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破除美國對華關係中的幻象

文/張志新

一段時間以來，尤其是本屆美國政府上台後，美國一些政客充斥著對中國的無名怨怒和肆意抹黑。個別美國政客對中美關係史尤有不實之詞，諸如美國在鴉片戰爭期間著力「維持中國主權」，二戰後為中國爭取「大國地位」等，污稱中方「以怨報德」，誤導對中美關係史缺乏全面了解的人們。事實上，拋開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對華的全面敵對、交往加遏制乃至近期將中國作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而進行貿易戰等各種極限施壓不談，單是回顧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中美關係史也不難看出，美國並不缺少對華有著惡言劣行的人、做出損害中國利益的事，美國對華友善也罷，不友善也罷，在任何時候都是要服從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從這個角度講，崇美媚美，如果說不是出於無知的一廂情願，就是基於罔顧事實的唾面自乾。

始於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到達廣州的中美貿易關係，毫無疑問，起初是互惠互利的。

但隨著美國商人在華販賣鴉片，隨著美國追隨其他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中美關係中反殖民運動與殖民運動之間尖銳的鬥爭關係一面日益上升。中國人對美國等西方殖民者的到來，絕非滿心歡喜地「敞開大門」，敲鑼打鼓地笑臉相迎，而是滿懷恥辱地被迫開埠通商，並轉而奮起反抗，維護國家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尊嚴。

早期的中美貿易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資金，也為中國帶來了白銀收入。數據顯示，1805—1833年美國輸華貨物總值約5029萬美元、白銀價值8944萬美元。但是，為牟取高額利潤和減少貿易逆差，美商從19世紀初開始販賣鴉片，嚴重毒害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大批通過走私鴉片迅速致富的美商，其實對這一罪行心知肚明，但在美國政府的縱容下和巨額利潤誘惑下，不惜泯滅自己的良心。學者約翰·海達德（John Haddad）在《初闖中國：美國對華貿易、條約、鴉片和救贖的故事》一書中披露，通過在華販售鴉片獲得「第一桶金」的美國商人羅伯特·本尼特·福布斯（Robert B.Forbes）晚年致信妻子時，曾反思自己的行為，坦承鴉片貿易「使人思想墮落，摧殘身體，吸干國家的金錢」。

200多年前，美國政府對美商在華從事鴉片貿易基本上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因為從根本上講，這符合美國早期的海外擴張政策，並且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金積累。據統計，1816年至1833年，美商在華走私鴉片總額近649萬美元，這成為早期中美關係中的重大污點。如上所述，鴉片流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傷害和災難，可謂「近害則耗民財，遠害則傷民命，貽害無窮」。也由此，引發中國從政府到民眾反對鴉片貿易，開啟中國人民反對外來殖民統治的百年抗爭史。

在鴉片戰爭前後，美國真的「拒絕加入」侵略中國的行動了嗎？事實絕非如此。首先，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美國雖不參戰，卻圖謀英國獲得特權後坐享其成。美國盡量保持虛偽的溫和態度，以贏得清政府的好感，從而達到與各國分享同等在華特權的目的。美國學者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其《早期中美關係史1784—1844》一書中就認為，儘管確有美國人反對走私鴉片，反對英國以武力迫使中國改變通商制度，但他們「在這種憤怒之中還夾雜著一種和這種憤怒很不調和的熱情，希望中國開放和開放可能提供的機會。美國人雖然也對這種手段表示悲痛，但到底還是歡天喜地的」。其次，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而這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獨立的司法權，乃至國家主權。根據《望廈條約》相關條款，甚至連無約國公民，在華無領事裁判權的國家的公民，在中國的犯法行為都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無怪乎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著作《美國與中國》中都認為，「法外治權用於通商口岸之後，便成為開放中國的有力工具……所有這些，至少可以說是損害了中國主權，並且非常有礙於中國反對西方剝削的自衛行動」。最後，通過《望廈條約》等不平等條約，美國除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與英國同等的權利，還嚴重侵犯中國的關稅主權、司法主權與領海權，進一步加深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程度。

那麼，對華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美國真的是在「維持」中國的主權嗎？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美國在1899年和1900年兩次對中國提出門戶開放照會，本質上而言，是其作為後起資本主義國家，在實力有限的情況下，為維護和實現本國在華利益而提出的政策。「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西方列強在華特權和既得利益為基礎，以「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為幌子。在西方列強在華佔有租借地和勢力範圍、享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種種特權的情況下，所謂「維持」中國主權只是一句空話。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夫婦（Owen and Eleaner Lattimore）對此就曾在其著作《中國簡明史》中指出：「門戶開放照會沒有提出帝國主義應停止對中國的要求，它僅僅表示了『我也要分享』這樣一個要求。」

有美國政客聲稱，「美國傳教士帶著福音來到中國海岸」。學者的研究表明，外國傳教士在華活動大致有三種模式：文化研究、醫療宣教和硬闖恫嚇。其中文化研究模式的代表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醫療宣教模式的代表是伯駕（Peter Parker），而強闖恫嚇模式的代表則是郭施拉（Karl Gützlaff）。不可否認，部分美國傳教士對華懷著樸素的友好情感，為中美人文交流奠定堅實的基礎。例如衛三畏所著的《中國總論》是美國漢學的奠基之作，該書與他編輯的《漢英拼音字典》曾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圖書。伯駕1835年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20年間醫治5萬多名病人，在華具有良好聲譽。美國傳教士還在華創立了包括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上海聖約翰大學、南京金陵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為中國早期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一定貢獻。然而，諸如郭施拉等傳教士卻主張武力迫使清政府開放，曾為販賣鴉片的英國商人擔任翻譯，在鴉片戰爭期間直接參与對華侵略，成為西方國家侵華的幫凶。美國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所著的《中華帝國的衰落》一書中對外國傳教士為列強軍隊入侵中國的暴行喝彩叫好、助紂為虐就有記載。

更重要的是，如毛澤東在《「友誼」，還是侵略？》一文中所指出的，與其他國家相比較，美國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註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統計，1844—1949年，美國教會、「慈善」機構在華投資總額達4190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佔14.7%，教育費佔38.2%，宗教活動費佔47.1%。因此，美國一些政客標榜的對華「加深友誼」，無非是披著宗教、「慈善」外衣的活動，實質上是文化輸出與精神侵略，只是它的做法更加隱蔽和難以覺察。

這裡尤其要指出的是，美國以所謂「庚子賠款」資助中國辦學的「友好舉動」，更是一個天大的曲解和笑話。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美國曾向清政府索取2444萬美元的賠款。後來查明，該賠款數額大大超出美國在庚子事變中的實際「損失」。因此，1908年5月，美國決定將多收的1078萬美元賠款從次年起退還中國，並要求該款項只能用於興辦清華學校和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不得挪作他用。這是典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國這麼做真的就是為了對華表達善意嗎？顯然不是。當時美國駐華領事提交給美國國內的報告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退還庚款是山姆大叔歷來所做事情中最有利可圖的。他們將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親美力量，任何一個政府或歐洲的貿易團體都不能與之匹敵。」（邁克·亨特：《對美國豁免庚款的再評價》，載《亞洲研究學刊》，1972年5月，第31卷）一言以蔽之，美國退還庚款用於中國的文教事業，既是為了輸出美國的價值觀，也是為了謀求美國的實業利益，不僅改善美國在華形象，而且在華培養親美勢力，其戰略考慮不可不謂之深厚。

不可否認，美國確在協助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問題上有所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主要是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浴血奮戰贏得的結果，而不是美國的恩賜。

事實上，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與他的繼任總統杜魯門在此問題上有多重考慮，其出發點並不是維護中國的利益，而還是維護美國自身的利益。其一，根據美國時任國務卿赫爾所言，1943年羅斯福極力將中國拉入美英蘇「四強宣言」，很大程度上是緣於羅斯福認識到，「中國已經在世界範圍內作為四大國之一進行戰爭。對中國來說，現在如果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它拋在一邊，那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反響」。換言之，美國認定，如果否認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大國的地位，有可能導致中國軍隊在當時反法西斯戰爭處於關鍵時刻消極抗日。而在戰時有中國這樣大的反擊日本的根據地，有利於減少美國的負擔和犧牲，從而維護美國自身的利益。其二，著眼於未來亞太地區的安寧，羅斯福也認識到，如果該地區有中國這樣一個強大的盟國，美國就可以集中精力恢復歐洲的和平。加之，戰後中國可以成為美國商品和資本的市場，以及重要原料的產地；更可以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可靠幫手，以抗衡蘇聯和制約英國。

而且，從二戰結束後杜魯門政府實行的「扶蔣反共」政策來看，即便中國成為「戰後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也不免淪為美國事實上的半殖民地和附庸國。根據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布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美國政府儘管已經認定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群「與過去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但仍要給予其「在比例上超過戰後美國對任何西歐國家援助數量」的援助，目的就在於變中國為美國的半殖民地與附庸國。事實上，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美空中運輸協定》等條約和協定的簽署，不僅把蔣介石政府同美國自太平洋戰爭以來形成的特殊關係用條約形式固定下來，而且保障了美國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排他性地位，從而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綜上所述，一方面，我們的確不能否認在中美關係的各個歷史時期，不乏對華充滿善意和友情的美國人，他們對中美兩個社會之間情感紐帶的建立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時至今日，那些知華、友華的美國各界人士仍在為中美關係重回正軌奔走呼號，只是當前美國的政治與輿論環境讓他們倍感失望。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清楚，任何時候美國的對華交往都是服從和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更應清楚歷史上和現實中美國從來不乏一些對華有著醜陋嘴臉與惡言劣行的人。各國都有追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當權利，但是，一些美國政客將「侵略」說成「友誼」，將文化滲透和經濟殖民標榜為「善意」，未免太過虛假和偽善。

回顧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史，有助於看清那些對歷史陰暗章節的塗改和歪曲，破除盲目的崇美媚美，全面認識中美關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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