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殤：流亡的國際難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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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歷史上難民的語言、膚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世界古代歷史上的難民與當代的難民，在流離失所的方式上並無多少不同。
2015 年9 月2 日，在土耳其的海灘上，人們發現了一個小男孩的屍體。這名敘利亞籍的三歲男孩名叫Aylan Kurdi，在跟隨父母一同從土耳其偷渡至希臘的途中，因翻船而不幸溺亡。這艘船承載的23 名難民中只有九人倖存，而Aylan Kurdi 的全家四口只有父親一人活了下來。通過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傳播，在地中海所發生的這一幕人間慘劇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對因戰爭、災難而流離失所的難民的關注。民族、宗教、內戰、資源等因素不斷引發的地區性衝突，再加上此起彼伏的恐怖勢力和極端勢力，使得難民問題更加突出。據聯合國難民署估計，當前全球有超過 6000 萬人因為受迫害、戰亂和災害而流離失所，創歷史新高。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從不乏流離失所、被迫逃離家園的難民身影。1951 年，在《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中，聯合國將難民定義為：因為恐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等而受到迫害而離開自己的國家，並因這種恐懼而不能或者不願意接受本國保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因為戰亂而成為難民輸出國的敘利亞，在如何對待難民問題的歷史上，曾經是一個比較慷慨寬容的國家。19 世紀，沙皇俄國征服高加索，大批穆斯林被驅逐，敘利亞為他們提供了庇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俄國蠱惑，土耳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起義反對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以此為借口，對國內的亞美尼亞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又是敘利亞收容了約20 萬亞美尼亞難民。1948 年，還是敘利亞收容了因以色列建國而逃離的10 萬巴勒斯坦人。敘利亞在歷史上的這種慷慨寬容的形象，與歐洲某些一向以「人權衛士」自居，卻不肯收容難民的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歐洲國家傾盡全力保護其邊界，以防止敘利亞「難民」的「入侵」。下面，我們就從世界歷史的視角，來思考歷史上的難民危機。
對歷史上國際難民危機的簡要回顧
人們如今在報紙和屏幕上所看到的那些流離失所的不幸難民形象，在歷史上可以說屢見不鮮。他們滿面塵灰，衣衫襤褸，男人們愁眉不展，女人和兒童表情絕望，了無生機，他們只是隨身攜帶著幾件行李，利用任何可用的運輸工具開始長途跋涉。難民們一路上面臨著疲憊、飢餓、驅趕、襲擊和疾病等種種威脅，短衣少食，缺醫少葯；即使他們能有幸進入難民營，暫時安頓下來，也只能從少數志願者那裡收到一些毯子或食物，得到一點可憐的生活與安全保障，卻在他們到達的地方引起更大的恐懼和敵意……
儘管歷史上難民的語言、膚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世界古代歷史上的難民與當代的難民，在流離失所的方式上並無多少不同。
歷史上最著名的早期難民大概就是猶太人，早在公元前1800 年左右，為反抗埃及人的壓迫，摩西帶領猶太人逃離埃及時，他們就已成了難民。中世紀以後，嚴苛的宗教政策、民族戰爭等原因，也曾造成了大量的難民。1685 年，法王路易十四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廢除了先前允許新教徒獲得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迫害胡格諾派新教徒。《楓丹白露敕令》頒布之後，許多新教教堂被摧毀，造成了法國國內胡格諾派教徒流離失所，其中大部分胡格諾派教徒都逃往國外。據當時的歷史學家估計，在接下來的20 年內，大約有20 萬新教徒被迫逃離家園。這些新教徒基本都逃往英格蘭、荷蘭以及普魯士、瑞士、北歐和俄國等國家和地區。那些逃往國外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利用自己的商業技能來謀生。
在17—19 世紀俄國與奧斯曼土耳其進行的俄土戰爭期間，有500 萬至700 萬穆斯林逃至土耳其，形成了一股持續的難民潮。1828 年至1829 年，大約3 萬保加利亞土耳其人逃往土耳其；1877 年至1878 年掀起了第二波移民潮，有75 萬人加入移民大軍，其中有1/4 的人死在了路上。戰爭的後果是導致了保加利亞1/3 的人口背井離鄉，這直接影響了保加利亞的種族和宗教構成。1881 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涉嫌被捕者中有一名猶太婦女，於是俄國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反猶風暴，波及烏克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許多東歐國家，大量猶太人遭到襲擊、驅趕，甚至殘殺，造成大約有200 萬的猶太人不遠萬里逃往英國、美國等地。
顯然，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但難民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還應該說是20 世紀以後的事情。
現代國際難民危機概觀
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認為是現代難民問題的開端，儘管「一戰」之前的戰爭也造成過大批的難民，但無論是從難民的數量上還是從難民產生的範圍上，都無法與「一戰」相比。「一戰」後，大批多民族國家解體，如奧匈帝國、沙皇俄國、德意志帝國、奧斯曼帝國等，並隨之出現了一系列新興的民族國家，如奧地利、立陶宛、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新建立的國家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建立穩定秩序，進而樹立「他者」，對其他民族進行打擊迫害。再加上科技、經濟的發展，使得戰爭的規模和破壞力出現質的轉變。據估計，大約有200 萬波蘭人以及100 萬德意志人被迫從俄國、奧匈帝國逃往波蘭和德國。在德國入侵比利時期間，造成了大約 100 萬人流離失所，其中近1/4 逃到了英國，而英國政府也友好地接納了他們。
1915 年，在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以及西方國家的默許後，土耳其政府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驅趕和屠殺，這也被認為20 世紀第一次「民族大清洗」，大約200 萬亞美尼亞人慘遭殺害或流離失所。除了戰爭難民以外，政治難民也是難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為保障國內秩序，實行了驅逐反蘇共分子的政策，導致俄國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政治難民。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難民問題持續時間較短，很多難民在戰後陸續返回了家園。儘管有的難民可以很順利地融入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但絕大多數難民在戰爭結束後還是選擇返回家園。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難民問題就嚴重多了。就「二戰」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把那些被驅逐者、撤離逃難者、集中營里的囚犯以及戰俘也算作難民的話，那麼有數據表明，在戰爭期間或戰後數年，有多達6000 萬的歐洲人被迫背井離鄉，成為難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進行種族滅絕計劃，對猶太人的迫害達到了極致，大約600 萬的猶太人慘遭屠殺，猶太民族不得不逃離原住地，流落到世界各地。又如在中東歐，1939 年至1948 年，就有大約4600 萬人因逃離、疏散、強迫安置或驅逐出境等方式而流離失所。又如在德國，到戰爭結束時，超過2500 萬人（含盟軍、蘇軍俘虜後被轉為強制勞動力的那些德軍戰俘）滯留在異國他鄉。大批難民難以在他國找到避難和棲身之所，又無法返回本國，使難民問題成為「二戰」後世界各國的難題，尤其是在歐洲。
1992 年至1995 年的波斯尼亞戰爭，造成了20 萬人死亡，迫使270 多萬人逃離家園，成為「二戰」以來造成歐洲無家可歸人數最多的事件。其中，波斯尼亞的流亡人數佔據了其總人口的1/2。數以萬計的難民逃往歐洲其他國家，慶幸的是大部分難民得到了美國和德國的庇護。另外，成千上萬的塞爾維亞人因1991—2000 年的南斯拉夫戰爭而流離失所，據估計大約有70 萬名塞爾維亞人申請國外庇護。儘管戰後整個巴爾幹地區有250 多萬人已經返回，但仍有62 萬名難民和國內無家可歸的人在等待聯合國的幫助。還有南美洲爆發的哥倫比亞衝突，也產生了約400 萬國內流民。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中東地區局勢動蕩，尤其是利比亞，出現了70 多萬難民，而利比亞難民加劇了此次難民危機的嚴重性。2011年敘利亞衝突爆發後，敘利亞難民逃亡首選的目的地是鄰國土耳其和黎巴嫩，希望在戰爭結束後能夠就近從鄰國返回自己的家園。許多敘利亞難民受到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的資助，可以在難民營中躲避戰火，或者一旦在聯合國登記為難民，就可以享受所在國微薄的生活津貼。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難民專員辦事處）統計：敘利亞衝突爆發後，產生了410 多萬的敘利亞難民，其中200 多萬居住在土耳其，100 多萬居住在只有450 萬人口的黎巴嫩。自敘利亞內戰以來，近800 萬難民被迫逃往他國，其中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經陸路和海路，以希臘為跳板，逃至歐洲，而去往德國的數量最多，使得歐洲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難民潮流。
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後，西亞以及北非地區部分阿拉伯國家政權遭到破壞，社會持續動蕩，使得敘利亞東北部、伊拉克北部的伊斯蘭激進武裝力量「伊斯蘭國」（ISIS）等恐怖勢力趁機坐大。2014 年6 月，該組織開始在敘利亞、伊拉克進行大規模戰爭。該組織的主要目標是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中東民族國家邊界，企圖在中東建立一個統一的酋長國。隨著恐怖勢力的擴張，難民人數不斷增加。黎巴嫩、土耳其等鄰國的難民承載力幾乎達到了極限，很多人便試圖輾轉逃往歐洲。保加利亞是難民前往歐洲的捷徑：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乘坐汽車，僅需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歐洲的保加利亞。但敘利亞難民一般不願意留在這個貧窮的歐盟成員國，而是常常借道保加利亞到經濟更加發達、社會更加安定、社會福利更加優越的其他歐盟國家去。為了防止難民由土耳其一側蜂擁入境，保加利亞政府在邊境建立了一道鐵絲網。這道鐵絲網加大了難民從陸上逃往歐洲的難度，他們不得不鋌而走險，選擇海路逃亡。從土耳其的伊茲密爾到希臘的萊斯沃斯島、科斯和羅德斯島的途中，許多難民溺亡在地中海。這正是本文伊始所看到那幕慘劇的根源。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中國國家歷史·拾》（東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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