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

編者案：中國史乘之富瞻，世無其匹。近代以來，疑古思潮盛行，對於中國史料的審慎批判態度開始佔據了上風。這種疑古的態度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批判性，對糾偏崇古非今和惟古為上的保守學風大有裨益，但如過於極端則走向了歷史虛無主義。章太炎此文即是對從日本刮來的懷疑中國經史實錄客觀性和實在性的批判，提醒眾人不要跟隨日本學界的潮流，章太炎認為他們只是因文化上的自慚形穢而生髮嫉妒之心而肆意質疑中國古史。文章理性博學而富洞見，條分縷析地指出經史實錄不可能為偽造的原因。章太炎舉例說天官、地理根本無法偽造，比如有說《堯典》《禹貢》為孔子或伏生所偽造，可是《禹貢》所載的地方有些在孔子時代已經被夷狄所侵佔，孔子根本無法知道這些地方也無法親自去了解，怎麼可能偽造？再比如，日本人認為大禹治水是偽史，因為不可能一個人能治理那麼滔天的洪水，章太炎指出，記錄某項大功績，都只是記錄其領導人，不可能所有參加者的名字都會記錄進去。文章還對重考古發現輕史乘記載的現象，半帶譏刺地指出，這麼一來，因為秦半兩錢和詔版存在，秦的度量衡存在，所以可以證明秦始皇確實存在過；但是漢高祖就肯定不能證明其存在過了，因為高祖時的銅器、貨幣都沒有了，沒有證據了。令人莞爾。

經史傳世，江河不廢。歷代材智之士，籀讀有得，施之於用而見功效者，不勝僂指，然以考信自矜則寡。蓋經除今文、史除雜史而外，率皆實錄。實錄者，當時之記載也。其所根據，一為官吏之奏報，二為史臣所目擊，三為萬民所共聞，事之最可信者也。其有傳聞異辭而記載歧異，經後人之考定者（如司馬溫公《通鑒考異》之類），取捨有準，情偽自明，歧異之說，遂成定案，斯亦實錄之次也。至若帝王初興之瑞象，語涉怪誕，於理必無，且非史臣所目擊，萬民所共聞，奏報之所有，自然乖於實錄。其或當時史臣，闕於記載，後人據私家著錄，掇拾成書，如史公作《史記》時，六國史記俱盡，蘇秦、張儀、魯仲連之語，皆據其自著之書，語雖非偽，然諸人自言其效，未免誇大，非事實所真有。以無國史，不得不據此乖於實錄之言耳。後此宋祁《唐書》，好采小說，時吳縝已糾其繆矣。舍此以外，雖有曲筆，十約八九可信，斯實錄之所以可貴也。經史所載，除今文、雜史而外，大氐實錄，後人無容置喙。王充之徒，於古籍加以駁正，非駁辨經史正文，乃是正漢初諸儒說經之失當，與夫譏彈當時諸子所載之不合情理耳，非今人所謂懷疑也。劉知幾抱孤憤而作《史通》，據《竹書紀年》以疑《尚書》，不知《竹書》非當時之實錄，乃魏安釐王時追記商周之事。事隔千年，如何可信？據之立論，真所謂以不狂為狂矣。前人疑古，唯韓非為有特見。然法家之言，過於執滯，未為通方之論。《難》篇論舜耕歷山，期年而畎畝正；漁於河濱，而漁者讓坻；陶於東夷，而器不苦窳，終以「當時堯安在」五字難之，謂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又《五蠹》篇言堯舜禪位，實無足稱。其說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監門之養，不虧於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不足多也。」余謂韓非之言，乍聞似覺有理，細察乃知可笑。何者？堯之在位，不過使人民安樂而已，非能化全國之人，俱進於德讓也。如果能之，何以不能化親近之四凶哉？韓非疑堯與舜不能兩得，乃過言矣。

又帝王之尊，無論其自苦何若，要必擁生殺予奪之大權。昔人謂：「誇者死權，眾庶憑生。」蓋平民唯計衣食，誇者乃不肯釋權也。劉裕一生儉素，土製屏風，葛作燈籠，生活與堯相似，然未聞辭去帝位。梁武帝五十而斷房室，豆羹糲飯，日只一餐，無鮮腴之享。侯景來逼，尚不肯去其帝位。何者？生殺予奪之權在，不肯舍也。韓非之疑，以田舍翁之心，度豪傑士之腹，未為得矣。即如漢以後開國之君，無不從百戰中來，躬擐甲胄，親歷艱苦，其能安富尊榮，享帝王之樂者，實無多日，試問戰爭時所著之甲，能過堯之麂襲葛衣乎？所食之食，能過堯之糲食藜羹乎？所居之營，能過堯之茅茨采椽乎？未聞以衣食居處之不適，而決然捨去其權位也。故韓非之說，乍聞似覺有理，細察乃知可笑。向來疑古者，多此類矣。

韓非疑古，雖未合理，尚不失為獨抒己見，異於掩卷妄談之士。今有人不加思索，隨他人之妄見，推波助瀾，沿流而不知返者，其愚更可哂也。日本開化在隋唐間，至今目睹鄰近之國，開化甚早，未免自慚形穢，於是不惜造作讕言，謂堯、舜、禹為中國人偽造。非但如此而已，即秦皇、漢武之豐功偉烈，《史》、《漢》所載彰明較著者，亦不願稱說。其所常言，多舉唐太宗以後事。此其忌刻之心，不言可知，而國人信之，真可哂矣。

日本人疑禹治水為無其事，彼謂九州洪水，何能以一身治之？以此為口柄，真淺薄幼稚，不值一噱。夫禹之治水，合天下之力而己督率之耳。名山三百，支川三千，豈盡一己手足之力，孜孜而治之哉！自來紀載功績，但舉首領，不及其餘。東漢治河，河堤使者王景獨屍其功，明則河道總督潘季馴，清則河道總督靳輔，皆以治河著稱。此豈三人一手一足之力哉？亦集眾人之功而總其成耳。非唯治河為然，其他各事，殆無不然。即以戰功言之，策動獨在大將，其實斬將搴旗，皆屬士卒之事。豈真為首之大將，徒手搏擊而取勝哉？日人不思此理，悍然斷禹為偽造，其亦不明世務，而難免於大方之笑矣。因其疑禹，遂及堯、舜，吾國妄人，不加深思，震於異說，貿然從之。嗚呼！國家未亡，而歷史先亡，可哀也已。要知凡後人偽造之書，只能偽造虛文，不能偽造實事。

關於天官、地理，更難偽造。夫偽造《堯典》、《禹貢》者，果何人哉？遠則孔子，近則伏生，舍此無可言者矣。然《禹貢》所載山川，有孔子前早已失去者。蓋東周時四夷交侵，邊地之淪於夷狄者多矣，如梁州蔡蒙旅平，孔穎達《正義》引《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名漢嘉縣。」按即今四川之雅州，孔子時蜀西尚未交通，但知蜀東有巴國而已，決不知有所謂蒙山者，何從偽造蔡蒙旅平之言哉？又兗州，九河既道，九河故渠，在孔子時已絕，鄭康成謂為齊桓公所塞。孔子又何從而知之？如雲非出孔子之手，而為伏生所造。伏生時蒙山雖在境內，九河亦淤廢久矣。且雍州原隰底績，至於豬野，又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豬野在漢屬張掖，合黎在漢屬酒泉，均在今甘肅西部，漢時所稱河西四郡者，其地在七國時已淪於匈奴，至休屠王降漢，方入中國版圖，伏生時絕不知有此地。何以豬野、合黎、言之鑿鑿？豈孔子、伏生真如《新舊約》所云全知全能之上帝，能後知未來，前知往古者乎？此以地理言也。

又就天象考之，古人以昏中之星驗天，而《堯典》所言中星，與後世所見不同。《堯典》言：「春分日中星鳥，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虛，冬至日短星昴。」鳥者，朱鳥之中星也。火者，蒼龍之中星也。虛者，玄武之中星也。昴者，白虎之中星也。此與孔子、伏生時所見，截然不同。孔子去堯約一千八百餘年，伏生去堯約二千一百餘年，而呂氏作《月令》時，上去孔子二百年，下去伏生百年，時皆未久，然其所云「仲春之月則昏弧中，仲夏之月則昏亢中，仲秋之月則昏牽牛中，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與《堯典》所云相差三十餘度，如孔子、伏生偽造《堯典》，亦應據其所見，如《呂氏》所錄者，以概往古，何以有如此歧異？要知相差三十餘度者，後人謂之歲差。今之言天文者，無人不知此理，而古人未之知也。何承天、祖沖之始知恆星伏現，年各不同，而相差甚微，積久遂致相遠（語詳《宋書·歷志》）。何、祖去堯約二千七百餘年，觀察分明，於是上推《月令》，核之《堯典》，遂明歲差之故。孔子、伏生，不知歲差，烏能偽造《堯典》之中星耶？《堯典》、《禹貢》既不能證其偽造，則堯、禹之不得懷疑，無待繁言而解矣。

日人不願居中國人後，不信堯、禹，尚無足怪。獨怪神明之後，史籍昭彰，反棄置不信，自甘與開化落後之異族同儕，迷其本來，數典忘祖，信可哀已。昔戴東原少時讀《堯典》，至「乃命羲和」一節，即研習天文，二三年乃通其說。讀《禹貢》，研習地理，又二三年乃明其義。今《尚書釋天》、《禹貢錐指》等書，所在而有，不必如戴東原之勤苦，方能通曉，乃國人不肯披閱，信謬作真，隨日人之後，妄談堯、禹之偽，不亦大可哀乎？此種疑古，余以為極不學可笑者，深望國人能矯正之也。

史有事實離奇，難於確然置信者，其故蓋由於實有其事，而描寫過甚。此類之事，如與大體無關，則存而不論可也。《史記·留侯傳》記高祖一見四皓，即懣然心服，廢立之舉，竟不果行。司馬溫公《通鑒》疑而不載，以為高祖暴亢，未必為畏憚四皓而止。又隱士之事，史乘亦多離奇。如《後漢書·嚴光傳》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通鑒》載之甚略。余謂高祖雖暴亢，顧生於七國，禮賢下士之風，知之有素，四皓高尚其事，今乃降心於惠帝，疑惠帝真是可輔之主，今即廢立，未必不貽後患，以故遂止，是亦情理之可通者。子陵之事，出於偶然，足加帝腹，恰值天文之變，史臣認為有關，遂致牽附，亦不能指為必無。以故史中諸事在疑信之間者，皆應存而不論，不應悍然生疑，以上斥疑古之非。

複次，今人以為史跡渺茫，求之於史，不如求之於器。器物有，即可證其必有，無則無從證其有無。余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凡荒僻小國，素無史乘，歐洲人慾求之，不得不乞靈於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國，向無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則可資以為證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記載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補其未備。如列傳中世系、籍貫、歷官之類，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補苴。然此究系小節，無關國家大體。且史乘所載，不下萬餘人，豈能人人盡為之考？研求歷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況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漢二字，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獨非史乘所詔示耶？如無史乘，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為何語也。即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知陝西為秦、漢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據史乘，然後知瓦當為秦、漢之物，否則又何從知之？且離去史乘，每朝之歷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僅如斷爛朝報，何從貫穿？以故，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

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為鐘鼎、貨幣、碑版，然鐘鼎偽造者多，貨幣亦有私鑄、偽造二者，碑版雖少，今亦有偽作者矣。《韓非子·說林》齊伐魯，求讒鼎，魯以其贗往。是古代已有偽造之鐘鼎也。又《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據《左氏》哀十六年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

孔氏《正義》謂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後即逐之，此語最為無賴。夫鑄鼎刻銘，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傳》所載為信，則孔悝之鼎贗而已矣。今人如欲以古器訂古史，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能鑒別真偽，不爽毫釐，方足以語此。無如歷代講鐘鼎者，以偽作真者多，甲以為真，乙以為偽。乙以為真，丙以為偽。彼此互相譏彈，卒無休止。

鐘鼎自不能言，而真偽又無定法可求，何能得其確證哉？且鐘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載，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者，即無物可證。夫論史須明大體，不應瑣屑以求，如雲今人有四萬萬之多，我能知兩萬萬人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證史，則可知其人之必有者，蓋無幾矣。如秦半兩錢在，秦詔版在，秦權、秦量在，可證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漢高祖即不能證其必有，何也？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無從證也。王莽二十品錢（六泉十布錯刀契刀貨泉貨布）均在，所謂新量（真假姑不論）者亦在，王莽可證其必有矣。然光武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無從證也。史思明順天錢、得壹錢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憫忠寺寶塔頌，鐫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證其必有矣。然安祿山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貨幣、碑版，均無有也，無從證也。以故，以器物證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斷線之珠，無從貫穿。試問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祿山未必有，尚成其為歷史耶？

以錢幣論，唐以後鑄錢，皆用年號。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祐、康定之錢，傳世無幾，寶元以一錢須疊兩寶（寶元，通寶也），未鑄，鑄皇宋通寶，如以無寶元錢故，即謂寶元之年號乃偽造，可乎？又明洪武時鑄洪武錢，其後歷朝沿用，嘉靖時補鑄歷朝之錢，然以永樂革除建文年號，故建文錢獨不補鑄，如以無建文錢故，謂建文一代之事，悉系虛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說，錢之為用，非徒可以博當時之利，且可以傳萬世之名，則錢之為神亦信矣。惜乎晉人作《錢神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以碑版論，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請為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傳足矣，何用碑為？」此語當時謂為通人之論，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則此語真不達之至矣。何者？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則碑版非徒可以諛墓，幾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

且也，錢幣造自政府，銅器鑄由貴族，碑版之立，於漢亦須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齊民者絕少，使今有古代齊民之石臼在，亦無從知其屬於何人，如此而謂周、秦、漢三代，除政府、貴族、功曹、孝廉而外，齊民無幾也，非笑柄而何？

鐘鼎、貨幣、碑版三事之外，有無文字而從古相傳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晉之武庫藏孔子履、高祖斬蛇劍、王莽頭三物。孔子履，其上並無孔子字樣。高祖劍，未知有銘與否？王莽頭，當然頭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庫失火，同時被焚，以其失傳。謂孔子、高祖、王莽均屬渺茫，可乎？設或不焚，王莽之頭亦無從知其確為王莽之頭也。履也、劍也，亦無從知其屬於誰何也。何也？劍與履不能自言也。

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後人堅言其為某某字者。如《西京雜記》載夏侯嬰求葬地，下有石槨，銘曰：「佳城鬱郁，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嘯堂集古錄》載之，字作墨團，汗漫如朵朵菊花，當時人妄言此為某字，彼為某字，夫銘之真偽不可知，即以為真，又何從知其甲為某字，乙為某字哉？今人信龜甲者，又其類也。

由此言之，求之於鐘鼎、貨幣、碑版，而鐘鼎、貨幣、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況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則齊民又大率無有。有文字者如此，無文字者，更無從證明。如此，欲以器物訂史，亦多見其愚而已矣。

夫歐人見亡國無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華明明有史，且記述詳備，反言史不足信，須恃器物作證，以為書篇易偽，器物難偽。曾亦思「書者，契也」，前人契券，流傳至後，後人閱之，即可知當時賣買之情狀，雖間有偽造，考史如官府驗契，亦可以檢察真偽。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訟庭驗契時，法官兩造，並不懷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論，本不足辨，無如其說遍於國中，深恐淆惑聽聞，抹殺歷史，故不憚辭費而辟之，使人不為所愚，以上斥恃器證史之謬。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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