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中華：從帝國到民國
撰文：賈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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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中華：從帝國到民國》（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5月出版）是作者的歷史隨筆集，討論清末民初到1949年之前的中國轉型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者把這些問題與歷史現場聯繫起來，每篇文章都從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建築入手，採用娓娓道來的故事方法，帶領讀者從歷史情境中進入歷史問題。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從南京漢口路22號大門進入南京大學本部，即為金陵大學舊址之金陵苑。在校史館（即老圖書館）北側花園之中，有一個兩面皆字的碑亭，壁上所嵌者為兩江師範學堂與金陵大學的校名碑石，校方稱為「二源壁」。南側魏碑體書「兩江師範學堂」，北側柳體書「金陵大學堂」。二源壁即象徵著南京大學的兩個源頭。
「兩江師範學堂」六字為學堂監督李瑞清所書。今人對李瑞清知之不多，此老系光緒年間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在江寧提學使任上署兩江師範學堂監督。當時正值取消科舉的次年，他遠赴東瀛考察，隨即調整了兩江學堂的授課科目，使之實具現代大學之功能。兩江師範學堂冠甲江南，此老功不可沒。
辛亥中，新軍兵臨城下，李臨危出任江蘇布政使。革命黨入城，程德全以省府顧問之職相邀，李堅決不就，自稱亡國賤俘，掛冠而去，客居滬上，以鬻字為生，有個學生叫張大千。此後即以「清道人」行世，不署本名，亦不用民國紀年，誓於民國不共戴天。
李氏逝於1920年，清室以其曾任學部侍郎及江蘇布政使之二品銜，謚曰「文潔」。摯友曾熙與弟子胡小石遵其歸葬金陵之囑，將其葬於城南牛首山。其墓飽經戰亂風霜，破敗不堪。直至2002年5月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前，才重修了李墓，置原碑於前，墓碑上僅六個字：李文潔公之墓。李瑞清傳略見《清江蘇布政使臨川李公瑞清傳》。
看李瑞清資料時，我想到了遠在北京的王國維。李瑞清去世七年後的六月二日，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魚藻軒（故今年六月二日系王國維九十周年忌辰），是當年文化界之大哀事。王國維自沉後，清室謚曰「忠愨」。王國維葬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前，其地有「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陳寅恪撰碑文，中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句，多為近人引用。此碑我每至必訪，惜乎遊人零落。
清華大學竟於1960年將王國維之棺木遷往北京福田公墓，至1985年才立碑為傳。碑文系王國維之弟子戴家祥所撰，沙孟海書寫。正面書「海寧王國維先生之墓」。我想，他的墓碑書「王忠愨公之墓」才合乎他的願望，就像李瑞清那樣，他們的身份認同是清朝遺民，而不是中華民國之國民。
最了解王國維的陳寅恪，在紀念碑上書民國紀年，那是陳氏為王國維的遺老身份解套，並非王氏之願望。陳氏寫道：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但回過頭看，一姓之興亡重要嗎？當然重要。尤其是作為郡縣制最後一個王朝的清廷，其傾覆與前代絕不相類，不能簡單地視為「一姓之興亡」。
民國代替清廷，從幾個方面都與清兵入關或者崖山投海不同。由帝制而共和，由儒學而新學，由臣民而國民，由天下而國家，這即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今日稱之為「轉型」，甚至，直至今日，這個轉型依然還在進行之中，我們依舊在這個大變局中。
李瑞清與王國維，一南一北，兩位遺老，幾乎就是民國的敵人。林志宏先生的著作《民國乃敵國也》，就是描述了這樣的一群人：前清遺民。「民國乃敵國也」這六個字，系遺老領袖鄭孝胥所書。遺民群體，在轉型過程中的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們又在堅守何種理想？其實關乎後來的歷史演進脈絡。只有進到歷史情境的細節當中，才能看到他們之於中國政治的影響。
1
再造共和與再造帝制
辛亥鼎革，後人稱之革命，時人並不如此看。辛亥革命與法國革命相比，太過溫和平緩，幾乎沒有「革命」。我記得幼時讀魯迅，老師說魯迅很深刻，至於如何深刻則不甚了了。近年來，我是愈加看到魯迅的深刻。比如魯迅談到革命，就是「咸與維新」，就是「革命了！同去！同去！」搬了寧式床，戴了銀桃子，這就革命了？魯迅的未庄，即「偽裝」也。
回顧辛亥後的中國政壇，前清督撫轉個身盤了辮子就是督軍，內閣總理大臣做大總統，駐外使節原地不動，尚書侍郎變為各部會總長，地方上更不消說。繆荃孫就說，「亡國未有如此之易者。」什麼意思？這個革命太簡單了。毋寧說，辛亥革命其實是一場改良運動。但這個改良，又處在新舊交替、中西衝突的背景下，因而又與一般的政治改良不同。
隆裕太后誕辰，民國政府派遣國務員前往朝賀，去故宮個個熟門熟路，都不用帶路的。其中僅有一人系貢生未入仕，余則皆為前清舊臣。別的不說，堂堂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副總統馮國璋，居然就是懷念前朝的遺老領袖。徐世昌經常去看望溥儀，領了封賞還要寫在日記里，「蒙恩賞」。1924年遜帝溥儀被逐出宮，善後委員會赫然發現多封徐世昌謝恩的親筆原函。
副總統馮國璋，其妻周道如過世，他按照前清喪儀辦，尋找「狀元宰相」擔任祭禮司儀，最後一位宰相陸潤庠已逝，不得已找了狀元出身的夏同龢。1927年，民國已成立十六年時，康有為七十大壽，溥儀賜御書「岳峙淵清」，康有為穿清代朝服，頂戴花翎接旨謝恩。
試問，這樣的民國，如何完成臣民到國民的轉變？過去我們史書上說袁氏稱帝黃粱一夢、張勳復辟曇花一現，均系共和民主已深入人心云云，實則如何？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尚且入宮跪拜，前清官僚在民國從政者十之八九，何談普羅大眾？即便百年後的今日，我們何人敢言共和民主已深入人心？
在世界歷史上，我們也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例子，遜帝依然住在皇宮之中，前朝大員接踵摩肩如過江之鯽般地去拜望，而新政權就在一箭之地。所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想想趙氏孤兒的案例，不得不說北京政府實在是太松心了。再退一步說，即便主張帝制，主張復辟，那也是北京政府所保護的言論自由之範疇。
袁氏稱帝和張勳復辟，的確是有其土壤的。制度層面，帝制驟變為共和，而人心不能驟變，社會不能驟變，文教不能驟變。自民國成立之日起，反民國，復帝制的聲音無日無之，洪憲稱帝和張勳復辟都有跡可循，不是什麼突發事件，共和之所以難產，不是因為共和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共和圖有其表而已。
像李瑞清和王國維這樣的當世學林領袖，根本就不承認民國的存在。遺老們還發明了一些隱喻的暗語系統去稱呼民國，比如「氓國」、「冥國」之類，管大總統叫「大腫桶」之類的。這讓我想起台灣青年對領導人合法性的質疑，在一百年以後同樣用「大腫桶」去稱呼「總統」。魯迅指責林琴南說，「你老既不是敝國的人，不要再干涉敝國的事情罷！」也讓我想到近年網路上的「貴國」。這是一套「不承認」的暗語系統。
我在上一篇談段祺瑞的文章里，用了「共和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詞，就是從民初六年里兩次復辟、三造共和的角度去看，如果再分析「滿洲國」的成立原因，與二戰後中國的走向，建政後的歷史，放在一百年的視野里去看，必須承認共和之艱難與反覆。
2
君臣大義
「民國」對時人而言意味著什麼？僅僅只是沒了皇帝嗎？沒有了皇帝很重要嗎？《茶館》裡面說的「大清國要完」僅僅只是一句嘆息嗎？在後人的進步史觀看來，從帝制而共和，是國家形態的進化與演進，可是歷史現場里，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這種變化的。
在很多人眼中，民國堪比五代之亂。《申報》主筆楊蔭杭（楊蔭榆之兄，楊絳之父），是早稻田留學歸來的新派人物，經常拿五代政事來比喻民國。「不料共和之結果，一變而為五代之割據。」遺民更是如此，惲毓鼎、勞乃宣、羅振玉諸人，在詩詞酬唱與信件中，常以五代類比民國。在他們心目中，這是一個亂世。
對知識分子而言，亂世之亂，並非只是兵連禍結，而是綱常名教之淪喪。章梫就說，「三綱掃地，人類將盡，不止為六朝五代亂，未可猝定。」辜鴻銘認為中國受法國雅各賓派過激思想影響，厚顏薄恥成為常態。帝制時代的道德情操被一掃而光，並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黃禍」。
辜鴻銘批評袁世凱對清室背信棄義，直接毀棄了中國人原先的廉恥心與責任心，也破壞了政教與文明。梁濟在遺書中也說，他「殉清」並不是以清朝為本位，而是以「義」為本位。這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換句話說，遺老是在文化的意義上忠於綱常名教，不是政治的意義上忠於清廷。
在他們看來，清廷是五千年來中華文明制度的象徵。在過去「家國同構」的體系之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準繩，忠孝一體，君明臣忠，父慈子孝，這是政治以及道德的起點。由忠孝而衍生出的綱常，亦保證了尊卑秩序。皇帝既然不在，忠於誰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忠君觀念不存在，其他的人倫價值如何保證呢？這就是辛亥鼎革與過去一姓天下更迭的不同之處。
清遺民與明遺民對改朝換代態度的不同之處還在於，一統垂裳的天下體制遭遇了種族問題的衝擊。雖然經常會被類比，但清遺民更有文化價值上的自覺，與種族及政治關係甚小。在知識分子看來，傳統的夷夏之說是在文化意義上區分敵我。葉德輝就明言，強調君臣倫理與種族問題無關。比如康有為，在詩詞中，就不會區分「中國」、「清朝」、「中華」的概念。易言之，君臣大義的位階是高於種族問題的。
為了為復辟張目，遺老們成立各種孔教會與宗聖會，倡言讀經尊孔。不僅如此，還要拉民國領袖為之背書。比如孔道會，延請馮國璋為名譽會長。宗聖會，則由閻錫山經濟援助。張勳駐軍徐州，有新黨商議砍伐孔林，張勳特地派兵駐守曲阜孔廟。後來孔令貽深感其恩，一度有意在曲阜三孔附近，為張勳建生祠。
既然講君臣大義，倡立孔教、倡言讀經那是題中應有之義。袁氏稱帝，一度要求尊孔讀經，小學生念什麼弟子規、三百千這些讀物，都與帝制的背景密切相關。今人不察，紛紛以國學為大學問，家長送小孩子去讀經，那是不曉前朝故事而已。至於今人提出儒家憲政，迎立孔家後裔為帝而虛君共和，那更是前人早就玩過的把戲。
倒是日本人桑原騭藏謹慎地提出：如果把孔教設立為國教，那麼極大可能引起中國其他宗教及民族的關係緊張，不利於中華民國的凝聚力。何況，國外的宗教人士也會以「宗教自由」為名，不利於中華民國的外交。
3
遺老與中國學術
有清諸帝如康熙、乾隆等，經常以元代自比，凸顯本身之正統地位。這樣一來，給了革命黨一個操作種族議題的機會。以「驅除韃虜」為口號，把反滿革命與民族壓迫相連接，以異族統治來否定清廷之合法性。好在清季滿漢問題並不那麼嚴重，清廷也試圖以「中體西用」也消解種族問題的衝擊。辛亥後，「五族共和」代替了「驅除韃虜」，更可見時人對種族問題的謹慎。
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提出了辛亥革命中的邊疆問題，百餘年過去，至今仍為中國的大難題。遺民何藻翔說，「滿清入主中夏，挈滿蒙回疆二萬餘里，歸我版圖。今國體驟更，五族倉卒，如何集講？誰人足當代表？」滿清入主中原後，蒙古、新疆、西藏、滿洲諸地均列大清版圖，幅員遼闊，是中國版圖最大的王朝（不能類比蒙元帝國，姑從略），「驅除韃虜」，使得邊疆中國和中國本部的衝突驟然升溫。
蒙藏本來是以「一國兩制」統治的邊疆區域，辛亥革命後獨立的慾望漸漸萌生。蓋因清廷在邊疆中國以教統政，利用與甘丹頗章的「供施關係」和藏傳佛教安撫蒙藏回部。革命後，民國政府無法承繼清廷與黃教這種緊密聯繫，自然無法籠絡蒙藏回部。革命黨人過於強調種族矛盾，也加劇了蒙藏的分離趨勢。
遺老們此時的意見相當有見地。何藻翔認為，為了避免民族分裂，應該有名義的君主，但為了免於過度專制，虛君有其必要。最好的辦法就是「迎立異族為君主」。那麼清室是當仁不讓的選擇。可以說，當時的這種政治構想，極大程度上考慮了中國的邊疆問題。後來南京政府在地方政制上，設立西藏、蒙古兩個「地方」，未設行省，也是考慮到邊疆的政治趨勢。
西方學者在辛亥前多次在中國新疆地區發掘考察，建立了20世紀初國際學術界的顯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等，令羅振玉、王國維心疼不已。王國維、羅振玉去國赴日後，與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學人的交往，在學術上推動了中國邊疆史地的研究，也為後來民國在邊疆的主權論述尋求了相當有力的依據。
《清史稿》的編撰、南社的成立等，都是遺民推動文化思想的行動。比如張元濟，與許多遺老互通有無，藉助他們的藏書與學術研究，出版了許多稀見的刊本。沈曾植、沈曾桐、繆荃孫等遺老，為涵芬樓的《四部叢刊》貢獻了相當力量。遺老賴際熙在香港創設學海書樓，購置海外漢文典籍充實，使得學海書樓成為嶺南的學術重鎮。賴並在香港大學創設中文系，早於內地許多國立大學，時人評曰「禮失求諸野」。
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他們堅守古典中國的文化價值，經由這些文化活動去型塑當下的政治價值，以抵禦新舊之爭中的失序挑戰。像陳獨秀、錢玄同等人對舊學的極端批評，引起中國人一種對「新的崇拜」。舉凡舊的就是惡、就是落後、就是糟粕，舉凡新的就是好的，就是進步、就是精華。五四前整個反傳統的思潮，讓遺民們憂心不已。壁壘分明的背後就是認同的危機。
《學衡》即誕生在這一背景之下。學衡派反對胡適等人提出的白話文運動，主張「中正之眼光」，「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態度。吳宓說：「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梅光迪說：「吾國所謂學者，徒以剝襲販賣為能，略涉外國時行書報，於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只問其趨時與否」。學衡派諸老甚至深入到了對五四的反思。2016年，南京大學成立了學衡研究院，我是希望這個研究院能多想想一百年前的命題。
4
共和與復辟
今人常常將「共和國」掛在嘴邊，然則何為「共和」，恐怕少有人知。歐洲的共和制，英文為republicanism，日本學者將之譯為一個中國古典辭彙「共和」，反而無法對其精確定義。辛亥鼎革，「共和」一詞被頻頻濫用，甚至有「共和女性」之說。袁氏後來也借民間對共和之不滿，為帝制張目。鄭孝胥有專文《論共和之惡狀》，直斥共和之非。康有為也撰文極力反對不成熟的共和。
然而共和到底是什麼？周代厲、宣之間，周公、召公共同輔政，中間十四年沒有周天子，史遷將這段時間命名為「共和」，共和，簡而言之，即無帝也。但從西方及日本引入的共和，則有了更多含義，是一整套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包括元首並非世襲，經由選舉產生等等。
康有為結合傳統定義，提出虛君共和論，主張不是復辟大清，而是另建「中華帝國」。勞乃宣特意寫了《共和正解》，提出「共和」乃是君主立憲制，並援引周召共和故事，並主張今日之民主，不是共和。他勸誡袁氏維持君主制度，甚至在袁氏就任總統後滿十年後，採取周召共和的方式，仿日本德川幕府還政明治天皇的故事，還政於溥儀。
這些遺老們，不僅不承認民國之實際存在，反而時刻意圖顛覆民國。這就是中華民國最初十五年的狀況。袁氏逝後，張勳、倪嗣沖等人就在公開商議復辟，就連中華民國的副總統馮國璋都私下認可。至於大總統徐世昌，對張勳復辟幾乎採取視而不見之態度。民國之根基薄弱，由此可見，共和之反覆，也就在情理之中。
民初的國家治理擾攘不堪，袁世凱又失信於民，人心思舊，本也無可厚非。何況在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政治認知中，民國不過是取清廷而代之，與王朝更替無異，故而對復辟故事也視若平常。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已是司空見慣。求共和之名易，求共和之實難。
後來故宮善後時，胡適以優待條例為由表達對逐宮的不滿，周作人即去信討論說：「在民國放著一個復過辟而保存著皇帝尊號的人，在中國的外國報紙又時常明說暗說的鼓吹復辟，這是多麼危險的事！」
還有一點，遺民早期對民國的反對是因為北洋時期的共和亂象，後期則恐懼於國民黨與赤化思想。大學者葉德輝因為支持帝制，北伐時被殺，家中藏書財產被洗劫一空，給遺民帶來相當大的震撼。周作人也說，帝制時代享受的平等自由空氣，遠勝如今的恐怖時代。
鄭孝胥的共氏三世之說也與此相關。「共和生子曰共產，共產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遂昌。此圖讖也。」時人總結為，大清亡於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王國維早在十月革命時就預言道，」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辛亥之變，五德終始說與天命循環觀從此結束，所謂的王朝周期律至此失效。但辛亥不是終點，而是起點。轉型時代由此揭幕，政治秩序與思想的重大轉變開始了。這就是共和主義初級階段，新的主義，新的信仰，新的生活方式到來了。「天下」結束了，「國家」到來了。民族主義從此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軸，夷夏之防的文化衝突變為民族衝突，型塑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演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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