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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取士制度下,學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如今不論是就業還是相親,名校畢業似乎都是一張十分亮眼的標籤,而且攀比之風愈演愈烈,國內的北大清華不夠亮眼,就遠渡重洋九牛津哈佛鍍金,光是名校研究生也不行,有的地方還要看你本科是否也是名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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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過去十年瘋狂上漲的房價,也跟名校大有關係,都是為了孩子能上名校,而重點小學,重點中學上名校的概率要遠遠高於普通學校,所以讓二手房市場中異軍突起了一個新概念——學區房,各方面條件一樣的房子,僅因為多出一個優質的入學名額,往往就會高出一半甚至一倍的價格!無數家庭為之神往,多少父母因之擠破了頭。其實想上名校,不僅是今人,古人也是如此。

最早的官辦學校

我們知道科舉制度正式誕生於隋唐時期,而在此之前學校便已經存在好幾百年了,最經典的例子便是春秋時期的孔子講學,在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當然,孔子那時候只能算是民辦學校,並未得到官方的認可和支持,真正意義上的官辦學校是漢武帝時期,由大儒董仲舒提議設置管辦學校,在《漢書·董仲舒傳》便有相關詳細記載: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大意就是設置太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在地方上設置次一級的學校來教化百姓,前者就相當於如今的國立中央大學,而後者則相當於地方性大學。在這條政策頒布之初,也就是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太學的學生才僅有50人,放到現在也就是普通學校一個班級的人數,但千萬不要小看這最初的幾十人,因為這是古代官辦學校建立的標誌。在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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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子太學

伴隨漢朝歷史,太學規模不斷壯大,漢昭帝(前94年-前74年)時期太學學生就照最初的規模達到100人, 漢宣帝(前91年—前49年)時期達到200人,漢元帝(前74年—前33年)時期達到1000人,漢成帝(前51年—前7年)時3000人。到東漢第九位皇帝漢質帝(138年—146年)時期,太學學生已經達到30000人的超大規模,三國初期的梟雄袁紹和曹操,便是太學時期的同學,後來又同朝為官。

段歷史我們可以得知,官辦學校作為社會的教育機構,早在科舉制度建立的幾百年前就出現了,並誕生了最早的官辦大學——太學,後世又改成國子學。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教育體系中,學校和教育監管部門尚未分開,國子學的一把手——祭酒,即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長,也是教育部的部長。這也是為何國子學一度曾改名為國子監(四聲),就如欽天監、御馬監一樣,這是一個政府行政部門。

為官搖籃國子學(監)

在官辦學校發展初期,每年畢業的學生數量是遠低於社會所需要的官員數量的,所以當時只要是從國子學畢業的學生,基本都能夠獲得相應的官職。尤其是在國家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的時候,這一點表現的尤為明顯,根據《貞觀政要》(見注釋1)記載,唐朝初年,即使國子學(監)的學生數量一度過萬,大多數學生畢業後依然可以獲得官職:


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鹹得署吏

為了讓國家機器儘快運轉起來,學生從國子學(監)畢業後便可以直接入仕,相當於享受到了畢業「包分配」的優待。唐朝初期的科舉考試並沒有後世嚴格的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製度,而是由生徒(注釋2)和鄉貢直接參加考試,前者是國子學等官辦學校的所推薦人員,後者則是需要通過州縣考試脫穎而出才能獲得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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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子學(監)等官辦學校的學生人數本來就有限,同時教學質量也要相對高些,所以在同等情況的科舉考試中,生徒的競爭壓力就要遠遠小於鄉貢。這也造成了生徒出身的官員要遠遠高於鄉貢,並在朝廷中形成了以由國子學畢業、進士及第而入仕為榮的風氣。

這一時期除了國子學(監)外,還有與其齊名的其他幾所官辦大學,因其主要位於京兆、鳳翔、興德三府(注釋3),又因為當時通過科舉當官的很大一部分人都來自這幾所學校,因此又被合稱為「東府西監」。大體相當於如今的「985」、「211」之類的名校了。

這些學校的學生也大都知道未來會去當官,所以都會爭相結交,逐漸形成了學校中的朋黨,並選出最優聲望的人坐代言人,嘗試與權貴結交,以至可以干擾主司的視聽,五代時期的政治家王定保在其所著的 《唐摭言·兩監》寫到:


物態澆漓,稔於世祿,以京兆為榮美,同、華為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十二載敕天下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生

昔日輝煌難再復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將盛唐從繁華強盛的巔峰拉了下來,同時也對長安國子學(監)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反倒是散佈於各州府郡縣的鄉貢沒有受到太大波及。《舊唐書》(注釋4)中記載,安史之亂後,唐德宗在朝堂上對大臣感嘆道:

太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歸

此後,國子學(監)再未恢復往昔的盛況,文學家韓愈在 《請上尊號表》中描寫到:


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國封等六百人

這與唐朝初年幾千人的編製的國子學(監)已經相差太遠了,這種生員從未及唐前期的定額情況,直接導致科舉取士變成重鄉貢而輕生徒。曾經顯赫一時的古代名校「東府西監」,在唐代政治和社會中的地位不可逆轉地下降了,而與之相關的科舉的影響則愈益增大,並逐漸滲透到唐代政治文化乃至社會風尚的各個方面。

科舉取士制度下,學校就不重要了么?古人也看名校

注釋1:《貞觀政要》是明成化九年內府刊本,其作者為唐代吳兢,是一本政論類史書。《貞觀政要》主要內容記載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注釋2:生徒,中國唐代的科舉制度中,常科的考生一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另一個是 鄉貢 。由京師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 和各地方州縣學館出身,通過學校的選拔考試合格後,由學校局舉薦到尚書省參加各科考試,稱作生徒。

注釋3:東府是同州(治大荔,轄今渭南諸縣)的古稱。陝西素有三秦之稱,漢承秦制初置左、右內史後置京兆尹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關中,唐代又置京兆、鳳翔、興德三府。

注釋4:《舊唐書》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德宗上記載,安史之亂後德宗在當朝感嘆「太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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