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譴責」成為眾多人士抨擊時弊的一柄利器。尤其是在文學界，諸多言說者通過「譴責」式寫作，以憤怒之戟刺破了封建正統文學溫柔敦厚的道學面紗，使世人目睹了「魑魅魍魎」「牛鬼蛇神」的真面目。他們還以救世之心將視線集中於關係國家命運、世風道德等重大問題上， 以嬉笑怒罵之筆對封建社會作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道德批判。晚清譴責小說取材範圍極廣，涉及到了官場、戰爭、商界、女界、華工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中尤以寫官場最為普遍。當時極具盛名的四大譴責小說，即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和曾樸的《孽海花》，主要內容都是寫官場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都褒讚過他們，胡適甚至認為吳趼人、李伯元、劉鶚的作品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不過，胡適後來又否定了自己的過高評價。隨後雖有很多學者對「譴責小說」的指稱提出質疑，認為「譴責」的提法不妥，但由於多年習慣使然，學術界依然沿用了「譴責小說」之稱。

譴責小說的興起與發展

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侵略，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的清政府，內政反動腐朽，外交軟弱無能，民間怨聲載道。大動亂、大變革的時代風雲，把一大批封建文人捲入了政治激流，康有為、梁啟超、秋瑾等人開始步入政治舞台，謀求建功立業，以救晚清之衰弊。一批愛國的農民以義和團相號召，也捲入扶清滅洋的歷史舞台。而清政府對於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的鎮壓，又大大刺激了社會上不滿情緒的滋長。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諸如李伯元、吳趼人、劉鶚、曾樸等才識不凡的文學家無法找到施展抱負的機會，但這些人又有變革現實的政治宏圖，於是開始寫譴責小說，並於1903年之後走向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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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小說家曾樸

首先，譴責小說之所以能夠興起與發展，與晚清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弱、百姓對晚清政府的作為越來越失望有關。正是由於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掌控能力弱化，以及民間社會對政府的持續失望，才使得小說界出現了大量抨擊時政、揭露官場陰暗與醜惡的作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

其次，晚清新聞界的辦報高潮和新聞輿論助推了譴責小說的興起和蓬勃發展。1903年以後，晚清新聞界迎來了國人第二次辦報高潮，從該年新增報刊53種，到1911年新增報刊209種。也是在這段期間，晚清報界受新聞自由思想之影響，形成暴露官場、抨擊時弊的輿論環境，而這個環境也是譴責小說興起的環境。大致來說，晚清的新聞媒體在以下方面為譴責小說的興起提供了助力：一是它為譴責小說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揭露批評無所忌憚的輿論空間。在這個輿論空間里，出現了「罵官場的小說暢銷」之文學現象。二是它為譴責小說培養了一批忠實讀者。從受眾心理上講，負面新聞更有吸引力，因此當晚清報刊樂此不疲地登載揭露抨擊時弊的文章，當揭露官場抨擊時弊的話題，在一定時期為讀者廣泛地津津樂道議論不休時，一個廣泛的受眾群體就形成了。三是晚清報刊對譴責小說的倡導。晚清譴責小說的興起，與報館把關人的興趣及提倡不無關係。如1904—1911年，《時報》共刊登短篇小說173篇，大多數都是以譴責官場時弊為主題。《時報》之所以湧現出如此之多批判官場及時弊的短篇小說，即與負責當時《時報》小說撰寫和來稿選編的陳景韓和包天笑的興趣與提倡有關。

譴責小說的敘事鋪陳

晚清譴責小說如同一幅官僚百丑圖：「冒得官」被長官查出系冒人功名而得的官後，為了保住職位，竟把17歲的女兒獻給了統領大人做姨太太；「苟才」(狗才)為了討總督歡心以謀肥差，竟和妻子跪在寡媳腳下，求其去填總督剛過世的五姨太的房；作威作福的文制台在洋人面前竟變成了卑躬屈膝的奴才模樣。如此種種，不僅揭露了官場形形色色大小官員的醜態和原形，也為我們傳遞了譴責小說家們的敘事鋪陳特色。

《老殘遊記?孽海花》封面

首先，揭露假醜惡成為譴責小說的主題。本來「美」和「崇高」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主旋律，但當內憂外患、生靈塗炭而晚清官場卻依然歌舞昇平的時候，「無數作家再也不能保持溫文爾雅和含蓄不露的態度，忍不住以筆作刀，投向黑暗的封建王國。」如此，在譴責小說中，「美的蹤影消失了」，「丑」像一團巨大的烏雲，遮住了太陽，沒有了智慧和神奇，沒有了道德和情操，只有官場腐敗、商界污濁、佛國奸騙、家庭惡鬥、人慾橫流，是一個昏暗、骯髒的醜惡世界。當然，他們並不以漫畫式的勾勒醜惡現象為滿足，他們也想力挽狂瀾，卻無能為力，封建王朝土崩瓦解，泱泱大國如此敗落，整個社會就是「丑」「怪」，「九死一生」 的「我」因看不到「拂曉的朝霞」，只得「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絕無人煙之地 ，與木石居，與鹿逐游」。

其次，採用了西方心理學的描寫手法。尤其是在作者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的作品中，心理描寫更是成為描寫人物的重要手法。劉鶚在《老殘遊記》第十三回里即重點描繪了老殘面對妓女翠環慘遭老鴇毒打的心理。當老殘看到翠環身上一條青、一條紫的傷疤後，心裡想到：「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誰知撫養成人，或因年成饑饉，或因其父吃鴉片煙，或好賭錢，或被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里湖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鴇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 通過這種敘述，再對比那些空發感慨，但該玩弄就玩弄，玩兒完起身走人的名士，老殘對翠環的同情與關愛要真實得多。這種細膩的人物心理展示也頗為可信。

再次，晚清小說家們雖然嬉笑怒罵，卻滿紙辛酸淚，其作品凝聚著良苦用心。如劉鶚在《老殘遊記自敘》中所云：「《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 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於《紅樓夢》……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可見其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

譴責小說的缺憾與消亡

晚清譴責小說家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動蕩不安的時代，看到了祖國瘡痍滿目、病入膏肓的危難，出於正直的品性與愛國心深刻揭露了官場腐敗，撕破了一些官場人物道貌岸然的嘴臉，在諷刺社會、警醒世人方面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對人們認識腐朽黑暗的官場和晚清世風也有重要意義。

在發展過程中，由於自身存在的弊端和思想局限，晚清譴責小說在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也暴露了它無法克服的弊端和自身存在的大量缺憾。其一，譴責小說大多是為了適應報刊連載之需而倉促寫作，缺乏較充裕、完整的構思時間，因此小說多屬連綴短篇成長篇的性質，結構不夠嚴密，缺乏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的「九死一生」，《老殘遊記》里的老殘，《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雲，雖是貫穿全書的人物，但更多起著連綴故事的作用，缺少完整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其二，在表現手法上，「辭氣浮露，筆無藏鋒」，描寫誇大失實，缺乏含蓄，也成為論者口中的「話柄」。其三，隨著民初社會的急劇動蕩和轉型，譴責小說家未能及時跟上時代步伐轉變創作思路和理念，加之受其本身階級歸屬和價值取向之局限，晚清譴責小說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儘管如此，譴責小說家自覺以小說為改良社會的工具，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了那個腐朽敗落的醜惡世界，在讓世人深惡痛絕之際，或猛省，或抗擊，至少不再同流合污，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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