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講，延安時期的文化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來源

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文化的繁榮，除了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文化思想理論武裝和正確的方針政策指導之外，還因為當時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聚集了一大批志存高遠、勇於奉獻，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文化工作者。

概括地講，延安時期的文化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來源。

一是原在南方蘇區從事文化工作，經長征來到延安和陝甘寧邊區以及陝甘根據地原有的文化人，如徐特立、謝覺哉、成仿吾等。

二是原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從事由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後，又由中共黨組織從上海等地選調，以及留蘇回國與受到共產黨抗日民主感召而從國統區、淪陷區來到延安，已有一定成就，甚至是知名的文化人，如丁玲、周揚、茅盾、艾青、冼星海等，他們大多都是左翼文化人，是當時延安文化工作的業務和領導骨幹。

三是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大量奔赴延安的國統區、淪陷區以及來自海外華僑的知識青年，他們是當時延安文化工作的主力軍，其人數最多，成分也比較複雜。這批知識青年，在延安時期也湧現出一批知名的詩人、作家、畫家、音樂家及學者，如郭小川、賀敬之、石魯、鄭律成、於藍、于光遠等。

四是陝甘寧邊區原有的民間藝人、從農民中產生的藝人以及陝北原有的舊知識分子。如韓起祥、李卜、孫萬富、李鼎銘等。

文化名人和知識青年彙集延安，形成了強大的文藝發展與繁榮的人才團隊。1940年1月，邊區文協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文學家、詩人、戲劇家、音樂家、木刻漫畫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中西醫生、新聞記者等文化人達到123名，文化團體、新聞報刊、文藝雜誌、學校、機關俱樂部、文藝分會、文藝小組等107個單位的代表有274名。1940年2月5日，陝甘寧邊區科技人員大會召開，有理、工、農、醫等高、中級科技人員三四百人參加。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時參加合影人數為104人，其中文藝工作者為97人。截至1942年，全邊區中等學校學生人數1828人，高等教育共培養造就2萬多各類人才。這一大批從全國各地及海外彙集延安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是陝甘寧邊區文化事業的骨幹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事業的宣傳教育者、組織領導者和實施者。正是他們以及邊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創造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在陝北空前繁榮的局面。

但是，這種局面的形成並非是天然的。高華對左翼文化人與革命的關係問題，曾做過這樣一番評論：「在歷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關係一直是一對難於解決的矛盾；左翼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左翼知識分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與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和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卻深受『五四』『改造國民性』等『啟蒙』思想的影響，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化身——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左翼文化人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抽象的平等』，對敬仰和服膺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這些論述雖然有些偏頗，但也道出了問題的某些實質。從全國各地及海外奔赴延安的左翼文化人和知識青年都是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左翼文化人，他們多數都是中共黨員。有些人黨齡還很長，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已經積极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項文化工作；有的直接進入中國共產黨開闢和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在蘇區從事根據地的文化工作；更多的是在國統區開展左翼文化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但他們同時又是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地帶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所以，他們既要革命，也要保持所謂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既要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也要成名成家。

第一個來到陝北根據地的左翼作家，也是共產黨員的丁玲，在1938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談道：群眾化「不是把我們變成與老百姓一樣，不是要我們跟著他們走，是要使群眾在我們的影響和領導之下，組織起來，走向抗戰的路，建國的路」。這番話應該說道出了當時大多數左翼文化人的心聲，就立場和出發點而言，顯然是以自己為主體，以群眾為客體，是「要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而同樣是左翼作家的蕭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時，說出了這樣一番宣言式的話：「紅蓮、白藕、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也是一家；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這是典型的要「『個性解放』和『抽象的平等』」，要成名成家。

丁玲和蕭軍當時都是非常真誠地說出這樣的話，而當時他們對革命的真誠、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毛澤東的思想卻與他們恰恰相反。他提醒文化人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才能學到「起碼的知識」。只有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與被改造，才能割掉他們或長或短的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所以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他所寫的《五四運動》一文中明確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在同年延安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在作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時，更進一步地指出知識分子「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著重談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和感情問題，明確要求要將立場、態度、感情轉變到工農兵群眾上來。他還以自己為例，為左翼文化人，特別是奔赴延安的廣大知識青年就轉變立場和感情現身說法。在這次座談會第三次會議上，朱德發言時直截了當地說：「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中共兩位領袖，坦誠、真摯、樸素地自我解剖、以身作則、現身說法，對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識青年來說，恐怕比理論的邏輯更有力量，更具感染力，從而也更加有效。

著名歷史學者高華教授指出：「毛澤東的有關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新論述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和自我認知，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會的中心。毛澤東也改變了『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的自我體認，『五四』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肩負『啟蒙』和社會批評的責任」，而毛澤東則認為「正確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和工農相結合』，實現『工農化』、『大眾化』，而不是『化大眾』。毛澤東將知識分子引以為重要的對社會的批評，轉變為要求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批評』。」

要實現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前提條件是教育。經過整風運動後，這個精神真正地貫徹執行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已經明確地懂得一個道理：只有與工農兵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鬥爭一起受難，成為他們的感官和嗅覺，才能傳達他們的聲音，維護他們的利益。正如高華教授所指出的：「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根據地的知識分子獲得了新的身份認同：一方面，他們是革命者，是戰士，是毛澤東的新話語的宣傳者，在革命隊伍中，他們擔負著鼓動群眾的重要責任；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帶有舊階級和舊意識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斷改造的群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獲得了歸屬感。」

摘自曾鹿平、姚懷山主編的《延安文化思想概論》

《延安文化思想概論》第一次以延安文化的思維模式為研究對象，沿「延安文化」的界定與背景進行學術鋪展和梳理，呈現了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文化思想風貌，彰顯了延安文化建設的價值與意義，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有借鑒與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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