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治國方略很質樸，最後一條被詬病，其實是沒有更好方法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中，大多數朝代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元朝。元朝是個「無道統、無典籍、無賢能」的「三無」朝代。事實上相比於其他朝代，元朝更接近奴隸社會。「自有史以來，以元代最無制度」。（孟森《明史講義》）

朱元璋開國立明，其實是建立在一片文化廢墟之上。一切的治國方略、禮儀制度都需要重新創立，這對於文化程度不高的朱皇帝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總結他的治國大綱，大概能總結四點：民為本、教為先、法為輔和選賢能。

先看民為本：

《明史紀事本末》中有一段朱元璋和劉基討論治國方略的對話，大意是：劉基說：「要讓民眾得以生息，最重要的是寬仁」。而朱元璋說的具體得多：「民生當然是最重要的，但絕不是泛泛而談寬仁兩個字就能解決的，要非常具體，比如官府要清廉，人民要有實惠……」

在朱元璋的思想中，「治國」長期與「養民」劃等號，這是非常有進步意義的。雖然在他的時代有很強的局限性，但他的一些舉措在當時還是非常有價值的。比如他強調賦稅必須要按照實情徵收。所以他派人丈量了全國的土地，記錄了每塊地的位置、邊界、主人及特點等，製成圖冊，密密麻麻地跟魚鱗一樣，所以稱為「魚鱗圖冊」。再比如他的「開中之法」，讓富裕的鹽商到邊境納糧，換取賣鹽的「資質證明」鹽引，即解決了邊境軍中糧草問題，又穩定了鹽價。鹽商僱人到邊境種田換取鹽引，間接減輕了政府強征民眾的徭役，最關鍵的是商人的成本還沒有增加，可謂是一舉多得。不過這項政策最終在孝宗年間被戶部尚書葉淇改了改，將納糧獲得鹽引改成了用銀子購買，這一改就直接「變味兒」了。

再看教為先。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明史紀事本末》

可為什麼要教化呢？上諭中還說：要想天下太平，就需要有良風美俗，要有良風美俗，就必須以教育為先。如果教育荒廢，就會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家就會亂了。

出於這種想法，他為明朝的讀書人設立了很多特權，比如考中秀才以上功名，不用承擔徭役和兵役，而且見到父母官可以免跪。即便犯法，也要先「革去功名」，之後才能披枷帶鎖。不過在朱元璋這裡，純做學問的書獃子並不討好，洪武二十五年，兩名教育官員（岢嵐州學正和山陰教諭）進京面聖。朱元璋問他們民間情況，他們說我們只管教育不管民生。結果被朱元璋直接給貶黜了，還發了文告。

不了解民生的人教什麼學生。

法為輔。

朱元璋志在養民、安民，於是也追求「良法」。他對良法的要求是「得當」、「務求適中」。「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另一方面，在執法上，他主張法律就像藥物，目的是救兵治人，而不是制裁和殺戮，所以執法應以寬厚為本。

他雖然這麼想，但老百姓卻不知道。於是他命令最高法院「大理寺」作了一部叫《律令直解》的普法教材，「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這樣普及法律知識的意義在於讓人民知道什麼能幹什麼不能幹，防止「不教而誅」。

最後是選賢能。

朱皇帝將人才分為三等：上等是德才兼備，中等是持中守正的「循吏」，下等是「書獃子」。雖然「書獃子」很多人認為無用，但朱元璋認為，相對於芸芸眾生而言，「書獃子」仍然有他們的價值。

在明初，百廢待興，選賢才的方法是各部門考察和推舉，「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後來到1368年時，才建立了「八股取士」的制度，但沒過3年就停用了，一停十年。因為朱元璋自己也覺得想找有能力的人，卻來了一批考試高手。不過十年之後朱皇帝還是沒找到一個能代替「八股取士」的更好方法，所以只好恢復了這個被後人詬病不已的制度。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