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為何不願談李鴻章貪污，一說這人就沒法兒要了

左宗棠和李鴻章都是改革派人物，但二人在如何進行改革上卻很大不同，也就是二人「整體改革路線之爭」。更廣泛地說，改革是為了「圖強」，在圖強路線上，二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樣也是路線之爭。而在改革、圖強不同的背後則是思想路線的不同。

（1）二人的「路線不同」是全方位的分歧，涉及國防、自強、洋務企業、民生等諸多方面。

左宗棠認為國家的強盛在吏治、在人；李鴻章則認為在武器。這種思維導致左宗棠既關注改革又關注民生；既重視人才又反對貪官污吏；既重視武器，又主張自我研髮式自主建造；既關注軍事企業又關注民營企業；既支持建立民營企業官府對其支持，又反對官僚機構介入民營企業的日常運營。

因為左宗棠的心理，他才會首先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家西式艦船的工廠和海軍人才培養學校，成為北洋海軍的軟體開創者；他才能成為晚清斬殺高級貪官最多的一方諸侯（兩名二品武官並參奏了多名從一品高官）；他才會不讓兒子們進入官場為官。

因為李鴻章的心理，他才會建立了晚清第一個真正的「軍閥集團」——淮軍，並且成為軍事裝備最好隊伍。同時，也成為中國第一支真正近代海軍——北洋海軍硬體的開創者。

（2）左宗棠在軍事上、民生建設上、維護祖國統一上擁有巨大歷史功績，李鴻章則在外交上擁有一定歷史功績。但因為其迷信國際法，導致「以夷制夷」思想基礎就錯了

以上觀念的不同就造成前者是民族英雄，後者則是偉人與漢奸賣國賊的對峙了。李鴻章擁有的歷史功績，左宗棠都具備。左宗棠具備的，李鴻章則並不擁有。例如李鴻章開辦洋務企業、引入西方的鐵路電報等，這些左宗棠都做過。但因為左宗棠長期在邊疆地區效果沒有李鴻章好。但問題是，李鴻章對西北的發展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例如新疆建省、甘肅全面發展等。

李鴻章的實際功績基本都沒留下來，有人說幾家企業。但問題是，那些企業都是清廷開辦的，李鴻章只是「倡議」開辦。錢靠清廷給開工建設資本、重大投資以及生存業務都是清廷撥款和給與，李鴻章的貢獻有什麼？其實，對「倡議」之功過多的吹捧了。

從1860年代到1880年代，李鴻章遍請外國人翻譯國外的法律書籍，希望熟悉外國人的思想和行為，美國人宣揚的所謂的「國際法」，讓李鴻章看到了某種希望。最終，他希望在法律上、法院上、談判中利用「國際法」逼退外敵。

最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聽說清政府要派李鴻章來談判，威廉給德國方面發電報：這條老狗，專事挑撥，殺了他。

其實「以夷制夷」古今中外都存在這種思想，已經郵寄千年歷史了，而且不僅我們有。但「以夷制夷」首先要自強；其次要敢於亮劍。這是兩項基礎，都是保證「夷」不敢輕易動你。但你拿「錢」去吸引別人，別人很多情況下會商量好後一起來欺負你。

（3）以琉球變為沖繩為例，談李鴻章對「國際法」的迷信造成重大失誤

李鴻章從1870年和世界各國簽訂的條約多達24項。其間，1875年9月20日，日軍再次進攻朝鮮江華島，作為朝鮮的宗主國中國和日本便展開了外交戰。

在這一外交戰中，李鴻章仍然希望用「國家法」來壓日本。例如，他對駐中國公使森有禮展開了如下的類似對話：

森有禮：據我看來，合約沒甚用處。

李鴻章：兩國和好，全憑條約，何說沒用？

森有禮：合約不過為通商事，可以照辦。至國家事只看誰的能力強，不必盡依著條約。

李鴻章：此是謬論，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

森有禮：萬國公法，也可不用。

李鴻章：違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

說著，指著桌上的酒杯繼續說：和是和氣，約是約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了這酒，不教泛濫。

森有禮：這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

李鴻章：森大人年少氣盛，發此謬論。

李鴻章最終找到了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出面調解，與日本議定了「中日分治琉球」條約。但正如森有禮所說，只看權勢不看什麼功法。

因為你本身不自強，弱得人家不用利用你，直接搶你就行了。所以，1879年，日本將琉球改為沖繩縣。自朱元璋開始就屬於中國藩屬國的琉球，終成日本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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