然是圍繞著從城市、都城等大遺址的角度探索「夏文化」這一學術目的，使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一開始便深深地打上了學術考古的烙印，直至今日。

2.田野發掘期

自1987年4月至1985年6月，陶寺遺址經歷了15個發掘季7年半時間，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在普通居址和早期王族墓地這兩個區域有了重大收穫。具體參加人員，高煒先生已有詳細的介紹，具體的發掘成果，也最終於2015年出版。

陶寺遺址這一階段的發掘，由張彥煌隊長指導，高天麟實際負責，高煒和張岱海參與主持工作。

1978年陶寺遺址發掘伊始，僅針對文化遺存堆積豐富的居址進行發掘，獲得了豐富的陶器資料。對陶寺遺址做了早、晚兩期分期，相對於後來陶寺文化分期的早期和晚期。早期器物組合為釜灶、扁矮足鼎、侈口罐、缸、扁壺、折腹盆、罐、瓮等。晚期組合為鬲、甗、斝、圈足罐、折肩罐、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扁壺等，不見釜灶、鼎、缸。簡報指出，陶寺類型早期與晚期之間有缺環。文化性質初步判定為「陶寺類型龍山文化」。主要分布於翼城、曲沃和襄汾一帶。早期的相對年代不早於西王村龍山文化，不晚於河南龍山文化。大致與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平行發展。

1983年至1984年，陶寺遺址居址的發掘過程中，發現遺址西北部陶寺文化層下，局部疊壓更早的文化遺存堆積，陶器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為主，器物組合為圓腹罐、筒形罐、大平底盆、折腹盆、擂缽、斂口缽、小口尖底瓶等。紋飾以籃紋為主。發掘者認為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與陶寺類型之間沒有直接承襲關係。卜工、田建文、董琦等學者則認為陶寺遺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屬於仰韶文化晚期偏晚，或稱西王村三期文化。而此次陶寺居址的發掘，還增添了陶寺文化中期遺存，陶器組合包括雙鋬鬲、單把鬲、小口折肩罐、扁壺、圈足瓮、單耳杯等，將早期與晚期之間的缺環彌補上了，當時估計陶寺中期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現在看來當時的推測年代偏早。

1978年秋季，在繼續發掘陶寺居址的同時，開始發掘陶寺墓地，即現在我們提出的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佔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探出墓葬近萬座。至1985年發掘結束，發現墓葬1379座，清理1309座。1983年發表的簡報中，將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發掘的墓葬大致分為大、中、小型，90%以上是小型墓葬，幾乎沒有任何隨葬品。早期大型墓葬隨葬品十分豐富，除了彩繪陶龍盤之外，還有陶鼓、鼉鼓、石磬等禮樂器，有成套的彩繪陶器和木器。儘管大、中、小型墓葬同處於氏族墓地，但是財富與權力分化已極為明顯。當然，該墓地實際是從早期延續到晚期。簡報相信，陶寺這批墓葬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資料。

同年發表的《關於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則根據墓葬規模、隨葬品組合、葬具等標準，對大、中、小型墓葬進行了細分：9座大墓分為甲、乙兩種，80餘座中型分為甲、乙、丙三種，610餘座小型墓分為甲、乙兩種，表明陶寺早期，氏族內部就已經呈現出金字塔式社會組織結構，極少數氏族貴族佔有大量財富和擁有權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氏族一般成員，甚至是奴隸，沒有任何隨葬品，這就是階級對立。文章斷言，陶寺早期墓地揭示出當時可能處于軍事民主制階段，但也有可能進入了階級社會，以禮制和城池為表象的國家或國家的雛形已經產生。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發掘者，對於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社會性質的獨到見解是十分精闢的，首次揭示了陶寺遺址的國家社會性質。在氏族墓地內部，存在著極端懸殊的財富與權力差別與分化，表明財富與權力的分配不再基於血緣親疏， 而是經濟利益分化的結果，這便不是氏族與家族內部的貧富分化了，而是「親不親，階級分」的階級對立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在血緣政治的氏族墓地制度的軀殼內，早已孕育出地緣政治的胚胎———階級對立。

《關於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的作者，在肯定陶寺遺址和墓地很有可能是夏人遺存的同時，也不排除這裡是與夏人居處鄰近的另一個部落。表明發掘者對於陶寺遺址是夏文化遺存的推測，也並不十分肯定。只是根據陶寺遺址所處晉南稱為「夏墟」、遺址年代、社會發展水平、遺址規模和龍盤圖案，認為陶寺遺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但究竟什麼是夏文化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其實當時學術界仍然爭訟不已，二里頭文化夏、商性質之爭，使陶寺遺址躋身夏文化探索對象之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第一階段的研究期

自1986 年至1998 年，陶寺遺址第一階段田野發掘結束，山西隊進入陶寺遺址考古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階段。

早在陶寺遺址發掘期間，發掘者們就開始了相關的研究探索。1982 年徐殿魁先生髮表了《龍山文化陶寺類型初探》一文，是第一篇專題研究陶寺文化譜系的文章。指出陶寺早期就是從廟底溝二期文化發展來的，並暗示陶寺類型可能與文獻記載的唐堯或夏禹有關。1984 年，高天麟、張岱海、高煒先生合著的《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的年代與分期》一文，全面論述了陶寺文化譜系，提出陶寺遺址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共同體的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陶寺遺址上限約為公元前2500 年~公元前2400 年，下限為公元前1900 年。

《關於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則探索陶寺遺址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組織，開始從文化譜系研究，延伸到社會組織研究。表明老一輩陶寺遺址發掘者，不僅注重發掘與研究相配合，而且注重文化譜系研究與社會組織研究相結合，所以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的理念，起點很高，目的明確——圍繞著探索夏文化重大學術課題。這應該與蘇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戰略思想的指導分不開。

何駑還記得2002年接手山西隊隊長、陶寺遺址發掘領隊之後，曾任山西隊隊長的李健民先生便教誨何駑道，陶寺遺址發掘一定要把研究跟上，千萬不可等全挖完了再說。老隊長李健民先生，將山西隊老一輩注重發掘與研究相配合的法寶言傳身教給何駑，讓他受益匪淺。2001年，何駑進入考古所工作，蘇秉琦先生已經去世。蘇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戰略思想，經時任考古所所長劉慶柱先生之口，傳授給何駑，為他樹立了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的指導思想。這才有了陶寺遺址新世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一系列重大收穫。

1985年，李民先生髮表了《堯舜時代與陶寺遺址》一文，從堯舜時代的社會狀況、堯舜部落活動的地域、堯舜時代與陶寺遺址的關係這三個方面進行分析，首次明確堯舜與陶寺遺存的關係，而與夏文化無關。這在當時，顯然與陶寺遺址發掘者的主流看法相左。

隨後，學術界對於陶寺遺址的研究也逐漸火熱起來。研究的主要問題仍然是文化譜系和陶寺文化的族屬性質。

關於陶寺文化譜系的爭論，主要集中在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質歸屬。1989年，張岱海先生髮表了《陶寺文化與龍山時代》，正式將陶寺類型定名為陶寺文化。考古所山西隊的學者，堅持認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一個整體考古學文化。

張德光、卜工、羅新、田建文、董琦諸位先生則認為，所謂陶寺文化早期應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所謂陶寺中晚期文化才是陶寺文化。

兩種對立的觀點，分歧在於對陶寺文化早期中，廟底溝二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存在不同的認識，認為陶寺文化自身因素佔主導地位者，認為陶寺文化三期一體；認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因素佔主導地位者，則認為應當歸入廟底溝二期文化。

何駑根據陶寺文化早期文化因素量化分析，認為陶寺文化早期遺存與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典型類型相比，的確是小同大異，相似性僅佔21.91%，相異性可達78.09%，應屬於陶寺文化，而不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範疇。陶寺文化早期遺存是從廟底溝二期文化母體中分離出來並結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獨立發展的一個新文化。

關於陶寺文化的族屬問題，大致存在兩種觀點。以山西隊發掘者為代表的觀點認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在當時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1989年，張德光先生髮表了《對探索夏文化的一點看法》，進一步認為陶寺類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二里頭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認為陶寺類型文化遺址中可能有較大的城防設施。張長壽和王克林先生都認為陶寺龍盤很可能與夏人有密切的關係。何建安、劉起釪、黃石林也認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

另一部分學者則以二里頭文化作為夏文化的標準，衡量陶寺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面貌差異很大，所以認為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劉緒先生提出，二里頭文化更符合夏文化時代與社會特徵，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許宏與安也致則認為陶寺文化是有虞氏遺存。王文清、田昌五、羅新、田建文等諸位先生，也都認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唐堯文化遺存。

在當時，陶寺遺址發掘剛告一段落，基本上解決了文化分期與文化性質，儘管存在著對於陶寺文化早期性質歸屬上的分歧，總體認識還是陶寺文化中晚期比較獨特，同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有很大的區別。對於陶寺文化社會的探索剛剛開始，回答陶寺文化的族屬問題確實為時尚早，陶寺考古資料對應文獻史學話語體系的記載，在證據鏈上缺環過多。但無論如何，陶寺遺址第一階段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為第二階段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與收穫，奠定了堅實與良好的基礎。

二、第二階段（1999年至今）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城牆突破期

1999年至2001年，陶寺遺址在外郭城城牆方面，獲得巨大突破，城內夯土城牆也獲得了一些重要線索。時任領隊梁星彭先生功不可沒。

1985年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後，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幾乎停止。僅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臨汾地區電業局承建臨東至聞喜220公里電線工程，在陶寺遺址早期王族墓地東北側、南溝溝頭處，搶救發掘了兩座陶窯和四個灰坑。豐富了陶寺中期的遺迹和遺物。

1999年，當時已經退休的梁星彭先生，接替李健民先生任山西隊隊長，放不下對陶寺遺址探索的初心，牢記蘇秉琦先生關於陶寺有城的預言，重新對陶寺遺址展開了考古發掘工作。工作的中心就是尋找城牆。發掘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市文物局聯合進行。

2000年，在陶寺遺址的北部，鑽探解剖了疑似夯土牆遺迹Q1、Q2和Q3（圖一）。山西隊首戰告捷，在城牆上小有突破，驗證了蘇秉琦先生的預言——陶寺有城。不過，當年的專家現場論證會上，與會的專家普遍認為由Q1和Q2或Q3構成的陶寺城址面積太小，也就2~3萬平方米，似乎不能與近300萬平方米的遺址相匹配。且Q1夯土堆積似夯土建築垃圾堆積，不似牆基槽堆積。但是Q2和Q3無疑是夯土牆基槽。梁星彭先生毫不灰心，在加強鑽探追線索的同時，訪問村民，收集夯土剖麵線索，跑遍陶寺遺址的溝溝坎坎，尋找一些自然剖面上的夯土蛛絲馬跡，配合精準的解剖，終於確認的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北牆Q4、東牆Q5和Q6（圖一），大致廓清了陶寺中期城址面積包括東南小城總計至少280萬平方米超大城址，令學術界為之一震。2001年不僅確定了陶寺中期外郭城，還鑽探發現了大城內中部偏東的疑似牆基夯土遺迹，即Q8~Q11，暗示大城內還有小城。參加這一階段的人員有考古所的嚴志斌、牛世山、印群、陳國梁等，技師張官獅、馮九生、趙曄。

2001年秋季，何駑博士畢業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時任所長劉慶柱和副所長王巍先生，都同意何駑分到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山西隊，進入陶寺工作。當劉所長同何駑交換工作安排意見時，簡單介紹了陶寺城址的重大發現以及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重大意義。當時何駑雖然對陶寺遺址以往的工作不甚了解，僅有所耳聞，對進入陶寺工作沒有任何學術準備和心理準備，但能體會到所領導交給的任務十分重大，何駑便毫不猶豫同意工作任務安排。當年9月中旬，何駑便跟隨梁星彭隊長，進入陶寺開始工作。

梁老師先讓何駑在陶寺遺址跑了近一個月的調查，尋找大城南牆線索，同時熟悉陶寺遺址地貌、土質土色。國慶節後，何駑在陶寺外郭城東牆Q6東坡溝與溝西村之間的一段，進行考古解剖，確定Q6為陶寺中期城牆基礎。何駑在Q6夯土板塊中發現一些人骨殘塊，帶回北京請本所科技中心做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王明輝鑒定，之後何駑認為這些夯土內的人骨遺迹和燒土面，表明至少陶寺大城Q6建築人員很可能來自陶寺城以外，表明了陶寺中期政權調動外來人員的行政能力。何駑以《陶寺城址南牆夯土層中人骨說明的問題》為題，在2002年3月的《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上述觀點。山西隊老隊長李健民先生讀到這篇小文，對何駑給予了積極的鼓勵。然而，何駑發表這篇小文之前，並未向隊長及領隊梁星彭先生徵得同意，於是受到了時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杜金鵬先生的誡勉談話。何駑第一次有了考古所隊長和領隊許可權的概念。

2.陶寺城址功能區劃布局探索期

2002年春季開始，考古所領導安排何駑接任梁星彭先生出任山西隊隊長和陶寺發掘領隊。發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聯合進行。梁老師將山西隊公章、賬戶移交給何駑的同時，還留給他一張陶寺遺址平面圖。這張圖凝結了梁老師的心血與輝煌，同時也給何駑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間。

與此同時，以王巍先生與趙輝先生為首席專家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啟動，二位首席專家都認識到陶寺的重要性，將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納入「探源工程預研究」，從經費上予以大力支持。王巍先生鼓勵何駑說：「甩開膀子，大膽干吧！」

有了所領導的大力支持和探源工程預研究的資金支撐，何駑甩開膀子乾的決心有了，但是面對300萬平方米的陶寺遺址，如何下手工作，卻是首先面臨的問題。這麼大的遺址，挖哪裡都有道理，隨便挖哪裡，都會發現大量遺迹與遺物，總會有所收穫；隨便挖哪裡都沒道理，假如沒有明確的學術目的指導，挖出來的資料也無法解決重大學術問題。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先生向何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陶寺中期城址與早期王墓，在聚落形態時代上存在差異。這也正是何駑苦苦思尋的陶寺下一步開展發掘工作的突破口。

何駑經過在長江中游地區江漢平原的十一年考古工作的歷練，特別是博士學位論文《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對於江漢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的分析梳理，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都邑聚落或中心聚落考古的理論標準：城牆、宮殿區或貴族居住區、大貴族墓地、禮制建築區、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這些功能區布局遵照本文化的宇宙觀法則進行規劃。具體到陶寺城址，已知有早期王族墓地、中期城牆、普通居民區，尚缺早期城址、中期王族墓地、禮制建築、宮殿區、手工業作坊區。探索這些功能區的缺項，是陶寺遺址今後發掘工作的指導方向。在有限的時間、資金與人員條件下，何駑認為最行之有效方法是，在普探的藍圖基礎上，採取「火力偵察」的方式，試掘解剖重點懷疑區域，以期在短期內找到陶寺城址功能區劃的確鑿線索。

2002年春季，通過復探陶寺大城內的疑似夯土牆遺迹Q8和Q9，確定為夯土牆遺迹。經過試掘解剖，發現這兩段交叉的夯土牆基，應當是陶寺早期城址的東牆南段Q9和南牆西段Q8。早期城址有了突破，隨即就想探知早期城內遺存分布情況，何駑組織了普探，發現早期城址的南部、即早期城牆Q8與Q9內側區域，有較多的房子和灰坑。在這個區域的中部，遺迹比較豐富的地點，開探方IT2017，除了清理出陶寺晚期的灰坑之外，還發現了早期的雙開間半地穴式房子，建築在一個300平方米的滿堂紅夯土基坑之上。雙開間房子周邊是活動地面。加之在早期城址Q8與Q9交接的部位早期灰坑內，浮選出彌足珍貴的粳稻，由此推測早期城址的南部為下層貴族居住區。

在清理陶寺早期城址城牆Q8、Q9與城內南部下層貴族居住區的同時，山西隊繼續對陶寺早期城址外東部的一片夯土、花土遺迹區進行發掘清理。先前，梁星彭先生對該區域鑽探發掘夯土遺迹，推測為夯土牆，2001年秋季便開始發掘探究，但沒有清理完畢。2002年，何駑繼續發掘，清理確定為陶寺早、中期的大型窖穴遺迹，夯土遺存是窖穴廢棄後的垃圾堆積。結合鑽探，發現該區域面積約1000平方米，周邊似乎有空白隔離帶。此處集中大型窖穴，大者直徑可達10米，小者直徑4~5米，深3~4米。窖穴涵洞式出入口，似殘留有白灰面「崗哨」遺迹，表明陶寺大型倉儲區受到監視與防護。據此，山西隊推測此區域為大型倉儲區。這個相對獨立的倉儲區，不屬於任何家庭與個人，而由王權直接控制的「實物賦稅」國家行政設施，是國家政權存在的直接證據（圖二）。

隨著2002年春季發掘，在早期城址東牆、南牆、城內下層貴族居住區、城東大型倉儲區試掘的重大突破，使我們堅信陶寺有早期城址，可以同早期王族墓地相匹配。接下來，將早期城圈子封閉，成為當務之急。何駑首先懷疑陶寺大城西牆Q2或Q3當中有可能有一道是早期城址的西牆。參加2000年試掘解剖Q2和Q3城牆的山西隊資深技師張官獅回憶說，發掘現場陶片判斷，Q2年代為陶寺中期，Q3的年代似乎偏早一些。當年夏季室內整理期間，何駑與張官獅再次翻檢了1999~2001年陶寺大城西牆Q2和Q3解剖溝內夯土基礎里出土的陶片，確定了張官獅的判斷基本正確。但是何駑進一步認為，Q3出土的陶片早期特徵比較明顯，中期特徵不明顯，所以是陶寺早期的。因此Q3被何駑判定為陶寺早期城址西牆。那麼，Q2就是陶寺中期外郭城的西牆（圖一）。一切貌似順乎邏輯。

鑒於Q3原本與陶寺大城北牆Q4相接，何駑繼續判斷陶寺大城北牆Q4西段，有可能是早期城址的北牆。儘管Q4的東段前期做了多處解剖，確證為陶寺中期，但是西段並未做一處解剖（圖一）。據梁星彭先生說，高立兵曾利用探地雷達探測到陶寺大城內的小城東牆Q11，有繼續向北延伸的跡象，似乎與Q4相接（圖一），卻鑽探因石頭過多，未能確定。何駑大膽假設Q4西段很可能為陶寺早期。

2002年9月陶寺遺址秋季發掘開始，我們將工作聚焦在尋找早期城址北牆、西牆、宮殿區和中期王族墓地這三個方面，同時推進。

山西隊在陶寺大城Q4西段的自然剖面「桃溝剖面」，對城牆夯土進行剖面清理與局部解剖，確定城牆基礎部分可分為直立擋土牆式夯土基礎和溝槽式碎石素填土基礎兩大部分，均被陶寺中期文化層所疊壓。碎石素填土內不出陶片，無法判斷時代。夯土基礎內出土陶片極為破碎，具有陶寺早期陶片的特徵。於是，我們判斷陶寺大城的北牆Q4西段時代也為陶寺早期，與Q3相接。至此，我們認為陶寺早期城址城牆可以封閉，由東牆Q10-Q11-Q9、南牆Q8、西牆Q3與北牆Q4西段合圍而成（圖一），面積約56萬平方米。2013年，隨著陶寺宮城的發現及相關發掘，證明何駑的這一判斷是錯誤的。

何駑依據早期城址內大南溝以南的區域為下層貴族居住區，推測大南溝以北的區域很可能是宮殿區。2002年秋季，陶寺遺址田野工作開始，便對這一區域進行普探，確實發現比較集中的夯土基礎遺存。在夯土遺迹保存較好、面積較大的位置，布了兩個探方IT5026和IT5126。除了發現大量陶寺晚期政治報復性的垃圾坑之外，發現一個陶寺早期的面積約300平方米的坑狀遺迹，編號為IFJT2，深約9米，至2003年秋季才徹底清理到底。坑底有小溝或池，池內有棧道小橋墩；上下坑底有之字形夯土坡道（圖三）。當時判斷IFJT2的功能有可能是宮殿區北側壕溝的一個出入口。後來，經過全面分析判斷，宮殿區出入口的推測也是錯誤的。

現在重新判斷IFJT2，被疊壓在陶寺中期核心宮殿建築IFJT3之下。大約呈長方形坑狀，長30、寬20米、深9米。坑中心有長方形儲冰池。儲冰池內有木樁棧道便於冰塊的存取。棧道連接冰窖南側之字形夯土坡道。頂部原來很可能有草拌泥頂蓋頂，以用於保溫，文獻中稱之為「凌陰」。

由於2002年發掘IFJT2時，並沒認清陶寺夯土的特性，誤將填充在陶寺早期凌陰IFJT2內的陶寺中期台基IFJT3夯土基礎，當做夯土建築垃圾清理掉了，錯過了發現中期大型夯土台基基礎IFJT3的機遇，當年沒有實現尋找宮殿建築、確定宮殿區的目標。

2002年春季，在陶寺宮殿區的探索錯過判斷的機遇的同時，在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內的鑽探反而傳來重大收穫。探出了帶紅彩硃砂的墓葬，且墓葬密集。這個墓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位於中期東南小城的北部，與早期王族墓地顯然分屬兩個不同塋域。何駑根據對石家河城址布局宇宙觀的分析，推測陶寺城址的東南部大約也應為「天位」，因此東南小城內的墓地，很有可能是中期王族墓地。隨即在墓地的北部，探出一座3米長、7米深墓葬之處，布探方IIT7860，清理墓葬10座，皆無隨葬品，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判斷，均為陶寺中期。其中IIM8規模較大，歸為中型墓葬，長2.8、寬1.6、深7.5米（圖四）。工字形榫卯結構拼插木棺一具，棺蓋無存，棺長2.2、寬1.4、高1.19米。IIM8在陶寺晚期遭到殘酷搗毀，距墓口3.3、3.6米、4.1米處各發現有一組散亂的人骨。棺內墓主人骨只有腳趾保存較好，其餘擾亂。棺內亂骨有一男一女兩個個體，缺失嚴重。棺側板上殘留石鉞碎塊。儘管如此，春季發掘，大致判定了陶寺中期的大型墓地位於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內。

2002年秋季，在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墓地的南部，鑽探發現大墓跡象。布探方IIT7254進行發掘清理，共發掘清理陶寺中、晚期墓葬11座，其中僅有中期王墓IIM22一座，其餘10座皆為小墓。

IIM22於陶寺晚期遭到嚴重的搗毀，擾墓坑裡出土的人骨架與人顱骨，一開始被認為是大墓里的殉人或人牲。後來判斷為系政治報復行為所致，將其他墓葬的屍骨拖出來，扔進IIM22擾墓坑內。IIM22圓角長方形，墓壙開口長5、寬3.6、自深7米，加上後期堆積層，至現在地表深8.4米。殘留隨葬品十分豐富，玉器、漆木器、彩繪陶器質量精美。墓室未擾動部分出土隨葬品72件，包括彩繪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鹿角鏃8組、漆木器25件、紅彩草編物2件、豬10頭、公豬下頜骨1具。陶寺中期王墓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陶寺中期大城終於有了中期王族墓地與之相匹配。

2002年陶寺遺址的發掘，還是挺令人欣慰的，雖然在宮殿區方面錯過了突破的機會，但是在晚期的廢棄堆積里，發現大量與宮殿建築相關的建築垃圾如刻花白灰牆皮、板瓦、藍彩牆裙殘塊等，仍暗示這一區域存在宮殿建築的可能，而在早期城址、下層貴族居住區、中期王族墓地方面，皆有可喜的斬獲，基本達到了功能區劃判別的目的。

200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納入其中。發掘工作開始在禮制建築方面發力。中期王族墓葬陶寺晚期搗毀嚴重，因而我們停止了對中期王族墓地的繼續發掘。

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內的中期王族墓地的發現，更堅定了何駑對於陶寺城址東南天位宇宙觀的認識，他推測這個重要的區域，很可能是祭天的「天壇」所處的位置。2002年陶東南小城內的鑽探，復探了梁星彭先生原先判斷的小城內「隔牆」夯土遺迹（曾編號為Q7），判定為一個平面呈等腰梯形的、怪異的夯土建築。這就是後來發掘判定的陶寺中期觀象祭祀台IIFJT1。這個建築的發掘與研究，歷經了2003年春季~2005年春季5個發掘季的艱難探索，與天文學家精誠合作，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波折，飽受非議，同時也得到了時任考古所所長劉慶柱先生和副所長王巍先生的力挺，使得山西隊得以發現和確定世界最早的觀象台，同時判定了陶寺城址的祭天禮制建築區。

2003年9月，我們還在陶寺中期外郭城西門位置所在的中梁溝自然剖面，確定了C形瓮城城門結構。為了確定該城門的年代以及洪積層與城門的關係，我們利用自然剖面，對瓮城內側主城牆G2基槽，進行局部解剖（圖五），確定Q2的年代為陶寺中期，基坑打破洪積層堆積，意味著洪積層早於陶寺城址而存在。莫多聞先生推測這些洪積層可能是第三紀時期塔兒山前洪積扇的堆積。

2004年，陶寺遺址發掘工作全部集中在觀象台。2005年春季觀象台發掘工作結束。2005年秋季陶寺遺址的發掘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懷疑是宮殿區的區域。同時另開闢了一個陣地，就是中期外郭城外西北的疑似另一個禮制建築區。同年，還對被盜的陶寺中期王族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經過2003年~2005年春季對陶寺觀象台基址的發掘，我們逐步認識到陶寺遺址夯土小版塊、不規則、質量差的特點，積累了辨認陶寺夯土的經驗。終於在2005年秋季發掘中，成功辨認出陶寺中期的夯土建築基址IFJT3。2006年~2007年，山西隊利用探溝法探尋IFJT3的四角邊界，估計總面積達1萬平方米（後經高江濤博士復探，確定為8000平方米）。並於2007年成功揭露了IFJT3上一個主要建築柱網結構。該柱網由三排18個柱洞構成雙開間、中央窄過道的建築空間，面積約286平方米。陶寺宮殿區的判定，有了重要的依據。

2004年陶寺觀象台發掘基本完成之後，何駑根據陶寺城址西北為宇宙觀「地」位的推測，參照觀象台位於城址東南天位，認為梁星彭先生2000年解剖的夯土遺迹Q1雖不是牆，卻非常值得重視。2004年秋冬季鑽探陶寺城外西北部，發現所謂Q1周圍是大量沼澤狀淺水域，局部間有一些夯土建築遺迹。2005年春季，在夯土基址保存較好的一處，開探溝IVT2和IVTG2，發現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夯土建築基礎，上面有三個零散柱洞，並未發掘到建築的邊緣。2010~2012年，將該建築保存最好的陶寺晚期台基西北邊揭露完整，對其全貌大致有所了解，編號為IVFJT1~IVFJT3。該建築早期始建，中期擴建，二者保存都很差。中晚期之際曾大規模破壞。晚期偏晚曾經修復擴建，面積約1400平方米，呈方形壇體，壇上殘留3個柱洞用於栽木社主。壇體周邊被多水的環境所包圍，我們推測為祭地的「澤中之方丘」。陶寺城址的另一個禮制建築區得以判定。

2003年9期《考古》上，披露了陶寺中期王墓IIM22發掘的重要收穫，引起了盜墓賊的覬覦。2005年的春節期間，兩座位於中期王墓IIM22北側的中型墓被盜。同年春季，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對被盜的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山西省考古所執行發掘任務的工作人員有王曉毅、技師冀保金。這些中型墓長3、寬2、深3米左右，集中於中期東部小城內中期王族墓地的南部，圍繞著中期王墓IIM22分布。已經搶救清理4座。這些中型墓在陶寺晚期被全部搗毀。除了少數彩繪陶器殘留在墓室的壁龕內外，多數隨葬品被掏出來，連同拆散的骨架，亂隨意扔進覆蓋被搗毀墓葬的堆積層里。發現的遺物有彩繪折肩罐、盆、雙耳罐，玉器有鉞、牙璧、鐲等，甚至發現有紅銅環。中型墓的隨葬品數量與等級雖明顯低於陶寺中期大墓IIM22，但是比起一無所有的小墓，仍高貴許多。因此我們推測中型墓很可能是王陵內后妃或臣子大貴族的墓葬。

對於陶寺晚期發生的扒城牆、毀宮廟、挖祖墳一系列暴力行為，何駑受到劉慶柱先生中國古代國家社會「政治報復」的觀點的啟發，認為也是一種政治報復行為，是新政權以壓勝巫術的方式對舊政權正統性、神聖性與合法性的壓制、褻瀆與摧毀。而何駑當時認為陶寺晚期的實施政治報復行為的主體是陶寺早期王族的後人，對中期王族及其政權的政治報復。陶寺晚期的社會動蕩根源來自於陶寺早、中期之際的政權更迭所埋下的仇恨禍根。後來證明，何駑當初這一判斷有誤。

2003年~2004年陶寺遺址發掘期間，時任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先生提醒何駑，要重視陶寺遺址的手工業區的考古判定。何駑一直記在心裡。

2006年，在追尋宮殿區核心建築IFJT3東南角的過程中，在該建築基礎的東南部布探方IT5114，揭露出夯土建築基址南邊一角。該夯土建築與FIJT3並不相連，其南側，發現一處奇特的窯爐IY7，為直焰豎窯，由窯室、窯箅、火膛、燒灰坑四大部分組成（圖六）。從窯頂口部至燒灰坑底高2.13米。窯室呈圓袋形。頂部口徑0.46米，殘深0.76米，底徑0.6米。窯門位於窯室正南窯箅上方，正視呈長方形拱形頂，寬0.3米，高0.66米，窯室壁厚0.12米。窯門口周匝邊緣非常光滑。十字形漏孔爐箅。火膛在窯箅的下方，其向南接火門。底徑0.4米，高0.28米。燒灰坑位於火膛的正下方外側，內填大量木炭灰燼與燒烤過的卵石。經王樹芝博士檢測木炭為黃櫨樹，為優質薪炭材。作為IY7操作坑於陶寺晚期的廢棄堆積，IH59層出土一塊低溫陶片，經劉煜博士檢測分析，該陶片含大量氧化鈣（方解石），含少量的高嶺石、氧化銅和氧化錫，具有一定的耐熱性能，故推測可能是窯或爐頂上封頂的泥片，經窯爐內的高溫烘烤成為低溫陶。上述這些信息，引導何駑推測該窯爐功能很可能用於澆鑄前烘烤鑄范，進而推測陶寺鑄銅手工業作坊很可能緊貼宮殿區核心建築IFJT3。但是需要IH59的底界面上能夠發現坩鍋、銅渣、鑄范殘塊等熔鑄的直接物證。

2008年~2010年，由於探源工程II階段暫告結束，陶寺遺址的發掘經費來源出現問題。山西隊轉戰到南水北調工程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發掘。2009年秋季，何駑與高江濤分工，何駑帶領技師馮九生進行陶寺遺址周邊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高江濤帶領技師張官獅和張登科繼續下王崗發掘。2010年春季，隨著探源工程III階段繼續滾動，陶寺遺址發掘經費又有著落，陶寺遺址周邊地區區域系統調查結束。此次調查區域為塔兒山東、西兩麓黃土塬，北起臨汾市的山前，南至澮河北岸，西起汾河，東至塔兒山東麓滏河上游。南北70、東西25公里，面積大約1750平方公里。發現和確定仰韶文化至漢代遺址或遺存點128處，其中陶寺文化遺址54處。獲得的基本認識是，陶寺文化聚落等級制度的分層為超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聚落等五個層級。陶寺文化作為國家政體社會組織總體構架為都-邑-鄉鎮-村四級中央與地方行政組織結構，其中村級基層組織發育不全。

2010年秋季，何駑主持陶寺遺址發掘工作，一方面，全面揭露城北「澤中之方丘」；另一方面，全面清理陶寺宮殿區內疑似烘范窯的操作坑，試圖尋找銅器鑄造的直接證據。

經清理，我們發現與IY7相同結構的窯爐共有4個，均在操作坑北側的生土陡坎上，似乎是用壞一個，再做一個（圖七）。每個窯爐的結構與體量都同於IY7，均殘留有被燒烤的石頭，時代均為陶寺中期。而窯爐內、操作坑內的所有填土，皆過篩，未發現任何銅渣、坩堝或鑄范殘塊，推翻了何駑原來對IY7與鑄銅有關的推測。何駑轉而推測，IY7等系列窯爐很可能是用於類似新疆饢坑肉一類烘焙肉類的特殊燜爐。何駑經與飲食考古學家王仁湘先生現場討論，一致認為，這些窯爐的使用方法是，用柴炭將架在窯室窯箅上的卵石，加熱至600°C左右，撤掉明火，把有摻有佐料的泥包裹的肉塊，放置在炙熱的卵石上，再封上所有的窯門，利用卵石的熱量，將泥包內的肉塊烘焙熟。肉塊的風味與口感一定非常獨特與美妙。這種源自游牧部族的炊爨方式，帶有明顯的「異國風味」，被陶寺統治者用於標榜高等級宮廷的生活方式以表達文明，利用口腹之慾的新奇滿足方式，加強自己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感召力。而窯爐群背後的夯土基址，很有可能就是「廚房」。由於陶寺宮殿區內「廚房」及其窯爐群均位於核心建築IFJT3東側，很可能形成了夏商周時期宮城內「東廚」的宮室制度。

陶寺宮殿區原本推測的鑄銅手工業遺迹被否定後，我們將手工業作坊區的探索聚焦在陶寺外郭城內正南部。這個區域在地表調查時，便發現過大量的石器加工遺存如廢片、廢坯等，暗示這個區域很可能是陶寺城址的手工業區。2008年，翟少冬、王曉毅博士曾在陶寺進行石器加工遺存專項調查，也注意到這片區域石器加工遺存豐富。

2010年秋季，我們組織對該區域進行細緻的普探，發現兩個制陶工業園和三個石器工業園。整個工業區大約20萬平方米。所謂「工業園」，包括夯土基址管理治所、生產場所、工匠居住房屋甚至小型墓地，構成一個完整的工業園區單元。陶禮器工業園位於新發現的南部小城內，控制嚴密（圖八）。東部石器工業園與西部兩個石器工業園之間，有一道疑似水渠（鑽探遺迹編號76）分隔，水渠的源頭是一處疑似蓄水池（鑽探遺迹編號64），當時認為這是陶寺城址內部一套明確的水控制體系，用於石器與陶器工業用水。

2011年，為了弄清2010年秋季陶寺手工業區鑽探遺迹的實際情況，我們首先對疑似水控制體系蓄水池與水渠進行考古發掘揭露與解剖。這項工作由高江濤博士主持。發掘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發現原來鑽探推測的水池（鑽探遺迹編號64），不是水池，而是一處帶灰土庭院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編號為IIIFJT2。疑似水渠（鑽探遺迹編號76）雖確為溝，但是溝內無走水淤泥層，溝內堆積上部為夯土，下部為填土，疑似牆槽。

2011年11月11日，我們組織了「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陶寺遺址現場工作會」，與會專家與市縣領導參觀陶寺遺址IV、I、III區發掘現場，進行現場討論。莫多聞先生對陶寺手工業區水渠的功能，提出質疑，認為這條溝的坡降過陡，一旦走水，下泄過快，沿途作坊來不及取水，水便下泄光了，況且沒有存水的淤土層證據。我們認為莫先生的認識非常有道理，進而認為該溝主要功能可能就是物理阻隔壕溝，並不輸水，後溝廢起牆，仍然起著物理阻隔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疑似蓄水池被確定為大型建築，與之相連接的「水渠」自然失去「水源」，因此解讀為溝牆功能更加合理。

在這次現場討論會上，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之一趙輝先生，就陶寺遺址聚落考古今後探索的大方向，向何駑提出建議，還是應該把工作的重心轉回到宮殿區去。因為宮殿區對於陶寺都城至關重要，卻疑點與空白太多，總體布局更不清楚，一個完整的建築都沒有搞清楚，需要下大力氣，搞搞清楚。何駑對趙老師的建議高度重視，認真考慮。

2012年，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又納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我們完成了手工業作坊區大型夯土建築基址IIIFJT2大致全面揭露，平面形狀基本為「回「字形，南北最長約47米，東西殘寬約28米，面積1300餘平方米。中央為長方形庭院；南部西側有缺口，東側推測也應該對應存在缺口，可能是門道所在，方向亦為315°左右。基址南側正中發現一相對獨立的夯土基礎，長約7.8米，寬約6米，應與IIIFJT2為一個整體，其兩側的生土缺口形成IIIFJT2的兩處南出入口（或言門道）。板塊夯築而成，現存表面暫未發現柱洞，僅剩地基部分。IIIFJT2時代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晚期被平毀。我們推測，IIIFJT2夯土基址，很可能是陶寺中期城址手工業區總管理機構治所，等級較高，但絕非宮殿建築。由是，我們提出陶寺手工業區的工官管理模式，開創了後世中國古代都城「工官管理手工業」的主流模式。陶寺城址的手工業區大致確定下來。

當然，這樣的認識也引出一個疑問，那就是陶寺城址的石器製造業為何由政府嚴密控制與管理？近來，何駑在翟少冬博士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分析，提出陶寺城址的石器製造業，主要利用大崮堆山特殊變質砂岩，製作變質砂岩穿甲鏃和片葉鏃，工業產品主體是陶寺邦國的工官管理計劃經濟體制內的軍工商品生產，因此必須由工官管理，政府控制。

3.宮城探索期

2012年陶寺城址手工業區判定之後，陶寺都城功能區劃聚落形態考古探索的學術目標中，僅剩一個普通居民區了。而陶寺遺址地表勘察信息，足以表明陶寺中期外郭城內西北部今中梁村一帶，很可能是陶寺中期的普通居民區，那裡有大量的灰坑、房子等遺迹，掛在溝壑的自然剖面上。至此，陶寺城址內功能區劃的探索，可以暫告一段。何駑考慮趙輝老師的建議也趨於成熟，於是自2012年秋季，何駑分派高江濤主持陶寺宮殿區的復探，再次確認宮殿區內夯土基址具體情況，擇機對重要的夯土基址開展全面揭露工作。

當年，高江濤對陶寺宮殿區的鑽探工作卓有成效。首先，通過復探，確定宮殿區內核心建築IFJT3準確面積不到1萬平方米，應當是8000平方米左右。更重要的是，高江濤通過鑽探與自然剖面勘察，發現了疑似夯土牆基遺迹（圖九），將原先認為的宮殿區，包圍起來——陶寺宮殿區很可能存在宮城城牆。這無疑又是一項陶寺城址的重大發現。

不過，2012年鑽探顯示，陶寺疑似宮城北垣繼續向西北延伸，有與城牆Q3相接的趨勢（圖九），比較令人費解。後經解剖發現，這段畫蛇添足的「疑似北垣」實際為陶寺中期宮城的排水渠（圖一〇）。

2013年春季起，高江濤任陶寺遺址發掘領隊，擔當起陶寺宮城探索的具體任務。陶寺遺址的發掘，開始納入到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考古項目」，發掘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旅遊局合作進行。首先從陶寺宮殿區疑似宮城城牆下手，揭露解剖。在其北牆Q15和東南拐角分別布設大型探溝ITG32、ITG34進行解剖發掘。同時在大城城牆Q4之上開探溝ITG33以再次確認其是否存在，及與Q15的年代關係。並在鑽探認為是宮城東北拐角的位置布設ITG35，以期對其全面揭露，同時解剖宮城西牆即Q11，以進一步確認宮城城牆的存在。發掘面積1025平方米。發掘初步確認了陶寺宮城的存在，對於陶寺都邑性質及相關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義。

2013年度陶寺發掘，確定了陶寺外郭城北牆Q4西段，也是陶寺中期修築的，推翻了何駑原來認為這段城牆為陶寺早期的判斷。原來對於陶寺早期城址的判斷遇到了問題。對陶寺早期城址，必須重新認識。

而ITG32宮城北牆Q15解剖處，顯示出中晚期之際的墓地破壞中期宮牆基礎，晚期宮牆牆基破壞中晚期墓地，晚期最晚段的墓地又破壞晚期宮牆基槽，這一系列反覆去功能化的行為，促使何駑反思自己原來關於陶寺晚期社會動蕩的根源來自與陶寺城址內部的認識。隨著陝西神木石峁城址考古的重大發現，何駑傾向於認為陶寺晚期的社會動蕩以及政治報復，很可能源自石峁集團對陶寺的征服與殖民統治。

2014年發掘主要是繼續去年探溝ITG35與ITG36的解剖。為弄清鑽探所知由宮城向外西北方向延伸出溝槽狀堆積的實際情況，新開探溝ITG37，確定系陶寺中期宮城的排水溝，而不是城牆基礎（圖九、圖一〇）。另外在陶寺大城Q4中段之上新開探溝ITG38，再次確定Q4為陶寺中期。ITG35較為完整的揭露了陶寺宮城Q15與Q10的拐角部分。ITG36發掘與解剖表明宮城城牆Q11的確實存在。秋季首先對陶寺大城Q3進行解剖性發掘，確認該段城牆基槽的夯築年代應為陶寺文化中期，而非原來認識的陶寺文化早期，且其迅速廢棄可能與水患有關。在宮城南牆Q16東南段疑似宮城城門處新開TG39，發掘面積有限，不能完全判定城門情況。

至此，基於陶寺外郭城北牆Q4和內道西牆Q3均為陶寺中期的事實，原來認為的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被否定（圖一）。陶寺早期城址很可能僅由宮城及其南側的外城即下層貴族居住區構成（圖一〇），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

2015年，在上年秋季探溝ITG39以西並行擴方布設ITG40、ITG45、ITG46、ITG47、ITG48，以弄清東南宮城門的形制結構、規模、年代及堆積情況等問題。初步判斷為瓮城式門址，但同時注意到其東、西兩側再各接出2處近長方形的夯土基址，據鑽探寬約8米，長至少10米，類似後世南門之「闕」，但還有待繼續發掘確認。在ITG34以北新開ITG41，另開ITG42、43、44，經發掘此處是出入宮城東南的側門或拐角的門址。更為重要的是，缺口處靠Q10內側接出一夯土基址，很有可能是側門Q10上「內墩台」基礎。2015年春季，何駑帶領馮九生，鑽探宮城南牆Q16以東延伸出去的溝狀堆積，最終判定為一條水渠，可能是從宮城東南部向宮城給水的溝渠（圖一〇），確切時代不明。

2016年，聯合考古隊繼續擴大發掘並基本揭露了疑似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發掘面積679平方米，基本弄清了二者平面布局結構，局部有待補充發掘以最終確認。東南門址新開探溝ITG53、ITG57，發現其平面近似後世帶有「闕樓式」城門，即南牆Q16東、西兩側各向南接出夯土基址，類似「短牆」與「闕樓」基址，可編號為ⅠFJT8，修正了以往「瓮城式」門址的看法。ⅠFJT8的東側夯土基址被大南溝衝掉一部分，西側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基礎長近21米，寬8米以上，與宮城城牆Q16相接並連為一體（圖一一）。該東南門址形制特殊，結構複雜，具有較強的禮儀性和防禦色彩，史前罕見。對宮城東南拐角繼續新開探溝ITG50、ITG52、ITG54、ITG55，揭露表明宮城城牆Q10與Q16之間確實存在缺口，應該是一處出入宮城的側門，缺口寬10餘米，暫稱「東南角門」。另外，在Q16基槽外側發現有一處與基槽同期的磉墩類柱礎，是否周邊還有，需擴方發掘。當年冬季，何駑組織短期鑽探，試圖尋找早期外城西牆線索，發現寨子牆附近有溝狀遺迹，大致與早期外城東牆Q9平行（圖一〇）。

2017年2月23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持續對陶寺遺址疑似宮城城牆做最後的補充發掘。6月22日結束,補充發掘面積589平方米，較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東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基本廓清了宮城城牆堆積、結構、年代、發展演變等問題，並取得重大收穫。最終確認陶寺宮城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270，面積近13萬平方米。方向正西南，方向角225°，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宮城東南拐角是一處出入宮城的側門，缺口寬6.8米，暫稱「東南角門」（圖一二）。宮城東南門址改稱為南東門址，平面近似後世帶有「闕樓式」城門（圖一一）。通過解剖，確定陶寺宮城南東門址修建時代為陶寺晚期，而不是此前推測的陶寺早中期。陶寺遺址宮城及其門址的發掘取得重要成果，意義重大，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其形制特殊，結構複雜，史前罕見，影響深遠。同年，對宮城東牆Q10中段進行解剖，確定了陶寺早期和晚期兩期夯土城牆基礎。2017年春季，在2016年冬季鑽探發現的疑似早期外城西牆中段，開探溝試掘解剖，確認不是城牆基礎，而是另一條陶寺中期宮城的排水溝（圖一〇）。

陶寺宮城城牆探索過程中，學術界對於陶寺宮城牆基內的夯土，有不同的認識。2016年6月18日至20日，陶寺遺址宮城門址發掘現場討論會召開，並專題研討陶寺宮城新發現。部分學者認為，牆基槽溝深7~9米，超過建牆所需要的深度。且溝內下部為填土，上部所謂的夯土質量很差，與灰溝垃圾土堆積差別不大，因此陶寺宮殿區僅有環壕，沒有城牆牆體。山西隊則認為，儘管陶寺宮城僅剩牆基槽，但是基槽內上部為夯土板塊，確系版築，儘管夯土質量差。因而陶寺宮城還是有宮城牆體的。2017年6月1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陶寺遺址宮城城牆及門址現場會。圍繞陶寺遺址宮城東牆Q10、東南角門和南東門址的性質、形制結構、年代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認同陶寺宮城城牆基槽夯土的學者逐漸增多。

至2017年，陶寺宮城城牆及東北角門、東南角門、南東門揭露與解剖，確定了陶寺宮城的存在。2018年陶寺遺址的發掘工作，轉向宮城內的宮殿基址。春季發掘主要是揭露宮城內最大的夯土基址ⅠFJT3，發掘重新揭開了2007年發現的主殿基址，並在其東側新發現2座大型房址。同時完整揭露了ⅠFJT3的東南角以及東側邊緣，見有可能與廊廡有關的柱洞。另外，6月14日，發現一件銅璧形器，十分罕見。

結語

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總體上可分為前後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在陶寺文化譜系、文化性質、分期、遺址重要性、社會組織特點等諸多方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堅實的基礎，成為第二階段陶寺都城聚落考古發掘與研究方面實質性突破的前提。

第二階段，隨著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屢有突破，學者們對陶寺遺址研究更加重視，成果空前豐碩。關於陶寺文化譜系與族屬性質探討，甚至有日本學者也參與進來，國內多數學者傾向於認為陶寺文化與堯或堯舜有關。何駑則提出了陶寺城址為堯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證據鏈。陶寺遺址多學科合作更加深入和廣泛，成果涉及陶寺遺址年代、人地關係、體質人類學、食譜、鍶同位素、陶器中子活化等級分析、冶金、材料學、石器工業技術、動物利用、天文曆法等諸多方面。陶寺遺址出土文字的研究與討論也成為熱點，核心的焦點是朱書扁壺陶文的解讀，如羅琨先生的「昜文」說，何駑的「文堯」說，馮時先生的「文命」說和「文邑」說等。2017年，何駑還提出了陶寺出土的最早漢字、骨耜「辰」字解讀。陶寺遺址精神文化考古探索的成果，不斷呈現，如「豶豕之牙」的上政理念、和合理念、陶寺文化的宗教觀念、宇宙觀等。學者們更加重視對陶寺遺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探索，李伯謙先生認為陶寺是以軍權王權為主體的王國，王震中先生認為陶寺是邦國，何駑則根據陶寺圭尺的地中標準刻度以及陶寺文化國家性質和陶寺都城遺址性質，提出陶寺為本初「中國」的觀點。2015年，《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2017年，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獲得「上海世界考古論壇考古研究成果獎」，陶寺考古發現與研究，得到國內外學界的認可。2018年4月10日，陶寺遺址參加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評選，獲得入圍獎項。

歷經四十載風霜雨雪，經歷了多少艱難挫折、質疑非議，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在幾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中，薪火相傳，孜孜以求，才有了今天的重大收穫，用系列考古證據鏈，證明陶寺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核心形成的開始，是中國文明核心延綿至今主幹形成的起點，是「中國」概念形成的初始，陶寺城址是文獻記載中的堯舜之都。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正將「堯舜禹傳說時代」變為信史。

陶寺遺址四十年的考古發掘，僅揭露了四千前古都的三百分之一強，陶寺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今後的路還很長，長到今後的幾代考古人也望不到盡頭。但是我們仍然腳踏實地，披荊斬棘，砥礪前行，向著一個又一個新的學術目標前進，奪取一個又一個新的勝利。

附記：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四十年來，一直得到國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臨汾市委市政府、襄汾縣委縣政府、陶寺鄉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作者：何駑 高江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南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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