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科協名譽主席韓啟德：以醫學人文為例，談談科學的硬度與溫度

首發：6月14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芳、李牧鳴

100年前，作為新文化運動旗幟之一的「賽先生」，隨著五四運動而興起，在中國大地萌芽。時至今日，科學在中國這片大地根扎得如何？

隨手點開各類科技新聞，多是振奮人心的迴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體驗到了技術帶來的種種便捷。

但也有學者感嘆，如今人們對科學技術如此崇拜，相形之下，人文科學卻不時有「荒蕪」之感。

有關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討論正受到更多社會關注。

近日，中辦、國辦正式印發《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站在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高度，就自覺踐行、大力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構建良好科研生態等提出了明確要求。

而人文與科學的融合，也是科研生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與之不謀而合——

201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成立；

2018年12月18日，中國科協與北京大學聯合共建的科學文化研究院揭牌；

2019年3月29日，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揭牌；

2019年4月26日，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成立。

兩年不到，兩所國內頂尖大學，相繼把科學和人文拉進了同一個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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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距1999年國內高校第一個科學史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成立，至今已整20年了。期間各種起起落落，不甚樂觀。

從19世紀後期開始，西方就逐漸有一些哲學家對科學史感興趣。現在一般認為，科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從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史學科之父」薩頓開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學授課、辦雜誌，建立了科學史學會。截至2011年的統計數據，美國高校有10個科學史系，科技史博士點大概有57個。

這一通過研究過去來安放未來的學科，到底於科學、於人類有何意義？是僅限廟堂之高和象牙塔內？還是如薩頓的最高目標一樣，建立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新人文主義？

帶著這些困惑和疑問，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北大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創系主任韓啟德院士，試圖從這位各領域跨界多年的老者身上，感知醫學的溫度，探尋科學的人文基因。

科學本身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事情

在韓啟德的實驗室里，多年來一直懸掛一幅由他親筆書寫的題詞——理解科學精髓，追求科學真諦，這既是對學生們的鞭策，也是韓啟德心目中對科學最深切的感悟。

科學家的一個主流品質是必須耐得住寂寞。要執著，要心無旁騖，要有一種科學的激情。否則的話只能說是一個科技職業者，而不是科學家。

韓啟德認為，作為一個好的科學家，或者現在世界上大家公認的比較優秀的科學家，所必須具有的品質，叫科學家的主流品質：第一，必須實事求是，科學的精髓，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以事實說話；第二，要有質疑的精神，要勇於否定一切，科學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否定以前(的過程)，沒有絕對真理。在科學面前，它永遠是發展的；第三，必須要有對科學的一種興趣，一種激情，一種執著。不管碰到什麼困難，不是為了飯碗，不是為了人家叫你做，是你自己要做，你有興趣；第四，現代的科學家，跟18世紀的(科學家，如達爾文)憑興趣不一樣，必須要懂得他的社會責任；最後，要淡泊名利，要心無旁騖。

硬度與溫度相結合

韓院士是醫生出身，再具體點，從醫最初幾年，做的基本就是鄉村全科醫生的工作。正是「赤腳醫生」的經歷，讓他切實體會到人性的力量。說起當年的故事，彷彿歷歷在目——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陝西農村一個公社衛生院工作，當時病人問得最多的是：大夫，我的病你治過嗎；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嗎。那時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沒有治過，你吃我的葯試試看。結果呢，不少奔著上海醫生來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同診室中有一位老醫生，常常告訴病人你有五級心臟雜音，注射葡萄糖加VC就能治好。那會兒農村病人多數都營養不良，補充這些營養劑後確實也增加了抵抗力，病情減輕。再複查時，老醫生聽聽後說嗯好多了二級雜音了。有一回我偷偷檢查了一下他剛看過的病人，根本沒雜音嘛！可他的周圍卻總是圍滿了病人。慢慢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僅是醫術，還需要安慰和對醫生的信任。」

2019年4月26日，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成立。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近幾十年來，現代技術的加入為醫學插上了翅膀，人類的壽命大大延長，眾多曾經肆虐奪命的傳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少嚴重的疾病得以明確診斷和有效治療。但與此同時，技術至上的觀念不斷蔓延，醫學發展的目標和方向開始錯亂。正如韓院士所言，我們沒有把醫學的重點放在疾病的預防和維護最大多數人的健康上，只在河流下游打撈奄奄一息的人，而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人的「墜河」上。

醫學的邊界也開始模糊，被賦予過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險因素當疾病來治療。過度相信技術，而常常忘記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對醫者關愛的期盼。

《劍橋醫學史》一書中寫道，人們從來沒有活得這麼久，活得這麼健康，醫學從來沒有這麼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醫學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招致人們強烈的懷疑和不滿。

現代科學技術大大推進了醫學診斷、治療，以及疾病預防，所以人們常常僅把醫學看作是科學技術。的確，沒有科學技術就沒有我們的現代醫學，但如果醫學僅僅成為科學技術，我們就遠離了醫學的宗旨。

醫學人文不僅在醫療體系內部，也在社會生活中成為一個熱點。由於種種原因，當前醫患關係緊張，老百姓對醫學懷有不滿，醫務人員也感受到更多的無奈和痛苦。

中國醫師協會去年公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醫護人員子女從醫的比例非常低，45%的醫師不希望子女從醫。無獨有偶的是，記者高中同學考入醫科院校的六人，至今只有兩人還在醫院做臨床工作。

醫生是一個科學技術與人文高度融合的職業，無論自覺與否，他們的行為一定體現出自己的價值導向和人文高度。醫學人文的核心是生命觀。無論是科學精神還是人文精神，最終都涉及價值觀問題。對人類而言，最根本的價值觀就是生命觀。人都會好奇生命是什麼，以及自己存在的意義，這就是生命觀。醫學人文之所以能起到兩種精神的溝通作用，就因為它與生命觀最為接近。

敘事醫學映照醫者仁心

北大今年設立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在大家已知的「科學史」上又加了醫學史，正是韓院士的良苦用心。如果說科學聽著略顯宏觀，醫學則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而對醫學歷史的追尋，不光為了緬懷，更希望銘記醫學的初衷，讓人文精神為肆意奔騰的馬匹加上韁繩。

從20世紀開始，西方的大學逐漸加強醫學人文建設，其途徑就是通過醫學和文學的結合。2000年，為了使文學和醫學的結合更容易落地，更容易走向臨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麗塔·卡倫提出了敘事醫學這個概念。

所謂敘事醫學，就是由具有敘事素養的醫護人員，遵循敘事規律踐行的醫學。而敘事素養是指認識、吸收、解釋疾病故事的能力以及能受疾病故事感動的同理心。

由人民衛生出版社主辦的《敘事醫學》雜誌。韓啟德院士任編委會主任。

醫生面對的是一個個的人，絕不只是教科書上學到的一個個病。醫生接觸的每一位病人背後，都有他的故事。其實，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是內心最暴露、最真實的時刻，往往也是處於矛盾衝突最激烈的時候。醫生要仔細去傾聽，接受這些信息，並以此解釋病人的心理和行為，然後寫成敘事醫學病歷，又稱為「平行病歷」或「影子病歷」。這是有溫度的病歷，它包括病人生理病史以外的心理活動、社會關係、致病過程，這些都轉化成了醫生對病人的深刻理解和共情，然後醫生再針對這些具體情況開展診治。

從2012年開始，北大醫學部把敘事醫學引入教學和醫療活動中。規定北大醫學部的學生在最後兩年學習中必須學會寫「平行病歷」。

北醫三院也非常重視敘事醫學的推廣，醫生們在寫病歷的時候，除了要滿足規範病歷的所有要求外，還必須關注病人心理層面的情況，並加強針對性的心理關懷。他們對醫護人員的言談舉止乃至服裝都提出了具體要求。

無論如何，敘事醫學的起點和落腳點，最根本的還是醫者仁心，這是醫學的核心所在。敘事醫學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幫助醫生接近和了解患者，但真正要發揮敘事醫學的作用，前提還在於醫生要有愛心、同情心和責任心。

西方的傳統醫學和中國的傳統醫學出發點並無不同

對於現代醫學，知道它從哪裡來，往哪裡去，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始階段，醫學就已經出現了。西方的傳統醫學和中國的傳統醫學是完全一樣的，都是從整體論出發。從實際中總結規律，再讓規律來指導實踐，儘管這些規律存在謬誤，但它已經自成體系。尤其在中國，傳統醫學與我們的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是一脈相承的。

工業革命後，醫學插上了科學技術的翅膀，產生了巨大的飛躍，我們必須認同科學技術的貢獻，珍惜科學技術在醫學當中的應用。誰都無法想像，沒有科學技術，人類將承受多大的痛苦。但過去的一個世紀，醫學發展突飛猛進，乃至讓我們誤以為現代醫學、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常常忘記醫學是從哪裡出發，要到哪裡去。醫學從來只是對痛苦的回應，它並不單純只是科學技術問題。醫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多數人的健康，醫學技術的發展需考慮有效性、安全性、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社會公平性等多重因素。回顧醫學發展歷程，有助於我們理解醫學，準確把握醫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韓院士認為，當前醫學的基本發展方向已經錯了，醫學已經和資本密不可分。沒有資本，技術不可能進步，可一旦被資本捆綁，技術就只會朝著有利於資本的方向發展，只會重點滿足少數人的利益，不斷造成新的不平等。

醫學史、醫學人文需要有所作為，一方面推動醫學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及時掌握走向，把醫學拉回到正確的軌道。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文明發展面臨的階段性問題總體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由於西方科學技術發展走在前列，由此產生的問題也更嚴峻。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對科學技術的人文反思也走在我們前面。

改變或即將改變人類發展進程的科學，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

人類的演化是以數十萬年來計的，從直立人進化到智人，經歷了200多萬年，脊柱仍然沒有完全適應直立行走。而為了適應直立行走，所有的新生兒，理論上都是早產兒。十幾萬年前智人的腦容量已經達到了1400毫升，7萬年前智人經歷了認知革命，但是到今天，人類的腦容量並沒有進一步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從狩獵採集文明到捕獵文明花了6萬年，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花了1萬年，而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興起只用了幾百年的時間。生活方式在短時期里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人類的遺傳變異和演化遠遠跟不上，各種慢性病由此而生。對此，人類除了坦然接受以外，重要的是儘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應該把主要的責任賦予醫藥。

人類自有文明就有醫術，東西方分別從《黃帝內經》和希波克拉底開創醫學以來，從來都是回應他人痛苦的努力，閃爍著人性的光芒。今天，醫學大大發展，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與對宇宙的認識一樣，都還只是冰山一角，切切不可太狂妄，以為醫學可以解決健康問題。醫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出生、成長、壯年、衰老、死亡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醫學的任務只是保護正常的過程。我們不能把衰老當做疾病，不能把追求長生不老作為醫學的目標，不能給生命無望的邊緣增加無謂的痛苦，不能不考慮醫學的效率和社會的公平公正。總之，時時不可忘記醫學是有溫度的。

反觀現在整個世界的格局——都是競爭。靠什麼呢？似乎就是科學技術，而並不以文明高下來衡量，就像當年西班牙之於美洲、英國之於全球的殖民一樣，是以強弱來比拼。而弱肉強食其實是違背生命觀的。

在二戰後杜魯門總統的一次會議上，羅伯特·奧本海默——曼哈頓核武器計劃的科學總監——悲哀地說，科學家們的手上沾滿了鮮血，他們已經認識到了罪惡。

走到極致、改變或即將改變人類發展進程的科學，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

「魔鬼」(Demon)一詞在希臘文中的意思就是「知識」(Knowledge)。後來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類在追求知識的旅途里產生了迷惘、恐懼和新的無知，一度走向了自我催眠甚至邪惡的巫術和鬼神崇拜……「知識」時時會轉化成「魔鬼」。

進入21世紀，似乎這些都已成往事，然而，大家在享受著無與倫比的技術時，在憧憬著人機對接的美好願景時，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並沒有化解反而與時俱進。

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紐約時報》等著名媒體撰稿人馬克·泰勒，在《為什麼速度越快，時間越少》一書中，回望了從馬丁·路德到大數據時代的速度、金錢與生命，「我們走得越快，卻擁有越少的時間；我們越努力去追趕，卻落後得越遠。我們所得到的並沒有因為速度變快、生產效率提高而變得更多。相反，因為速度變快，人類自身和社會都產生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在很多方面使得我們得不償失。勾連『速度痴迷症』與今日的全球資本主義，我們看到，以加速科技創新促進經濟增長及競爭優勢的發展方式，正帶領著人類社會走向災難。當然，這一陷阱並非無法逃脫，我們應該換一種思維方式，重新看待我們的時代和生活。」

諸如此類哲學層面的思考，也許可以讓很多人對「科學史」「醫學史」佔領「高地」不覺得太突兀。

科學與醫學的「文藝復興」？

現代科學技術起源於西方文明，讓我們回到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臘文化——看人類的世界觀。公元前5世紀左右，希臘人開始將理性應用於物質世界和人類活動。他們將人類視作有獨立思考能力、需要自由並有價值的個體。從對神的關注轉變到對人的關注中，希臘人創造了理性結合人文的世界觀。

所以科學的起源、發展其實一直是和人文相聯繫的，只不過近年來教育環節出現嚴重缺失。

正如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復興」的名義「新生」，新文化運動以文風的變化帶動社會的變化一樣。科學史學科的再度新生，應合了人類螺旋曲線式的發展道路。

韓院士坦言，中國在現有的理工科教育中，講授的知識越來越多，卻很少提及這些知識的來龍去脈。而我們的文科教育，也多維持在陳舊的模式中，缺乏自然科學方法的介入和使用。

其實我們可以從哈佛大學上世紀走過的歷程中受到啟發。以薩頓為代表的科學史工作者，在高校里提倡科學史教育，讓科學史成為人文學科和理工學科溝通的橋樑。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最早的科學史家都是自然科學研究者，其中不乏科學大家，如創辦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現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竺可楨先生。而目前國內從事科學史研究的主要是人文學者，儘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擁有自然科學的教育背景。真正能做好科學史研究的，應該是能掌握科學技術發展前沿的人。

北大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想作一些不同以往的嘗試，也就是把理工學科與科學史學科、醫學與醫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打通，且主要的工作由理工醫學科的學者來完成。

科技就像一輛車，人文是它的剎車和方向盤

傳統的哲學和人文精神加上科學的思辨精神，也許能幫助大家走出文理兩張皮、老死不相往來的怪圈。

韓院士認為，科技就像一輛車，人文是它的剎車和方向盤，科技脫離人文會非常危險。

雖然我國在許多科技領域還處於落後階段，車子都還沒開起來或者車速很慢，急著踩剎車並不適宜。當前的重點還是要崇尚科學，大力弘揚科學精神。

但如果剎車和方向盤根本就沒在這輛車上，如何去把控車行駛的方向和速度呢？現在多數情況下人文研究根本就沒上科技的車，這也是學科融合的目的。

總體而言，由於全球科學技術發展迅猛，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人文精神絕不是像一些人認為的可有可無、可弱可強，而是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看待。

作為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恰好也是從2018年秋季開始，正式實行了全新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起源於1945年)。原來通識教育8大品類的課程，變成了4 3 1——4門通識教育必修課，3門分布必修課，和1門實證與推理課程。這四門必修課包括：美學、文化與闡釋；歷史、社會與個人；社會科學與技術；倫理與公民。

回看國內，前有成立於2015年的「大學通識教育聯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山大學四校牽頭，迄今已吸納三十餘所高校)，近有清華、北大的新一代科學史相關院系，我們亦期許，由高校推而廣之，科學和人文兩重精神就像DNA的雙螺旋結構一樣，相互交織，交相輝映，把宇宙賜與人類的種種遺傳密碼代代相傳不斷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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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易艷剛 | 責編：劉小草 | 校對：趙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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