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的集古與出新，由此形成了自己時代的書學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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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先生曾對宋代的文化精神加以熱烈的讚頌，其中評論到宋代書法的創造。王先生此論知者不多，而看重者尤少。其在《宋代之金石學》中說：

「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原其進步所以如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述中……」

王國維之論從立體的多相之中透視比較，深邃精警，頗富創見。宋書家與唐書家、晉書家雖然同樣作出了創造，但各自的時代文化精神不同。

出新

宋四家都具有求新之念，旨在擺脫束縛。首先欲擺脫唐人嚴峻法度的束縛，他們不願意再循舊路，以其勃勃的求新精神開拓書學的新天地，就像他們將詩為之一新，將畫為之一新，將哲學為之一新一樣。黃庭堅《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宣發了宋四家的心聲：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宋人又欲擺脫法帖的束縛。《淳化閣帖》的摹刻流行起過好的作用，但是打破了學書求真跡的原則，而且其中又選進了一些假帖。米芾《海岳名言》云：

「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

他們還欲擺脫技法對於人性靈的束縛，重視性靈在筆墨中的發揮，講究筆墨情趣，表現自己的人格、學問與精神。宋書家不計工拙，在自由的揮寫中，抒發精神的自由，視此為人生之一樂。米芾《書史》云：

「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此又以一種遊戲的態度對待書法，看到書法具遊戲的娛樂性。這是對書法書教以外所具性質的一種補充或新的認識。

集古

宋四家尚思古之情，有鑒賞與研究趣味，對六朝法帖深入內里，游心推崇。蔡襄云：

「書法惟風韻難及，虞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蔡襄心賞晉人書法的風韻，透視到晉人淡泊虛曠之精神表現在空靈的書藝上。蘇東坡《題王逸少帖》曾云：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澹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

蘇斥張貶素，而以晉人風軌為趨歸，因謝道韞之書法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深為推重。

宋人思古之情，使他們能在上古金石書藝中發現古雅之美。他們窺看到歷代不知名的書家隨意下筆，隨形結構，大小不一，錯落有致，美不勝收。這與宋代金石學的興起密切相關。米芾從古代篆籀中悟到天真爛漫、率意真趣的境界，如同蔡襄從《石鼓文》，《原叔鼎器銘》觀賞到古意、遺思之趣味無窮。因此他們都提倡古意。《海岳名言》又云：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古雅、古意是宋代書家都為之倡導的，他們厭煩唐代嚴峻之法，尋找活潑生鮮的書藝真趣。宋人相當的學養、深遠的識解以及在古與新、賞與研的錯綜之中形成了自己時代的書學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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