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美籍副處能適應中國體制嗎？施一公連清華副校長都不要了
2019年6月12日《新京報》自媒體報道，美國人朱大衛（David Zupko）被清華任命為副處級幹部，將參與清華大學全球戰略及「國際化能力提升計劃」的推動實施，引起輿論熱議。
報道中說，「朱大衛是清華大學自改革開放以來校級機關首次聘任的外籍『處級幹部』，即便放眼全國的公立大學，恐怕也是一個先例，一個創舉」。
這「先例」是好事嗎？算是為中國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打開了一條門縫，讓老外協助中國高校搞國際化，按說是好事。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老外擔當的「副處級」又是典型的類似政府行政序列的級別，所謂在清華大學裡「當官的」。還會是老樣子嗎？要知道，改革開放40年了，清華還保留著「校級機關」的編製。
歷史上老外在國內當官的也不乏其人。其中，唐代李白的好友、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便是代表。他科舉入仕，官至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死後被追贈從二品官銜，在老外官員中級別很高了。
當然，朱大衛的「副處級」畢竟不是公務員，算是事業單位編吧，與阿倍仲麻呂還是比不了。
不過，後者完全被中國官僚體制同化了，畢竟當時的日本無法與四海通達、國力強盛的大唐相提並論。
朱大衛的角色該如何定位呢？
我想到了大清海關總稅司、英國人羅伯特·赫德。這個把持晚清海關近50年（1861年至1911年）的老外引進了當時西方世界的會計準則、進出口管理規章等。
規範化的管理和職業素養，換來了海關收入的大幅度提升。從1861年的490萬兩白銀，到1875年的1200萬兩，再到1901年的2300萬兩，關稅在清帝國財政收入中的佔比達到20%—30%，成為大清財政支柱。
引入老外的目的不是面子，而是融入世界。希望朱大衛能起到赫徳的作用，畢竟他在過去的20年間一直致力於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世界名校的國際業務。
在《北京青年報》的相關報道中，朱大衛提到喜歡清華大學的務實、高效的工作節奏，大家按照校領導的部署統一行動，這在他此前任職的美國大學是不多見的。
顯然，「朱副處」的感受反映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節奏。然而，體制內的快更多體現在「量」上，能否有「質」的變化呢？
海外學術背景顯赫的施一公教授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不到三年便辭職「下海」、創建體制外的西湖大學去了。
在「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社會，50歲黃金年齡的海歸科學家、副部級名校副校長的頭銜，無論怎麼看都是官場得志、仕途亨通的節奏，偏偏要放棄優厚待遇、走出體制。
身居高位的施一公對中國大學體制內的狀況感同身受。行政約束干擾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像清華大學這樣的國內頂尖學府也面臨著體制上的發展瓶頸，無法充分釋放創新活力。
深化改革的基礎仍然是開放。
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下，朱大衛能有多大的權力空間呢？「副處」是執行層級，也許「提正」以後會有決策權吧。讓老外放手做有沒有風險呢？還要考查考查。
從目前「朱副處」做成的幾件事看，感覺還是事務性的，在清華大學國際化戰略層面上審視，還屬於基礎工作。
加快中國教育多元化、接納更多的體制外教育形式作為有益補充，需要更多的朱大衛，更需要相應的激勵機制和體制改革。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
北京城市廣播特聘教育專家，英國使館文化教育處特邀留學培訓師，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曾長期擔任英國大學中國區首席代表，撰寫出版《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等書。
TAG:趙剛Andr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