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西域」一詞，便存在兩個地理範疇。

廣義上說，「西域」涵蓋了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達東歐、南歐。

狹義上，則是指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蔥嶺以東，昆崙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即漢代西域都護府的轄地，即今天的新疆地區。

中原古代典籍中，「西域」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漢武帝劉徹）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

從漢書上的定義看，此時西域的地理範疇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新疆，顯然屬於狹義上的西域理解。

而在廣義上對「西域」範圍的理解，長期處於想像層面，屬於文化概念上的「西域」。

因此，在探討「西域」問題時，需要特別注意，文、史兩個範疇中不同的定義，切不可混為一談。

我在拙文《對東、西突厥的戰略差異，看唐朝的西域經營和管控！》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中原王朝對西域的治理，一直都以政治、安全為軸心，經濟訴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絲綢之路」從未成為，古代中原王朝的國家大戰略。

基於上述觀點，染指西域的三個中原王朝，漢、唐、清無不以管控西部游牧部落的方式，來瓦解北方草原的邊患。因為，它們頭上分別壓著匈奴、突厥和蒙古三個巨大威脅。

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李世民趁北方草原天災不斷之機，聯合薛延陀、回紇、拔也古、同羅等部，分兵六路北伐突厥。在這場賭上國運之戰中，唐初能戰之將悉數登場，一戰而亡東突厥。

此時，唐朝對西域的概念尚沿襲隋朝舊制，以敦煌以西為西域的東界。

《隋書·裴矩傳》在記載通向西域通路時，以「發自敦煌，至於西海」為描述，可見敦煌是中原的西方門戶。

但隨著唐朝對西域經營的開始，「西域」所指的範疇也開始不斷變化。

《唐會要》在貞觀八年的條目里記載，「以西域置伊州」。可見，至貞觀八年（634年）時，伊州（今新疆哈密）尚在西域範疇內。

貞觀十四年（640年），高昌王麴文泰與西突厥結盟，李世民以侯君集、薛萬均為大將證討。攻拔高昌城，麴氏王朝(公元501年一公元640年)覆滅。

唐遂於高昌故城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古城)，並「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又於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設庭州。

在北疆形成了伊、西、庭防禦三角形後，李世民強硬的推行了政治制度改革，以「州、縣、鄉、里」制顛覆游牧部落的統治。

於伊州下設伊吾(以隋朝修的新伊吾城為中心)、納職(大約在今哈密三堡與四堡之間)、柔遠(以隋朝在伊吾東北修的柔遠故城為中心)三縣。

於西州下設柳中(今都善魯克沁一帶)、交河(今吐魯番交河故城)、蒲昌(今鄯善縣，本地民族稱作辟展，顯然就是蒲昌的音變)、天山(今托克遜縣附近，托克遜也是天山的音變)四個縣。

於庭州下設金滿(金滿一名來源於漢代的金滿城，現在的縣名吉木顯然是金滿的音變，薩爾是維吾爾語城的意思)、輪台(大致在今昌吉至阜康之間)、蒲類(大致在今奇台以東、巴里坤以西，後改為後庭縣)、西海(地理方位不明)四縣。

武周長安二年（702年），在庭州設置了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已遷至龜茲），節制瀚海、天山、伊吾三軍，轄兵二萬人，馬五千匹。

從唐朝對北疆強硬的管控措施上看，唐庭實際上已將天山以北草原地區看成了本土，以駐軍流官的方式，結合羈縻制度加以管控。

至太宗晚期，朝野對西域的認知已大大西推，直轄於中央的伊、西、庭地區不再納入西域的範疇。

玄奘法師天竺取經回國後，在長安所著《大唐西域記》里，對西域各國進行敘述時，開篇即說「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

可見此時的「大唐西域」，已不包括原高昌國範圍，而是特指焉耆以西的地區了。

此時的「西域」，實際上指的是「唐朝疆域以西」。北疆的西州已取代了敦煌，成為唐朝經營與交往西域的橋頭堡。

從高宗統治時期開始，「西域」的地理所指再度西挪。

「西域」所指範疇的西遷，伴隨著唐朝邊境的不斷向西拓展。

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冬，蘇定方率唐軍擊敗西突厥沙缽羅可汗（阿史那·賀魯），沙缽羅逃至地處中亞的石國，唐將蕭嗣業銜尾而至，兵圍石國國都。在唐軍兵威之下，石國國王獻沙缽羅臣服。

次年，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內部陷於紛爭，高宗召龜茲王布失畢與龜茲相那利入朝。二人到長安後，將那利囚禁起來，放回布失畢主國政。

但布失畢歸國途中，龜茲大將羯獵顛帶兵堵住國境，不許其回國，布失畢悒悒而死。

高宗以左屯衛大將軍楊胄領兵擊之，一戰而擒羯獵顛，盡誅其同黨，遂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王。

唐朝在龜茲設龜茲都督府，管轄九個羈縻州。顯慶三年五月，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都護府為西州都督府，守高昌故地。

至此，南疆沙漠綠洲地區的宗主權，由西突厥可汗王庭轉至唐朝囊中。

《唐通典》有記，「龍朔元年(661)，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注意此時，王名遠所進的《西域圖記》里，西域的範圍只有「于闐（今新疆和田）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

不但不包括北疆的伊、西、庭三州，甚至就連南疆的龜茲、于闐、焉耆、疏勒並稱的「安西四鎮」，也不在其內。

可見，此時唐朝雖未在安西四鎮駐軍（每鎮五百人的兵額，實在談不上駐軍，當警察維持治安還湊合），但在從行政級別上說，安西都護府已等同於唐朝的直轄州。

「西域」之名再次向西延伸，于闐以東的土地均為唐境，不再納入西域之內。

但必須要承認，受限於南疆廣袤的沙漠地形，唐朝對此地的控制力度非常薄弱。如果說北疆伊、西、庭三州的「鎮撫結合」以「鎮」為主，那南疆則明顯是以「撫」為主。

因此，南、北疆所設的羈縻州在實際意義上，並不完全相同。而安西四鎮的設置，則呈現一種介於州縣制與小邦國王間的過渡形式，是胡漢並存統治方式的具體表現。

正是由於以「撫」為主，幾無駐軍的的特點，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多次出現易手。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軍進攻西域，先佔于闐，又陷龜茲撥換城(今阿克蘇)，唐朝罷四鎮，安西都護府撤回西州。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于闐王伏閣雄擊走吐蕃，唐朝以于闐為毗沙都督府，同時，唐朝又增設了疏勒、焉耆二都督府，安西四鎮得以恢復。

上元二、三年(675-676 )，唐朝又把西域南道上的兩個重鎮——鄯善和且末劃歸沙州直轄，改稱石城鎮和播仙鎮。塔里木盆地的東南區域，變成與西、伊、庭三州一樣的唐朝直轄領地。

儀鳳初年(676-677 )，西突厥聯合吐蕃，再次攻佔四鎮。

調露元年(679)，唐將裴行儉以送波斯王子泥涅師歸國為幌子，奔襲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王帳，盡擒其首。再復四鎮，並以碎葉代焉耆為四鎮之一。

武周初年，東突厥復興，再度成為唐朝北患。吐蕃借唐朝無暇西顧之機，大舉進軍南疆。

武則天被迫以「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為由，於垂拱二年(686)十一月，罷黜四鎮。

直到長壽元年(692)十月，在西州都督唐休璟請求下，武則天以王孝傑、阿史那·忠節為將，領唐軍十八萬（《舊唐書·王孝傑》所記數量）大敗吐蕃軍，「克複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

但安西四鎮這個地理節點，對唐王朝來說實在是個有點尷尬的存在。如駐重兵防守，則補給困難，靡費甚多；不駐軍則屢廢屢建，難以堅持。

因此，朝堂上針對西鎮的存廢一直都在博弈。王孝傑再度收復四鎮後，狄仁傑和崔融針對四鎮，再度展開了爭論。

狄仁傑在其《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中指出，「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

而崔融則以《拔四鎮議》針鋒相對的反駁，「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

好在，武則天沒有採納狄仁傑廢四鎮的動議，堅持在四鎮留駐重病固守。

這一政策很快便收到了效果，兩年後（延載元年，694年）吐蕃捲土重來，冷泉、大嶺之戰爆發。

據《資治通鑒》記載，「（延載元年）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論贊刃（欽陵五弟）、突厥可汗俀子等於泠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

此戰之後，以安西四鎮為戰略支撐點的南疆地區基本得到穩固。「西域」所指的第二次西移，在經過三十多年的博弈後，也開始穩定了下來。

這時候，「西域」和「安西」成了兩個並列，且互不涵蓋的地理單元。

這一特點，從《新唐書·地理志》中列舉的「羈摩州」記載，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條目下，所列的都督府、州都在蔥嶺以西，而安西地區的州府，則寫於「四鎮都督府，州三十四」之下。

同樣，在「邊州入四夷道」中出現了「安西入西域道」的提法，也說明安西與西域是不同的區域，前者為「邊州」，而後者則屬於「四夷」。

所以，這時候對於唐庭來說，天山以南的四鎮地區，還有一個名字叫「安西」。

「安西」與「西域」並稱的例證，還有《資治通鑒》天寶元年(742)條目：「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需要注意的是文書中的用詞，對外（西域、突騎施、堅昆）的用詞是「撫寧」、「防制」，而對內則全部使用「統」和「治」。

可見，此時的「西域」蔥嶺以西，不在唐朝直接管轄的地區，而「安西」則已經是內部地區了。

這和《漢書·西域傳》中，「蔥嶺以東」的「西域」，已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從管理層級的角度上說，安西都護府西遷龜茲後，702年（武周長安二年）庭州設北庭都護府，但依舊歸屬於安西都護府。

景雲二年（711年），北庭都護府升為大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分治。玄宗開元年間，又設「磧西節度使」，管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治西州。

以天山為界，以北包括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西的廣大地區，歸北庭都護府統轄，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遼闊地區，屬安西都護府管轄。

回溯唐朝向西的拓展，可以明顯看出唐庭對東、西突厥戰略戰術的差異。與擊倒東突厥時，充滿賭博意味的國運之戰不同，唐朝在經營西域過程中，明顯採取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策略。

出河西走廊後，先拿下天山北麓的牧場，然後以三州之地為籠，駐軍屯墾，強硬推行州縣制改革，穩固局面。

足足四年之後（貞觀十八年），唐軍才越過天山進討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又過了四年（貞觀二十二年），才西去平龜茲國（今新疆庫車）。

在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唐朝的戰略目的依舊止步於，打碎西突厥在南疆的統治。

安西地區不過是構建了一個，以四鎮為支撐點的戰略緩衝區，便心滿意足了。

所以才會有四鎮不駐軍，以「撫」的主的大方針。

但南疆複雜的政治環境超過了唐庭的預期，尤其是吐蕃從安西以南強勢崛起，連續不斷的以穿越昆崙山和取道小勃律兩條路線入疆博弈。最終，逼得唐朝不得不在四鎮屯重兵固守。至此，南北疆的統治策略才開始趨同。

而對於蔥嶺以西，真正意義上的「西域」，唐庭實際上是綿長莫及，只要能夠保持住朝貢體系，使其不倒向敵人便很滿意了。

從層級上說，北疆三州是河西走廊的防禦緩衝區，南疆的安西是北疆三州的防禦緩衝區，而西域則是安西地區的防禦緩衝區。

大家不要小看防禦緩衝區的作用，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軍神欽陵和唐朝通泉縣尉郭元振，曾有一次野狐河（今青海察汗烏蘇河）之會。

二人唇槍舌劍斗得不亦樂乎，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安西的歸屬。雙方都希望掌控安西四鎮，作為自己實際控制區的戰略緩衝區。

古代王朝通常沒有非常明確的「邊境」概念，多以「勢力範圍」來劃分。大多數情況下，「勢力範圍」的邊界都可以理解為戰略緩衝區。 而安西地區恰恰是聯繫中亞和東亞的節點，因此才成了唐蕃兩國必爭之地。

綜上所述，唐朝的「西域」 概念，至少經過了兩次西移。

第一次，從指「敦煌以西」改為「高昌以西」，表現為唐境西擴北疆，伊、西、庭納入州縣體制之內，

第二次，從「高昌以西」變為「于闐以西」。

但這次西移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博弈，期間多次出現反覆。最終，以四鎮駐軍為基點，將「西域」所指推到了蔥嶺以西，並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注意不是怛羅斯之戰）。

唐朝「西域」範疇的西移，伴隨著唐朝邊境的不斷拓展。

《資治通鑒》天寶十二年條目所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當不是虛言。

弄清楚「西域」地望的不斷變化，是研究唐朝在西域政治、軍事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有助於搞清各地羈縻州府的差異。

正如前文所述，安西四鎮是唐朝胡漢並存統治方式的交叉點，而這正是它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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