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究竟變的是什麼？為何褒貶兩極分化？

作為歷史上最著名的變法，商鞅變法成為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我們每一次在討論商鞅變法時，總會去說商鞅的各種激進政策，雖然見效，但卻是秦國滅亡的原因之一。但很多時候我覺得這種想法說也可笑。商鞅變法原本便是商鞅根據一時一地的特定情況所實施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變法和改革。《商君書》中最經典的論述就是，凡是因時而變。商鞅變法的一些政策在後期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現狀，更多的應當由後繼者去承擔這一問題，而並非創始者。

畢竟商鞅變法時期的社會條件秦國與秦帝國滅亡之時，秦國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是完全不同的。總不能將春秋戰國的混亂歸結到周公制禮作樂。認為正是周公的制禮作樂，才使得春秋戰國時代民不聊生。這是毫無根據的，而且也是令人不齒的一種狹隘歷史觀。暫且不說這一點，我們想想商鞅變法，他究竟變的是什麼？對於商鞅變法的內容，如今我們也只能知道一個梗概，歷史上並沒有任何一個人對商鞅變法有著精準和權威的論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後是貶低商鞅之人，有了口實。

其實我們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維模式去思考。商鞅變法是戰國時代唯一一個將一個國家經濟基礎，通盤而系統地考慮在國家的強大範圍之內。秦國在商鞅變法前，無疑是落後的，雖然在春秋時期也承認了土地私有制，並進行了一些土地和社會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一方面受到原有的奴隸主貴族的阻礙，另一方面其幅度並不算大。相較於山東六國而言依然處於落後的狀態之下。 甚至在商鞅任左庶長，實施變法，使秦國的經濟基礎也遠遠不可與山東六國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商鞅接手的秦國是一個爛攤子。在沒良好經濟基礎也沒政治基礎的情況之下。商鞅通過培養發展完善的經濟基礎，進行社會改革。在第二次變法時，開始真正的整肅國政打擊貴族。既符合秦國的利益，也符合事實發展的客觀規律。並且在進行的同時，將法治全面而完整的安插到了秦國的朝堂鄉間之中，使秦國真正成為一個法治國家。當然，這種法制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法治，而是一種古典法治。在西方這種古典法治由羅馬代表。雖然羅馬在之後衰落了，但是這種法治的火種還存在於西方社會。

但秦國所創立的中國原生文明的古典法治，在某種程度上雖然得到了繼承。但由於一些政治正確的原因，基本框架依然是法家的，但執行理念卻是儒家的。但在秦國變法時期，這種法治的變革成為秦國崛起的重要因素。其實中國原生文明的古典法治最終的確立是秦國，但並不代表著山東六國沒有進行法治變革。實際上秦國的法治變革是戰國七雄當中較晚的。但也卻是最成功的，其實在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或多或少都建立起了自己國家的法制體系。但這些法治體系更多的依然掌握在奴隸主貴族的手裡。

很大程度上無法推行法治標準化。而商鞅不僅成功了，而且還向標準化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軍事兵器，經濟社會風俗，民眾的習慣，政治法令都在商鞅的治理之下，形成一種標準化的模式，就像現在企業管理一樣。在公司的草創時期和初期發展的時候我們並不認為標準化會給一個小公司帶來多大的益處。但是如果公司逐漸發展壯大，我們就越來越會發現，一個標準化和一個法制的體系，對於整個組織而言是多麼的重要。甚至直接決定了生死存亡和未來的發展，秦國的商鞅變法也是如此。

在那個社會急劇變革的年代，很多人慣有的思維還是認為奴隸主對社會資源的掌握才是一個政權永續發展的根本。但是商鞅看到了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奴隸已經不再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支柱。而是依附於土地上的農民，才是未來國家的發展核心。所以商鞅開始限制貴族。先將土地國有化，在將土地分給農民工作。當然這一時期更確切的來講，農民指的是自由民和脫離貴族的奴隸，以及由山東六國遷徙而來的列國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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