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們為何喜歡穿長袍馬褂？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著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

進入民國時期，可供男士選擇的常服，主要為西裝、長袍馬褂、中山裝這三大類。有意思的是，這三種服裝都極具政治和文化代表性。「服」為心聲，選擇穿哪一種衣服，並不是簡單的個人喜好，而是清楚地顯示了一個人的思想傾向。

中國的知識分子意識到，經歷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西方文化，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文化，而民國在政治制度技術、教育等方面全面學習西方因此自然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象徵性符號—西裝。參議員曾有瀾,曾躊躇滿志地說，既然民國奉行的是世界大同主義，「禮服即用西洋禮服可矣」。《服制草案》中也提到當時世界各國的服裝風貌「趨用西式」，因此提倡中國人也「以同為宜」。長袍馬褂呢？作為滿清服制的遺存，許多進步人士紛紛主張應予廢除。華僑陳嘉庚先生的主張尤為激烈：「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滿清，其於清時遺制，革除惟恐不盡。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悖理之法，失時之制，皆宜以大刀闊斧，斫伐而削減之」。

反對者卻視西裝如洪水猛獸。1912年5月31日，《申報》登載了篇題為《漢口救國會斷指悲劇》的文章，說在武漢救國會的成立大會上，一位青年學生「以極沈摯之態度登台演說外洋衣帽暢銷全國之害，說畢，即抽刀斷指，大書『請用國貨』四字，鮮血淋漓，張掛門外一時鼓掌之聲如雷。繼又有一青年學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說，語尤激烈，竟痛罵到會諸人之著外國服裝者說畢，亦抽刀斷其一指，血書『用外貨不用國貨亡國奴也』十一字。」由此可見，時人反對西裝的個很現實的原因，是西裝帶動對西洋衣料的進口，進而傷害了當時胞弱的民族產業。孫中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1912年的一封《復中華國貨維持會函》中，指出「去辮之後，亟於易服，又急切不能得適當之服式以需應之，於是爭購呢絨，竟從西制，致使外貨暢銷，內貨阻滯，極其流弊」。

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是西裝觸碰到了文人心底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果中國人都穿起了洋人的服裝，那麼泱泱中華文明在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早在1876年，晚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會見日本公使森有禮時，就激烈地批評了日本明治維新後引進西式服裝的做法：「仿效歐洲習俗，摒棄獨立精神，接受歐洲統治，尚不知羞恥……遵循服裝舊制，乃對祖先遺志追憶之體現子孫萬代須謹守之。」

清朝覆滅後，中華文明卻沒有中斷。因此，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儘管留洋蔚然成風，眼界不凡，回國後卻仍舊喜歡穿一身老舊過時的長袍馬褂，以示其志。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辜鴻銘、魯迅、林語堂、徐悲鴻等。辜鴻銘祖籍福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妻東洋，卻一生服膺中國文化，辛亥革命後更以清朝遺老自居。當他應聘北大，在這樣一個新舊文化交鋒的陣地，自然要旗幟鮮明地亮出他的態度。

值得一提的還有胡適，他是民國時期鼓吹「全盤西化」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在著裝即偏偏拚命抵制西化，努力保已身上的中華文化元素。胡適穿西裝，只有兩種場合，一是國際會議，二是在美國留學和擔任駐美大使，其餘多數時候都是長袍馬褂。這一身舊裝，似乎成了中國文人在西學的衝擊下，保留文化獨立性的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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