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

近日，「2019上海文化發展系列藍皮書」新聞發布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舉行。該系列藍皮書聚焦上海文學、文化、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電影產業、文化交流、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領域，其中，《上海文學發展報告（2019）》的主題是「時代精神與文學發展」，探討「當下文學」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原文 ：《新時代文學：講述新的「中國故事」》

作者 |《文藝報》 李雲雷

圖片 |網路

為何要講「中國故事」

新時代文學要講「中國故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些是針對新時期文學的精英化、西方化的傾向。講「中國故事」，針對兩種傾向。一是過於西方化的傾向。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講的似乎都是西方故事， 比如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藝思潮影響下的作品。現在我們再來看這些作品，發現它們對抽象問題的討論特別深刻，比如仇恨、慾望、死亡等問題，但這都是移植的西方文學的主題，這些作品是不是寫出了中國人的感情、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經驗？或者中國人的生活是不是在這些作品中有所反映？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80年代的文學確實是過於西方化，我們現在要去了解80年代中國人的生活、內心世界，不會去看這些作品，反而會去看其他的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80年代的報告文學，這些當時不受重視的作品反而能為我們提供一些純文學作品所提供不了的東西。二是過度個人化的傾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從寫「大寫的我」到辨析「大我」和「小我」的關係，再到90年代文學中一個特別流行的術語，即「日常生活」或者「私人敘事」，在這一潮流影響下，作品大量地湧現。這樣的術語當有其對立面的時候，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提出這個問題是由於當時過於強調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日常生活」或「私人生活」的出現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

但是隨著這個潮流的影響越來越大，到了不需要論證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時候，作家、詩人的視野就越來越狹小，只限於日常生活和私人經驗，而不能從中走出來。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到現在我們的作家中生命力最強的依然是「50後」的作家，比如莫言、賈平凹、韓少功、張承志、王安憶等人，他們一直都在寫作，也一直在帶給我們新東西。但是在他們之後，「60後」「70後」「80後」作家，似乎沒有產生能和他們相比的作家。

我覺得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50後」作家的格局和視野。比如「70後」「80後」作家都是寫個人經驗，他們無法寫出超越於個人經驗之上的東西。當然個人經驗也可以包容很多東西，我們時代的變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體現，但是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大的時代、世界的變化視野，他就意識不到某些變化。針對西方化、個人化這兩個傾向，所以我們提出「中國故事」倡導。

重建新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

但是 「中國故事」出現之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我們的很多作家，從上世紀80年代學習、借鑒西方文學經典開始轉向學習、借鑒我國古典文學經典。當然學習借鑒是很好的，但是真正的創造性還是應該從我們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以及時代經驗中汲取營養。無論是西方的經典或者是古代的經典，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系。我們中國作家確實要汲取經典，「化傳統」，但是又要防止被傳統化。

我們傳統的力量特彆強大，比如賈平凹的《廢都》，從語言到敘事方式，看著就像明清時代的小說，這確實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當代作家怎麼才能寫出來既屬於中國人的而又屬於當代的語言、故事或者人物？這需要作家去創造、去摸索，這是一個特別複雜的過程。現在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我們應該把很多以前不構成問題的問題提出來，然後共同去探索新的發展方向。

但怎麼才能夠產生「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呢？當時，繼《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很快就有經典作品出現。當然，因為我們現在的情況比那時候更加複雜，文學藝術受制約的因素也更多，除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之外，又受制於文學與經濟的關係。

相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還有一個問題就在於我們現在的文學基本上還是80年代那種精英化的文學出版—傳播—接受方式。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其實我們有一個系統的人民文學的體制，一部作品無論從創作到發表到出版，包括到進入市場流通、接受，有一個完整的網路在起作用。但是現在沒有這樣的生產傳播體系，像在50年代的一本小說，比如《青春之歌》就可以發行到五六百萬冊，可以發行到很邊遠的農村甚至邊疆。我們現在的出版發行網路，其實能夠做到，但出於市場或者資本的考慮，卻不能去做。所以我們的經典作品要產生真正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作品，需要我們重建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出版發行體系，這可能是需要我們今後去努力的。

另外，我覺得可以借鑒的是，那時很多作家確實是真正紮根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而我們現在的一些作家很難深入到生活中去，雖然現在作協也有很多扶持項目，比如說到一個地方紮根幾個月，甚至紮根幾年，但目前整體上來說這種力度還不夠，沒有辦法跟當地的民眾形成一種情感的共鳴，不能夠真正把一些故事、經驗、人物汲取到創作中來。

汲取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文學經驗

尤其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新時期以來對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的文學基本上持一種批評或者質疑的態度，所以對這一時期的文學的、歷史的經驗研究也不夠。新時代文學要想真正地發展，要注重從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的經驗中汲取方法，包括具體的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甚至我們討論問題的方式。

比如我們現在研究十七年文學或者研究「文革」文學的人都會覺得當時的批判之風很盛，這個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總結。從90年代以後，文學界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爭論了。80年代我們圍繞著改革文學、先鋒派、偽現代派都有爭論。90年代之後，就會有比如說像「70後」「80後」作家這樣的概念出現，好像用一種自然而然的命名來取代了以前的命名方式，比如說「尋根文學」「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現在不管你寫的是什麼，什麼風格，什麼題材，都被歸納到「70後」「80後」「90後」裡面來。這樣一套概念和命名的方式是有問題的，起碼讓我們更加重視人的生理性的、不可更改的因素，而對作家的思想、藝術、題材的獨特性關注得不是很夠。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從中汲取教訓，80年代以後我們教訓總結得很多了，尤其是從那種個人化的、私人化的這種經驗來總結。但是也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比如說像傷痕文學，我們來看構成《傷痕》這個小說的衝突是家庭倫理和革命倫理之間的矛盾，小說主人公因為參加「文革」跟她母親之間產生了隔閡，然後等到「文革」結束之後，這個矛盾才解決。作者就用這一種家庭倫理來解構了革命倫理，這可能是那個時代需要的一種闡釋。

但是如果我們從更長的歷史階段來看，五四正是要打破家庭倫理，然後走向革命，無論是巴金的《家》也好，楊沫的《青春之歌》也好，那些革命青年正是因為衝破舊的家庭才走向了一種社會化的道路，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覺得應該納入一個譜系裡面來重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家庭倫理來反對或者批判革命的倫理。我們新時代文學是不是可以從那種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關於人民文學的探索裡面汲取經驗？現在的研究還不夠。蔡翔、洪子誠等人的著作，在這個方面有很深的開掘，也為我們打開了繼續探索的空間。

從變化中發掘出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問題

五四新文學是建立在對舊的文學體制的批判的基礎上形成的，基本是以一種斷裂的方式，割斷了我們跟傳統中國文學的聯繫。伴隨著飛速發展的中國，每一代人的經驗都是獨特的。每一代人的經驗都不能和另一代人溝通，或者說不能充分地溝通。他們不能深切地、經驗性地、有同情性地理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在面對這麼豐富、劇烈的變化時，我們的作家應該從這些變化中汲取有效的經驗，進入到我們文學之中。並且通過我們的文學研究，把這些經驗集中起來，這是我們的文學應該做到的。

比如我們讀魯迅的《故鄉》，其實它一個核心的矛盾就是，一個新型知識分子，在受了新思想影響之後，回到故鄉面對的還是處在舊秩序倫理所產生的矛盾。不管是他內心的矛盾也好，還是生活中細小的矛盾也好，如豆腐西施、閏土等人物，都是作家思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

但現在當我回到故鄉的時候，會發現故鄉是一個比我想像中變化還要更加劇烈的鄉村。魯迅面對的是「不變的農村」，現在則是鄉村變化得過於劇烈，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和理解。其實中國現在很多事情都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和理解，超出了我們的知識準備。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怎麼來處理這些變化，這也是我們現在需要面對和處理的，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電影《戰狼》《戰狼２》和《紅海行動》也在觸及這樣一些問題。但在更深層次的民族心理上，我們還需要面對。

從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思想、文學都是建立在我們失敗的經驗之上。現在的中國人如果恢復自信之後，我們應該怎麼想、怎麼做？如果是作為一個歷史引導者的話，我們應該準備什麼樣的知識和思想？我們是不是應該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做一個梳理：什麼是我們失敗的經驗帶給我們的知識、思想和文學？如果沒有這樣失敗的經驗，我們是不是會有其他的經驗和文學？而這些在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些都是處於歷史過程之中的一些變化，但是作為文學研究，我們如何去把握住這些變化，如何從這些變化中發掘出真正具有生產力的問題，都是我們需要去注意的。相對於五四那個時代的經典作家，我們處於一個新的起點上，所以我覺得我們講的「中國故事」肯定跟他們講得不一樣，但是我們要學會接著他們的故事講，講述新的「中國故事」。

現代文學的主題就是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靈魂，這是一個還沒有完成的任務，我們處於這樣的歷史之中。其實我們既有作為「歷史中間物」的一面，但同時我們又都是進入現代的中國人，但即使我們都處於現代社會之中，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新時代文學怎麼能夠把我們現在的生活、經驗、內心的情感世界凝聚到作品裡面，這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也是比較值得做的事情。寫出我們當代人的情感，而且具有凝聚力、普遍性，當然這是對作家、對文學研究者的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新時代文學有很多可以展開討論的東西。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1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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