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英明神武，但他定下的這個制度，卻成了大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五代時期，侍衛司、殿前司掌管禁軍的統領大權，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稱帝之前，擔任的就是殿前都點檢一職。陳橋驛兵變後，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因此，在建國後，為了不重蹈陳橋兵變覆轍，他對禁軍制度作了很大的調整。

建隆二年（961年）初，宋太祖免去了慕容延釗殿前都點檢、韓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之職，同時決定此後不再設立此二職。在不久後發生的「杯酒釋兵權」中又取消了殿前副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虞侯二職。

從此，五代以來的侍衛司、殿前司經過宋太祖的一番改造，成了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俗稱「三衙」，而以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為三衙最高長官，俗稱「三帥」。在三帥下，分設副都指揮使、都虞侯，協助三帥統轄三衙兵馬。

宋太祖在設置三帥分統三衙禁軍的同時，還在三帥下設「四衛」，即屬殿前司的鐵騎軍（後改日騎，再改捧日）、控鶴軍（後改天武），屬侍衛馬軍司的龍捷軍（後改龍衛）和屬侍衛步軍司的虎捷軍（後改神衛），各設四廂都指揮使，隱含分三帥之權的意思。

宋人以為，天下有兵、政二權，其中「兵權宜分不宜專」，因為「兵權專則事必變」。因此宋太祖在兵權上，除將禁軍分統於三衙，三衙下再設「四衛」，以分散禁軍統帥之權外，還將軍隊的握兵權與調兵權相分離。

如北宋中期史學家范祖禹所說的：「祖宗（指太祖、太宗）制兵之法，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這確實是宋朝兵制的關鍵之處，是宋太祖吸取五代諸朝，尤其是後周的經驗教訓而制定的有效措施。

縱觀兩宋，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政都歸樞密院，而三帥負責士兵訓練選撥，禁衛戍守，將士的升遷賞罰等，皆直接對天子負責。當遇有戰事，往往臨時委派統兵將領，值得注意的是，殿帥（殿前都指揮使）一般不遣出領兵出征。由此，禁軍的握兵權、調兵權和統兵權三者分開，互不統屬，以達到各方面相互牽制而集權於天子的目的。

宋代兵制，中央直接統領的稱「禁軍」，地方諸州之鎮兵為「廂軍」，此外還有「鄉兵」，邊地有弓箭手和藩兵等。通過不斷調整，至宋太祖後期，禁軍約有二十萬人，十萬駐紮京城，十萬按時派遣駐守各地。

為了防止內重外輕或是內輕外重，宋太祖又採取了必要的防範措施。駐紮在各地的禁軍多為侍衛馬步軍，雖不及主要駐紮在京畿的殿前軍精銳，但相距亦不大。且地方上還有廂兵、鄉兵，其數量超出京畿兵力一倍以上，所以一旦京畿有變，外地駐軍足以抑制在京禁軍之變。同樣，如果戍守四方的禁軍有變，則京師禁軍也足以控制局面。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內外相維，無輕重之患」，即史書上所稱的「內外相制」。

宋太祖把全國兵權集中於一身，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駕馭將領的能力大增，各地方鎮再也無跋扈之患，而五代習見的禁軍將領更換天子，地方反抗中央的局面，終宋一代三百餘年基本上不再出現。

但宋太祖的這一做法也給宋朝帶來了一系列極為嚴重的惡果，也可以說是大宋亡國的罪魁禍首。

首先，宋太祖改革兵制主要出於防患於未然，但在朝廷上下也形成了猜忌、壓制武將的惡習，形成重用平庸之將的慣例。由於宋太祖擅于軍事，能征慣戰之宿將猶在，禁軍士兵也頗精銳能戰，因此情況尚不嚴重。但自太祖之後，這套防範之法被變本加厲地使用，其結果自然不妙。

其次，宋太祖為了防止將校與士兵結成威脅統治的勢力，將握兵權、調兵權、統兵權相分開，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而「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可以想像，讓這樣的軍隊去打勝仗，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

再次，宋太祖利用募兵制使得「兵馬分離」，使得由此進入軍營之人大增，但士氣、軍力卻因吏治敗壞而逐漸低落，冗兵現象日趨嚴重，而宋朝給士兵的優厚待遇帶來了巨額軍費，也就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包袱，這也成為宋朝「積弱積貧」的一大原因。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制度都有利弊，我們不能將所有的過失都歸罪於宋太祖。由於宋太祖的後繼者未能進行不斷完善、發展制定新的制度，於是宋初針對五代弊政而制定的、切實而有效的政策，也就逐漸演變為一種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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