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剛：《歷代名畫記》宋本再考

唐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於中國美術史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地位。然於其現存最早版本，學界眾說紛紜。若此問題難以釐定，則晚唐以前美術史研究文獻資料之可信性會大打折扣，故值得進一步討論。今不揣淺陋，再從六個方面看其為宋本。

一、從墨色、筆畫、斷版與行格等處看

予所見《歷代名畫記》兩本：一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後文簡稱「國圖本」或「古本《名畫記》」）；一今藏台北「國家」圖書館（後文簡稱「台北本」或「古本《名畫記》」），二者同版，而刷印時間不同。

「國圖本」板匡高19厘米，寬14.1厘米；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左右雙邊，白口，單黑魚尾，板心上方記書名「歷代名畫記」（唯目錄第一葉作「歷代名畫」），魚尾下記卷次、葉數，板心下方署刻工名：吉、

、中、

、宗、

、

、下、古、口；黑魚尾中有「二」「萬」「元」（白文）等字樣[1]；每卷首行題歷代名畫記卷第幾，次行下十二格，結銜題「唐河東張彥遠撰」一行，每卷末行又題歷代名畫記卷第幾；卷末錄《宣和書譜》張彥遠本傳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雲彥遠字愛賓」一行。鈐「張維芑印（白文方印）」「字（朱文）誕嘉（白文）」方印（圖1，分別鈐於卷一、卷四、卷八首葉第一行卷目下）、「南陽叔子藏本（朱文長方印）」（圖2，鈐於卷首目錄第一葉右下）藏書印。查「張維芑印」「字誕嘉」為張丑（1577-1643，原名張謙德，後改名丑，字青甫，號米庵。崑山［今屬江蘇省］人。知書畫，為晚明著名書畫理論家、鑒藏家。撰《清河書畫舫》十二卷、《真跡日錄》三卷等傳世，頗有影響）猶子（侄子）張維芑藏書印。張丑《真跡日錄》：「丑白首閱書，凡三十年於茲矣，所見羲、獻劇跡，自《畫贊》《二謝》《十三行》外，亦嘗募得《此事帖》廿字，為宋宣和秘玩。又鄉先輩王濟之所藏也。麻箋真跡，筆如游龍，自幸足了一生，人間未見其比。旋為猶子誕嘉豪奪而去，至今尚存夢想……天啟甲子秋，蘇台張丑百計購得大王《此事》帖，系宣和殿寶書。建『尊王室』以居之。旋為猶子維芑豪奪，興味索然。」[2]引文中提到的書畫鑒藏家「猶子誕嘉」「猶子維芑」二者為一人嗎？古人名與表字之間聯繫緊密為文化常識，而《詩經·大雅·生民》有「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3]句，故知張丑猶子張維芑字誕嘉也。「南陽叔子藏本」藏書印則表明，該書經張維芑收藏後，又經清初著名學者、藏書家葉奕苞（1629-1686，字九來，一字鳳雛，號二泉。崑山人。清初藏書家、金石學家。著有《金石錄補》二十七卷等傳世）遞藏。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一《類編長安志十卷（舊鈔本）》注云：「卷末有『南陽叔子苞印』及『二泉』、『下學齋書畫記』諸朱記」[4]；該書卷十七《括異志十卷（舊鈔本）》注云：「卷首、末有『祝仲子承緒父』、『南陽叔子藏本』二朱記」[5]；卷二十三《竇氏聯珠集一冊（宋刊本）》注云：「卷首、末有『顧大有印』、『南陽叔子苞印』、『二泉』、『下學齋圖書記』、『百宋一廛』諸朱記」[6]；等等，可證。葉姓為南陽望族，以「南陽」為堂號，故葉奕苞稱「南陽叔子」，其兄葉奕荃稱「南陽伯子」。該本不但為完帙，且墨色均勻、筆道瘦勁、筆畫完整、字跡清晰、神韻頗佳，表明當為初期印本。該本斷版處甚多（下文詳述），又表明刷印時間與刻板（或初次刷印）時間相距甚長。

「台北本」與「國圖本」同版，前賢（如葉德輝、王重民等）定其版本為明嘉靖本；前數年，予曾撰《宋本考略》一文，謂其版本應為宋書棚本[7]。該本鈐有明弘治（1488-1505）後期至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隆慶（1567-1572）、萬曆（1573-1620）元年著名書畫家文彭（1497-1573，字壽承，文徵明長子）藏書印——「壽承」（朱文長方印），表明曾經文彭收藏。故明自正德、嘉靖至萬曆初約為該本較為確切之刷印時間下限。雕版印刷古書一般都會選擇梨木、棗木等質地堅硬的木材，在上面刻出來的筆畫剔透，刀法清晰，且耐磨損，禁得住多次印刷。但硬木著水受潮後再遇風暴干便容易斷裂走形，而書版每次刷印都須敷墨，刷印一張，敷墨一次，且中國古墨又是水墨，木板吃墨吸水，字跡筆道就會發胖，失去固有神韻[8]。查「台北本」正是如此，不但墨色不勻，筆道發胖，頗失神韻，且不少字跡模糊、筆劃脫落（圖3），加之有斷版、補版與卷七葉七版心魚尾上方書名脫落等現象，表明該本為後印本，刷印時間應大大晚於刻板（或初印）時，且刷印時已至板片自然壽命晚期。

可對文彭收藏該本之時間做進一步推斷。《禮記·檀弓》：「幼名，冠字。」[9]意為，古代男子幼童時取名；滿20歲行冠禮，取表字。由此古代文化常識可知，文彭應在20歲後字「壽承」，即文彭有「壽承」藏書印最早當在正德十二年（1517），則他收藏「台北本」當在正德十二年至萬曆元年（卒年，1573）共五十六年之時段內，「台北本」刷印之時間下限則為文彭收藏該本之前。

執「國圖本」「台北本」二本相較，可知「國圖本」刷印在前，「台北本」刷印在後，且相距時間不短。除上述墨色、筆畫、補版等現象足資證明外，最直接的證據是斷版現象（如卷一葉三左、卷三葉十六左、卷三葉八右、卷五葉三右、卷五葉八右、卷六葉一左、卷九葉三左、卷十葉八右等處）[10]，二本斷版位置雖相同，但斷版處裂紋「國圖本」短而細，「台北本」長而寬（圖4a、b，5a、b，6a、b）。

已知「台北本」刷印時間下限約為明正德、嘉靖間，故與之同版的「國圖本」刷印時間當大大早於明正嘉時代。「古人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若有定律。」[11]而明正嘉之前書畫學著作有此行格者，以宋書棚本最多。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現存宋書棚本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第四五六卷、鄧椿《畫繼》，宋陳思[12]纂次宋本《書苑菁華》《書小史》等行格與古本《名畫記》同，應可證。

其二，以行格定版本時代，後世翻刻頗具迷惑性。宋本書至明嘉靖時由於文學復古運動之推動與去宋漸遠等原因，為人重視而形成翻刻風氣，之前則未見此風，故可排除明嘉靖以前翻刻之可能。何況仿宋與原宋在刻風、字體等方面終究有別，比較容易識別呢？[13]

二、從初期印本與修補後印本看

執「國圖本」（初期印本）「台北本」對照，可見後者當為修補本，且應經過三次補版[14]：

第一次補版處為卷三葉七、卷五葉七、卷九葉九、卷十葉三等。

第二次補版處為卷一葉十六、卷九葉五、卷九葉十四等。

判斷依據主要是，不但這兩次補版刻風、字體與初期印本（即「國圖本」）有差別，且這兩次補版本身刻風等也有明顯差別。

第一次補版與初期印本刻風、字體甚為近似，較難看出，需仔細分辨。較明顯處如「國圖本」（初期印本）卷三葉七右中有斷版裂紋（從右到左，自「以」經「滕」、「亦」至「焰」字，圖7），而「台北本」此處無斷版裂紋現象；「國圖本」（初期印本）卷三葉七為白口，版心上魚尾下為單橫線，有刻工名「

」，而「台北本」該葉版心為粗黑口（圖8），雙橫線，無刻工名。「國圖本」卷五葉七版心下有刻工名「

」，而「台北本」該葉無刻工名。「國圖本」卷九葉九右第六行小字注「林甫姪湊」，「台北本」此處作「林甫姪湊」。「國圖本」卷十葉三左第七行「河南

」，「台北本」此處作「河南尹」。等等。

第二次補版與初期印本刻風、字體與內容差別較明顯，容易看出。較明顯處除刻風、字體外，如「國圖本」（初期印本）卷九葉五左第十一行「王韶應（或作韶隱）」，「台北本」此處作「王韶應（或作沼象）」；「國圖本」卷九葉十四右第一行倒數第一字為「

」，該葉左第二行倒數第三字為「韓」，「台北本」此兩處分別作「舉」、「

」。等等。

第三次補版則只刻了邊框，為目錄葉二、卷二葉一、卷三葉一、卷八葉一。

第一、二、三次補版的間隔時間雖很難確定，但可做一些推測：

由第一次補版之卷三葉七為粗黑口，可推測補版時間應在元至明正德以前，因為「元代將細黑口誇張，成為粗大黑口。明代正德以前，刻書仍仿元制，仍是大黑口」[15]。

第二次補版與初期印本相比，差異明顯。可找到與此次補版刻風、字體甚為近似之明正德及此前刻本，如明弘治十八年（1505）賀泰刻晉張華撰《博物志》（圖9）、明正德三年（1508）吳奭刻其父吳寬撰《匏翁家藏集》（圖10）等。而如上文所述，文彭收藏「台北本」當在正德十二年（1517）後，恰能滿足此次補版之時間下限。

（采自趙前編：《明代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2008年。）

（采自趙前編：《明代版刻圖錄》）

第三次補版與第一、二次補版邊框相比，前者邊框更完整，顯示出第三次補版與刷印時間更接近。之所以此次只刻了邊框，馬虎了事，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補版時已至該書板片自然壽命晚期，精心修補意義已不大；二是未找到善本校勘與補刻文字。

「台北本」曾經文彭收藏，則第三次補版最晚亦當發生在明正德、嘉靖間文彭收藏之前。

故知古本《名畫記》當為宋書棚本也。

三、從書中避宋諱看

陳垣《史諱舉例》謂「避諱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並論及「避諱改音例」，此四者蓋為歷代避諱主要辦法。予所見古本《名畫記》避宋諱主要用「改字」法，今提出來略加討論。

1.「朗」改作「郎」。如卷三《述古之秘畫珍圖》「夏侯郎畫」（葉二一），按「郎」應為「朗」，當為避趙宋始祖趙玄朗諱而改。王氏畫苑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16]均改回作「朗」。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十九：「廣業按：《宋書·戴僧靜傳》周朗，《魏書》晉王敦司馬楊朗，《通鑒紀事》漢朗陵侯臧官，《唐朝名畫錄》周昉字仲朗，此類甚多，姑撮舉之，亦有誤為『郎』者。（此避『朗』字。）」[17]

2.「頲」改作「題」，如卷三《敘自古跋尾押署》：「許國公臣蘇題」（葉三），按「題」當為「頲」，《舊唐書》《新唐書》均作蘇頲。當為避宋太祖曾祖趙頲諱而改，王氏畫苑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均改回作「頲」。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十九：「順祖惠元皇帝（太祖追尊）諱珽，葬康陵……」[18]

3.「煛」改作「焽」。如卷九《唐朝上·殷

等四人》：「母焽」，當為避宋太宗趙炅諱而改。王氏畫苑本未改，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均改回作「煛」。

4.「貞」改作「真」「直」，如卷一《敘自古能畫人名》「任真亮」，卷九小傳作「任直亮」，並誤，應為避宋仁宗趙禎諱而改，王氏畫苑本仍作「真」，當誤；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改回作「貞」，當是。元至正刻本元夏文彥《圖繪寶鑒》卷第一《敘歷代能畫人名》作「任貞亮」[19]；元盛熙明《圖畫考》卷六《名譜》亦作「任貞亮」[20]。

5.「敦」改作「

」。如卷四《吳·曹不興》註：「張

《吳錄》雲」（葉四），「張

」應為「張敦」，疑為避南宋光宗趙惇諱而改。王氏畫苑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等均未改回作「敦」，當誤。遼行均撰《龍龕手鑒》卷一《文部第十四》：「

（正蒲沒反—卆，旋放之皃也）」，該書熙寧年間（1068-1077）傳入宋，表明光宗時（1190-1194年在位）語言文字中當有「

」字。《三國志·朱異傳》裴松之注引《文士傳》作「張惇」[21]，該書《顧邵傳》裴注引《吳錄》作「張敦」[22]，《孫和傳》裴注引《吳書》亦作「張敦」。張敦字叔方，曾為孫權車騎將軍，西曹掾、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23]。

6.「通」改作「道」，如卷第三《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西京寺觀等畫壁·千福寺》：「西行，楚金和尚法華感應碑(顏魯公書，徐浩題額)，碑陰(沙門飛錫撰，吳道微書)。」（葉十一）王氏畫苑本、汲古閣本、四庫全書本均改回作「通」；卷七《梁》：「陶弘景，字道明。」（葉五）《梁書》（百衲本）列傳四十五《處士》：「陶弘景，字通明」[24]；《南史》列傳第六十六《隱逸下》：「陶弘景，字通明。」[25]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改回作「通」，王氏畫苑本未改；卷第八《北齊·田僧亮》「備道形似」，「道」當為「通」，文意方暢，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改回作「通」。宋避真宗章獻明肅劉皇后（968-1033）之父劉通諱，如宋末元初周密《齊東野語》卷四：「本朝章獻太后父諱通……至明道間（1032-1033），遂復舊，此則避後家諱也」[26]；陳垣《史諱舉例》：「天聖初，章獻劉太后臨朝，避其父諱，凡官名地名皆易之，後崩即復舊。」[27]

上述為予所見「國圖本」「台北本」中避宋諱字例，故當為宋本。

四、從後世版本學家之論斷看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八著錄「畫苑三十四卷」云：「明刻本。前後序跋俱無。一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一卷，二陳姚最《續畫品》一卷，三唐沙門彥悰《後畫錄》一卷，四唐裴孝源《公私畫史》一卷，附沈括《圖畫歌》、荊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五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一卷，六宋朝（按原書誤作『朝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一卷，七劉道醇《聖朝名畫評》三卷，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十卷，九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三卷，十宋米海岳《畫史》一卷，十一宋鄧椿《畫繼》十卷。每半葉十一行，行廿字。字跡秀勁，紙墨均古，間有補葉。逢宋帝必空格，其來甚舊。王氏《畫苑》敘次尚同，字畫精彩，相去實遠。至《後畫錄》，隋參軍楊契丹下空白廿二行，此書有之，脫去一葉耳，亦可見此本之佳矣。」[28]

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繆荃孫（1844-1919）雖定「畫苑三十四卷」（按：「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十卷」當與「國圖本」「台北本」同版）為「明刻本」，但並無堅定信心，反而不但說出「字跡秀勁，紙墨均古……逢宋帝必空格，其來甚舊」這些宋本書特徵，且謂與明萬曆十八年（1590）刊之王氏《畫苑》相比，「字畫精彩，相去實遠」。清末民初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1864-1927）《郋園讀書志》卷六《匯刻唐宋畫書九種十一卷》所論與繆荃孫略同，予已於《宋本考略》一文中言及，茲不贅述。

五、古本《名畫記》非王世貞鄖陽刻本

梳理前賢古本《名畫記》研究，不難發現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謂為明嘉靖本，一種謂為明王世貞鄖陽初刊本，前者筆者已於《宋本考略》一文中有所辨正，茲再對後者作出考察。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子部藝術類」著錄「畫苑二十八卷六冊（含「台北本」）明王世貞編 明鄖陽原刊本」[29]；張玉范先生說北京大學圖書館李盛鐸舊藏「王氏畫苑十五種（存九種） 明刻本」（所含《歷代名畫記》與古本《名畫記》同版）「即王世貞鄖陽初刊本」[30]；等等，這是明確說「國圖本」「台北本」為明中後期王世貞（1526-1590）任鄖陽巡撫時所刻，恐未安。

現存與王世貞於鄖陽刻書畫學著作事宜相關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以下幾則：

王世貞《重刻古畫苑選小序》云：

余鎮鄖時，嘗欲薈蕞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書。《書苑》已就，多至八十餘卷，欲梓而物力與時俱不繼。其《畫苑》尚未成。乃稍裒其鮮行世者各十餘種，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傳，之上都又會聞襄本已盪於江。友人王光祿孟起有志慕古，余搜篋中，僅得《畫苑》授之，俾翻刻以傳。[31]

王世貞《古法書苑小序》云：

余所梓書畫二家，皆自六季以後五季以前語，寘之襄南郡齋，聞且散佚不存。余購僅得畫家數卷，以授光祿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後又購得書家數卷，光祿君復請梓而先後屬序於余。[32]

詹景鳳（1532-1602）《畫苑補遺題詞》（萬曆十八年中秋後五日作）：

王弇山公得畫家諸小書十六種而名之曰《畫苑》，屬吾友王光祿孟起刻之。走謂「畫家小書不盡十六種，公所得十六種爾。」公曰：「子有之，則顧以益。」孟起、走於公十六種外別有十五種……第中一二種多訛字，走不暇訂改，則以孟起於書靡所不讀，必能校定為世善本雲。[33]

詹景鳳《書苑補遺題辭》（萬曆十九年後三月朔作）：

夫書家自昔聚訟，其言具載簡策，無慮數十餘家。王弇山公得五種以為《書苑》，與《畫苑》同刻於楚之鄖陽，無何板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而謀諸予，因各以所得續為後編，而更題「金陵王氏書畫苑補益」。《畫苑》徂冬已刻矣，此則《書苑》，視《畫苑》補益滋廣……金陵孟起居仍舊巷，風流不愧家聲。弇山公學空市肆，搜奇無遺，乃不盡其十之五，而使孟起與予得補益之，豈亦有不偶然者歟！孟起校勘古書殊多，種種近代希有，予幸託交而盡獲觀覽焉，固知孟起為同學用意洪矣。[34]

綜考上列文獻史料可知，王世貞「鎮鄖」時於「襄南二郡」所刻《畫苑》（即「襄本」）已不存（「襄本已盪於江」「聞且散佚不存」「板為洪水漂去」），後至金陵，友人王孟起再請刻時，王世貞於篋中搜到的畫家小書共「十六種」應為刻「襄本」時所據底本（「余搜篋中，僅得《畫苑》授之，翻刻以傳」、「余購僅得畫家數卷，以授光祿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王弇山公得畫家諸小書十六種，而名之曰《畫苑》，屬吾友王光祿孟起刻之」），而非已不存之「襄本」。因為，「襄本」之底本為「古雅鮮行世者」，且卷帙不大（「小書十六種」），作為大藏書家的王世貞不可能不寶愛有加，隨身攜帶，而任其散佚。

賈飛、徐美潔《王世貞鄖陽任上藏書、刻書及創作交遊考》一文談到「襄本」不存之可能原因時說：「則知王世貞曾在鄖陽任上刻《書畫苑》，但書板並未帶回，而是置於郡齋，其後書板及書均告散佚。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一是《書畫苑》從嚴格意義上並不是其創作的個人著作，只為選輯之作，刊刻的本意，原就是為當地士人作公共圖書之用。二是當時刻書，費用與購買藏書同樣出自公家『贖鍰』之款，所以離任時，亦將之視為府郡公共財務，並未帶回，以至散失。」[35]可以參考。

關於王世貞「畫家諸小書十六種」當為「襄本」與「王氏畫苑」之底本，前賢亦曾提及，如今藏台北「國家」圖書館之「畫苑二十六卷四冊」[36]曾經著名版本學家莫棠（1865-1929）收藏，莫氏於該書扉葉浮簽識有「王氏畫苑殆從之出」云云[37]。

總之，王世貞鎮鄖時所刻《畫苑》「襄本」在刻「金陵本」以前已不存於天壤間，後之論者凡著錄「襄本」（或鄖陽原刊本）《畫苑》皆當誤，作為王氏《畫苑》所收《歷代名畫記》底本、與古本《名畫記》同版者當為宋書棚本。

六、由宿白先生論述推斷

宿白先生《研究》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明抄本（盛宣懷舊藏）、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抄本卷首目錄後均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一行，經對照，北京大學圖書館《畫苑》（李盛鐸舊藏）中的《歷代名畫記》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盛氏舊藏明抄本相同，可證後者直接抄自前者，而抄本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牌記[38]。由宿先生這些論述可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畫苑》中《歷代名畫記》應為「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者，與之同版的古本《名畫記》亦當為宋書棚本。

七、結語與餘論

「國圖本」「台北本」當為宋書棚本，前者為初期印本（從多處斷版現象看，刷印時當處於該書板片自然壽命中期），後者為修補後印本（刷印時已至板片自然壽命晚期）；據專家考察，該版《歷代名畫記》除這兩本外，上海中國畫院、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等處尚有庋藏。據此當可推測，《歷代名畫記》南宋書板一直保存下來，明正德十二年（1518）至萬曆元年（1573）間文彭收藏之前尚有刷印，如將上述庋藏各處者集中起來對照考察，當能進一步證實。

值得提及的是，「國圖本」為張維芑舊藏所謂王世貞編「王氏畫苑」十五種三十七卷叢書（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39]）中之一種，其餘十四種分別為：謝赫《古畫品錄》、李嗣真《續畫品錄》、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並序》、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存中圖畫歌》《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劉道醇《聖朝名畫評》、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海岳畫史》，由該叢書中《歷代名畫記》為宋本，知其餘十四種亦當為宋本[40]。繫於此，俟再考之。

[1]張玉范《的兩種明刻本》說黑魚尾中白文字樣「當是刻工的姓或名，或為計算刻數的標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5期），可以參考。

[2]張丑：《真跡日錄》卷四，《真晉齋記》，四庫全書本，第582頁。按：張丑《清河書畫舫》《清河書畫表》《真跡日錄》等書所載張維芑信息甚多，非僅此所舉者。

[3]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七之一《大雅·生民》，《十三經註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1頁。

[4]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本，第206頁。

[5]同上注，第293頁。

[6]同注[4]，第389頁。

[7]參考韓剛：《宋本考略》，《美術學報》，2015年第3期。

[8]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修訂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177頁。

[9]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七《檀弓上》，《十三經註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6頁。

[10]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修訂本）論斷版說：「每次刷印完了，書板收起來，這就會因從潮濕到乾燥而發生裂板現象。這種書版再拿出來印書，其裂縫處由於成了深深的裂溝而無法著墨，著了墨也印不出來，所以印刷的書葉就出現沒墨的白痕白道。這種白道是由於書板斷裂而造成，所以行話叫斷版。依靠這些斷板現象，非但可以用來判斷一書是初印還是後印，可以判斷兩部書、三部書是否為同一版本。」足資參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177頁）。

[11]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劉肇隅序，光緒丁酉（1897）序刊本，第1頁。

[12]陳思，約南宋理宗（1225-1264）時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續芸。官成忠郎、國史實錄院秘書省搜訪。後在臨安棚北大街開書肆，編書、刻書、售書和藏書，所刊刻之書後大都刻「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牌記。

[13]嘉靖本與宋本刻風、字體之別筆者已於《宋本考略》文中有較詳細論述，茲不贅。

[14]畢斐《研究》四《版本源流考》：「此書有補版，其中目錄葉二、卷二葉一、卷三葉一、卷八葉一僅刻板匡，卷一葉十六、卷五葉七、卷九葉五及葉十四補刻，刻工草率，錯訛頗多。」（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129頁。）他已指出部分補版現象，惜未進一步論述。

[15]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修訂本）《上：史證篇》四《書籍的裝幀藝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16]凡下文提及「王氏畫苑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者，均指該本《歷代名畫記》。

[17]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十九《帝王十六（宋）·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1169頁。

[18]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十九《帝王十六（宋）·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43頁。

[19]近藤秀實、何慶先：《校勘與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頁。

[20]盛熙明：《圖畫考》，四部叢刊三編子部（上海涵芬樓影印傳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抄本），第5頁。

[21]陳壽：《三國志》卷五六《吳書·朱異傳》，百衲本《二十五史》（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7頁上。

[22]陳壽：《三國志》卷五二《吳書·顧邵傳》，百衲本《二十五史》（1），第1166頁上。

[23]同上注。

[24]姚思廉：《梁書》，四部叢刊史部，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樓借北平圖書館藏宋蜀大字本景印闕卷以涵芬樓藏元明遞修本配補，葉十五。

[25]李延壽：《南史》，四部叢刊史部，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樓景印北平圖書館及自藏元大德刻本，葉九。

[26]周密：《齊東野語》卷四《避諱》，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41頁。

[27]陳垣：《史諱舉例》卷五《第四十六 已廢不諱例》，中華書局，1956年，第79頁。按：引文「至明道間，遂復舊」「後崩即復舊」云云似表明古本《名畫記》底本當為北宋避章獻太后父諱時刻本或寫本。暫付於此，待考。

[28]繆荃孫：《藝風藏書續集》卷八《藝術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5-466頁。

[29]《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卷三《子部·藝術類》，國立「中央」圖書館1948年版，第72頁。

[30]張玉范：《的兩種明刻本》，《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5期。

[31]王世貞：《重刻古畫苑選小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王元貞刻《王氏畫苑十卷 補遺四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1冊影印，第112頁。

[32]王世貞：《古法書苑小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王元貞刻《王氏書苑十卷 補遺十二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1冊影印，第430頁。

[33]詹景鳳：《畫苑補遺題詞》，《王氏畫苑十卷 補遺四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1冊影印，第323-324頁。

[34]詹景鳳：《書苑補遺·題辭》，《王氏書苑十卷 補遺十二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71冊影印，第690頁。

[35]賈飛、徐美潔：《王世貞鄖陽任上藏書、刻書及創作交遊考》，《蘭州學刊》，2015年第2期，第32頁。

[36]同注[29]，第71-72頁。

[37]畢斐：《歷代名畫記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123-124頁。

[38]宿白：《張彥遠與》二《的流傳與整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17頁。剛按：宿先生所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明抄本、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名畫記》抄本予並未親見（委託友朋多方探求亦未果），然宿先生為考古學泰斗，又對古書版刻有深入研究，所述應可信，故錄於此，既待異日親睹明抄，亦希來哲成吾願景；宿先生認為古本《名畫記》為王世貞鄖陽刻本，而鄖陽刻本又復刻自宋書棚本（蓋受張玉范先生之論影響），未安。

[39]該叢書中第一種南齊謝赫撰《古畫品錄》卷首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

[40]謂該叢書當為宋本之原因尚有：其一，行格相同，刻風、字體相近，刻工當為同一批人；其二，該叢書避宋諱例甚多，除上文所述《歷代名畫記》中者外，如《唐朝名畫錄》中「廓」「玄」缺末筆，《益州名畫錄》中「玄」「匡」「幀」缺末筆，《聖朝名畫評》中「遘」「廓」「慎」「韝」「講」「購」「雲」「完」「紈」缺末筆等；其三，如上文所述，該叢書中《歷代名畫記》上鈐有「張維芑印」「字誕嘉」收藏印，此二印亦鈐於《古畫品錄》《唐朝名畫錄》《益州名畫錄》《米海岳畫史》等書上；等等，其他證成該叢書為宋本之證據尚多，此不一一。

來源：美術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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