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十字街頭的象牙塔

轉自：學術與社會

哲學園鳴謝

古希臘雅典的一個運動場附近，有一所彷彿花園的地方。園中游徑上時常出現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老人自由自在來回散步。他身邊緊跟著一些年輕人。一路上，老人口中斷斷續續說話，好像是隨意談天。青年們卻都是聚精會神仔細聽講。有時也有問答，談笑風生，夾著辯論，又不大像上課。不散步時，老人在附近一處房屋裡靜坐或是寫些什麼。青年們有些寫字，看書，有些人談話，討論。有時，大家在室外或室內聚到一起，聽一人講演，或是互相論辯，不是各說各的，而是爭論不休。

這樣過了十幾年。由於形勢有變，老人不得不離開雅典，兩年後病故。可是這個地方的名字Lykeion傳了下來，意義改了，不是散步的地方，而是學院了。

十七世紀末期，法國巴黎新建一所講學機構就以此為名。原來的那些走來走去在散步中講學的人稱為逍遙學派。那位老師就是世界上真正能算做偉大思想家和偉大學者的少數人之一的亞里士多德。

他實在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書的初版化而為人。他講的方方面面的學問的希臘語名稱都成了後來直到現在的那門學科的歐洲語名目，儘管是內容已大有不同。

例如，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物理學、形而上學（後物理學）、動物學、生理學、邏輯學等。還有他用的許多術語，如範疇、實體之類也傳到現在照舊為人所用。

可惜他講的話那時當然沒有錄音，他寫的書和講授提綱以及學生記的講義、筆記都散失了一千多年，只在亞洲保存一些。到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才有人盡量收集，不斷有人發現、整理，但已經殘缺不全，而且往往分不清也斷不定是不是確屬他的親筆了。

人的知識、思想是不斷擴大、變化、前進的。兩千幾百年以前的聖人說的話自然有很多都過時了。所以這位逍遙派祖師真正留到今天還為人有意無意大量應用的主要是他關於語言思維的分析。除非你用的是非語言思維（非理性、直覺、靈感之類），你就很難逃出他設下的圈子。這就是主（語）、謂（語）、全稱、偏稱、肯定、否定（S、P，AEIO）等等。他開創了邏輯學，也打下了理性語法的基礎。他開創了修辭學，內容自然和現在的不大一樣，他講的是哲學。

不談這位聖人的學說，談談他的逍遙教學。

辦學院不是他的發明。他自己就在柏拉圖的學院里學習過。柏拉圖的前輩蘇格拉底經常教導別人，但不是辦學院的。他沒有留下著作。從柏拉圖所寫的以他為主角的對話集看來，他是隨時隨地和人談話進行教學的。

和他們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而稍早一些，雅典等地出現了不少無定所教師，籠統稱為智者。不過，當時雅典人用這名稱專指那些收學費，教青年知識和思想方法，以達到能演說、善辯論目標的散居教師。這個詞傳到後來成為詭辯者的同義語。

本世紀的學者才為他們正名，認為這個名稱的意義作為辯士還不恰當，應當尊為智者，因為他們用知識換取錢財並非恥辱，而他們所傳授的知識和思想範圍廣泛而內容深刻，教人運用語言和思維的能力更有價值。

但是那時雅典人可不這麼認為。智者們不但被人看不起，還受到迫害。有的就去外地，有的還被判死刑。連不算智者的蘇格拉底也受到公審，判決死刑服毒。他們的罪名主要是不信神和引導青年入歧途。實際上這些人沒有反宗教，不反對希臘的那許多神，不過他們的思想言論在一般人眼中看不慣而且覺得危險而已。智者們的著述全部失傳，只留下別人傳的他們的片言隻語和零星理論。

他們之所以蒙受詭辯惡名，柏拉圖等名人對智者的批判也起了作用。不過恐怕也不能說完全是冤案。一位著名智者留下來的一句話是：「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樣抬高了人自然就會貶低了神。崇拜神的人聽了這話當然不會高興。蘇格拉底自辯說是相信神的話，但他還是到處去找證明。神的話不用說句句是真理，還需要什麼證明？這不是懷疑神，不信神，是什麼？

話說遠了。回頭再談教學形式。柏拉圖在雅典郊外建立的那所花園學校的名字Academy（英）現在已經成為歐洲語中研究院的公用名。他在那裡和學生一起講授並討論許多高深哲學問題，留下一些以蘇格拉底的名義唱主角的對話集。這個閉門機構擬由哲學王管理的幾何圖形似的理想共和國的研究院可以說是脫離塵囂的所謂象牙之塔。儘管柏拉圖本人曾參與政治以致流放他鄉，他的學校還只是專門研究學術的場所。

智者們就和他不一樣。他們到處為家，誰出錢請教師，就去教誰，簡直像是江湖賣藝的。可以說他們的學校是在十字街頭。亞里士多德的在空地上逍遙散步教學彷彿是兼有二者的特色。到二十世紀初，印度的泰戈爾在野地上辦森林學校，在樹下上課。開始時僅有五個學生，包括他的一個兒子。（後來發展成為國際大學，就漸變為普通學校了。）這種教育形式有點像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式。但泰戈爾是打算恢復古印度的老傳統，與希臘無關。這就引導我們去看同一時期，即公元前六世紀以後的幾百年間，是不是曾經有過世界性的同類教育潮流。

放眼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從西到東，從希臘、埃及、伊朗、印度到中國，依據我們現有的文獻和文物知識，在這幾百年間，世界（亞、歐、非）各地都有無定所的遊方教師傳播知識、思想、信仰，而且繼續下來，一直和有定所的學校教育並行。在這公元前幾百年的全盛期以前一定還有長期的傳統。例如荷馬遊行各地演唱史詩就是用這種形式教育聽眾。不過缺少文獻記載無法知道詳情。忽略這一方面，只重視學校課本，也就是所謂經典，那自然會有一些文化的傳播與發展中的問題難以解決。現在不妨簡略觀察一下人所共知的顯著情況。

在希臘西邊的義大利半島上，公元前六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春秋後期，出現一個組織，為首的名叫畢達哥拉斯。這些人說希臘語，在各地活動，曾有一個時期在一個城邦得勢掌權，使國力強盛。後來被推翻，首領失蹤，從者分散各地隱蔽起來。組織形式沒有了，但他們的活動並未隨即停止，仍有影響而且長期流傳，可以說是直到今天未斷。他們自己沒有文獻留下來，只在同時和以後的別人的著作中保留了一些記述。這些人是遊動教育集團成員，又是實際政治家、宗教活動家。通常說他們是教派或學派都不準確，不全面。他們有宗教信仰，有組織戒律，保守內部秘密。據說他們主張靈魂不滅，生死輪迴流轉，甚至到處都是生命的精靈，還認為有地下世界，即地獄。

說這一集團有宗教性質是不錯的。但是這些人的言行在當時地中海文化里是獨特的，和希臘的宗教大不相同，反而和同時期的印度次大陸上流行的許多教派很有相似之處。他們的政治主張和行為明顯是反對當時的希臘城邦實行的民主。他們主張和實行的是後來所謂寡頭政治，既非君主，也不是民主，大概像是後來羅馬的前後三雄統治。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學說。據說哲學和數學這兩個希臘語詞是他們創始的，一直應用到現在的不少歐洲語言中。

他們認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不是太陽繞地球轉。據說哥白尼承認受到這一說法的啟發而研究日心說。他們分辨出了天體的視運動和真運動。他們特別看重數，說是一切出於數，因此在數學方面尤其有貢獻。直角三角形的三邊關係，即勾股定理，到現在還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是他們首創的。

他們提出並企圖說明奇數、偶數、質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還嘗試證明幾何圖形和數的關係，說，點是1，線是2，平面是3，立體是4。他們還依據數考察音階之間的關係，對於後來的音樂理論也是開創。在哲學方面，他們說，對立或相反是基本定理，列出十項，首先是有限和無限。這無限概念也是他們的創見。長期以來，這個教派或學派或遊行教育集團或兼有宗教政治哲學科學理論及實踐的奇特組織的來源和去路都不清楚，但講文化歷史、哲學史、科學史以至於宗教史的都少不了要提到他們。

現在看來，他們的活動正是那一時期歐、非、亞三洲的傳播思想和知識的遊行教育大潮的一部分。這些人是名副其實的教師。他們的教化是面向群眾，不限於一地，不拘於一格，在十字街頭。但是他們的學說很專門，表面粗淺，內容深奧，只好在象牙之塔里學習研究。所以他們所建立的是十字街頭上的象牙之塔。自己內部互相切磋、辯論，對於廣大的聽眾則是傳播、普及新知識、新思想，又迅速，又有效。他們是以畢達哥拉斯為首的或說是為宗師、為教祖的遊行教師隊伍，是兼有宗教、哲學、數學、科學、政治的理論和行動的特殊組織。

北非洲的埃及一帶在古代是地中海各種文化集中、交流、傳播、發展的區域，差不多延續到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公元前六世紀時也是這種情況。傳說畢達哥拉斯就到過埃及。那裡當然有遊行教育，但詳情不悉。

亞洲的波斯帝國（伊朗）佔據廣大地域，和希臘作戰不止一次。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率領希臘大軍遠征印度通過這裡。還有希臘軍曾進入境內參加內戰失敗後狼狽退回，其中一個將領色諾芬寫出《遠征記》傳了下來。有武必有文。這裡有所謂拜火教，拜光明，反黑暗，起源可能早，但現有文獻較晚，約在公元前後。此教傳入印度存到現在，信教族稱為帕西人（波斯人）。其派別傳入中國，變相流入民間，後來叫做明教，也許和明太祖朱元璋參加的元末農民起義軍有關係。波斯人和拜火教以外，有說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和猶太教。他們的經典為基督教所接受，因為耶穌基督是猶太人。中國前漢時人說這裡和中國西域鄰近的國家是大宛、大夏、安息。可惜現在說不清楚公元前幾百年這一帶的思想知識傳播情況。可是一越過冰雪（喜馬）堆積（阿拉雅、阿賴耶）的喜馬拉雅山脈向南到印度次大陸，這時期的情況就比較明白而且熱鬧了。

雪山以南有兩條大河由北而南一向東一向西流入大海。在這兩河及其分支流域的廣大平原上散布著森林、農村、城鎮。大雪山擋住了北邊的寒氣，所以這裡氣候炎熱，只有雨季、寒季涼快。大約公元前六—前五世紀時，這一大片土地上出現了種種不同思想的遊行教化高潮，熱鬧非凡。本來這裡的居民中有一些自稱婆羅門種姓的人，以替人家行祭祀，作法事，念經咒為業。他們拜的神多種多樣，相信的是上有天界，下有地界，人死後有靈，作法事必有善報，語言、語音有特殊性能和神秘意義。經咒只有他們會念，自己內部口頭傳授。祭祀、作法事的複雜方式、程序也是他們內部秘傳，不寫下來，不教外人。到這一時期，情況發生了大變化。

有一些人進森林修道，帶家庭，收徒弟，傳授新的神秘道法，也不外傳，彷彿是許多小集團建立自己的象牙之塔。他們自己生產，獨立生活，不歸屬任何人。他們修的什麼道也不公開，也不著書立說發表。後來漸漸有零星文獻傳出，稱為「近坐」（upanisad），大概是師徒密談傳法的意思。陸續一篇篇傳出來，有長有短，成為經典。接著有人照樣寫，成為一種文體，中國向來譯做《奧義書》。其中最古的最為人知的「聖言」有兩句，一是：「那個，你就是。」或翻譯做：「你是那個（它）。」（tat tvam asi）一是：「非也。非也。」（neti，neti）對這些書里的理論和傳說歷來有種種不同解釋。這些人的理論和實踐顯然和那些念經作法的婆羅門不同，可是後來被人歸做一脈相傳了。

又有一些人到雪山上或曠野里修鍊道法，說是「熱烤」（tapas），意思是修苦行。他們用種種方法磨練身體和精神。有的方法過於奇特，難以確定是神話還是事實。不過有些好像是鍛煉身體和精神的方法，有系統理論解說傳了下來，稱為「瑜伽」，意思是聯繫、結合，古時意譯為「相應」。不同教派各有自己的一套，名同實異。其中有靜坐修鍊調節呼吸的一種，彷彿中國的道家的或者禪宗的修行。形式上可以說是一類，但有根本區別。如果沒有真正可靠傳授，千萬不可自己獨學，容易「走火入魔」。瑜伽功現在還有，而且幾乎傳遍世界，但現代的這些不同方法和說法是不是和印度古代傳統一致就難說了。這些人和那些早期念經咒做法事的婆羅門也不是一回事，可是後來被人歸到一起了。

另有一些人走上十字街頭，在鄉村和城鎮里遊行講道，公開傳法授徒。有的個人獨行，分散傳道。有的結成團體，日漸龐大，內部又分派別。傳授的思想內容高深，但能簡單化傳向大眾。內部辯論深奧而激烈，分歧越來越大，對外宣傳卻常用說唱故事形式，淺顯易懂。他們真正建立了十字街頭的象牙之塔。據說這一時期出現了幾十種這樣的派別和理論。傳法人都是靠得到信徒的施捨做生活費，沒有別的職業。他們用知識和思想換成物質維持生活，和古希臘的收學費的智者是同一路上的人。這些人中的兩大集團至今還在。其中之一限於本土，近來才向外發展。另一個長期廣泛傳播、開拓、分支、發展，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國際化，成為世界一大宗教，而在本土反而消失了將近千年，很難復興。以下稍做詳談。

公元前六世紀在印度河、恆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同時出現了兩位偉人。一位被人稱做耆那，意思是勝利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稱為耆那教，一直傳下來，在現在印度還有不少信徒，近來據說也開始向境外鄰國傳播。另一位被人稱做佛陀，意思是覺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稱為佛教，如今已傳遍全世界。

兩教所宣傳的教義有共同之處，例如，都承認生死輪迴世間是苦，要求修行達到超出生死的解脫也就是寂滅境界，都提倡出家剃髮修行，放棄財產，靠乞討生活，有組織戒律，戒殺生，不過也可以在家修行，遵守不那麼嚴格的戒律等等。但這只是表面，實際上雙方差別很大。耆那教認為世間充滿可見和不可見的生命，萬萬不可傷害，所以至今都以戒殺為最高的第一教條。他們用的「戒殺」（ahimsa）這個梵文詞在佛教里也是一個術語，中國古時翻譯做「不害」，但佛教戒律里的戒殺生用的不是這個詞。

這個詞的英文翻譯通行世界，漢譯是「非暴力」，意義廣泛，由宗教、道德擴大到政治。兩教的戒殺相同而又不同。耆那教有「可以是論」或「也許是論」或稱「非一端論」（syadvad）是獨有的。佛教理論把無常、無我越講越深，越廣，也是特殊的。這僅是舉例說明理論差別。耆那教對出家人嚴格要求一無所有，因此連身上披一塊布也不行，只好裸體。炎熱地方的人穿的本來就少，古時人對於袒露也不怎麼避諱，裸形修道的也不只這一派，可是教內仍有分歧，於是分為兩大派。一是天衣派，原文的意思是以空間為衣。現在還有，不過不常出來傳道了。一是白衣派，用白布裹身。兩派分裂後各自獨立，連所傳經典都分派了。佛教出家人身披袈裟，是染色的，名稱原是指那種顏色。也分裂為許多派別，傳到各地各民族，也有變化。雙方同有的最大變化恐怕是原來遊方教化以乞討為生，後來有了廟宇，坐受布施，逐步擴大，有學問的出家人就探討理論，互相辯論，進行著作，分歧越多，文獻也就越多了。特別是佛教傳入中國，見什麼就譯什麼，不怕重複，保存的比原文留下的更多。結果是高深教理從十字街頭進入象牙之塔（塔本是佛教用語），最後是大堆的很少人能全讀而且讀懂的原書及譯文，由各派教師作各種解釋傳授了。

雪山以北向東便到中國古時的西域現在的新疆。公元前六—前四世紀正是春秋後期和戰國時代，黃河長江流域熱鬧非常。從孔子開始有了帶門生周遊列國講學論政和著作的風氣，出現了諸子並出即所謂百家爭鳴的現象。不過跟前面所說的相比較就顯出很大的差異。無論是地中海沿岸還是印度次大陸，那時的遊行講學者主要不是為政治，為參政做官，而是各有一套學說，在中國一般人看來不免是在象牙之塔里鑽牛角尖。他們是以講學授徒說話為業，著作為輔，所以對語言修辭、思維方式都很重視。尤其是在印度，教祖及門徒都重口傳而輕書寫。咒語更是一連串的聲音不可錯亂。佛經開始總是「如是我聞」。《楞嚴經》中說：「此方真教體，清凈在音聞。」這和中國的以政治為先，人事為主，不能行道就由本人或門徒或託名的人用文字著述流傳，不一樣。文體也有差別。外國的對話像口語，論文像講演記錄。中國的除孔、孟的對話由門徒記下的是生動的口語而且往往有戲劇性以外，《莊子》里的多半是假借擬作的對話就有時顯得造作、生硬。此外，署名老子、墨子、荀子、孫子等的書幾乎都是文章，不注重對話。《韓非子》一開頭就是「臣聞」，更是上奏章，提建議，論政策了。依我看，就現存的文獻說，那一時期的中外著名作品，若論文體的精美多變，那是中國的高，若論語言的生動活潑，那是外國的強。還有，中國諸子發言立論的對象，書中所記的聽的人，門徒以外多半是君侯，掌權者。外國的書中口氣除對門徒、學生外多是對一般人說話。亞里士多德做過亞歷山大的幼年啟蒙老師，但他的書是為逍遙教學的學院學生講的，不是為那位王爺的。柏拉圖策劃的理想國里，當「哲學王」的也不會是真正的君主，掌權者對於那樣的國王不會有多大興趣。佛陀的信徒中有國王，但他說法的對象不是「轉輪王」。中國是帝國，有天子、諸侯。外國是一些城邦和分散的獨立小國，也許是因此中國的遊行教師會更多將面朝上提主張、建議，外國的遊行教師更多面向普通人吧？

接下去中外歷史上出現了重大的分別。

公元前四世紀以後，羅馬興起，前一世紀，前三雄中勝利的獨裁者愷撒被刺，接著他的外孫又在後三雄中成為獨裁者，建立羅馬帝國，自稱奧古斯都，是第一代皇帝。不久，猶太人耶穌誕生了。這就是公元第一年。耶穌成為新宗教的教主，被信徒尊為基督，就是救世主。猶太教徒不承認，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教日益壯大，終於得到帝國承認為國教。羅馬教廷的教權隨後超過了王權。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教權更大，一切教育文化都歸教會掌管。後來許多王國中有的王權漸大，要和教權對立。十二世紀後期，巴黎的一些學術組織合力建成一所學校，就是巴黎大學的前身。一二〇〇年，法國國王宣布巴黎大學正式成立。可是沒過多久，大學的領導權仍歸教廷，由當時的教會管理。大學設置四科，文科是基礎科，高級的是神學、醫學、法學，實際上神學貫串各科，經院哲學居於統治地位。在哲學爭論中不合教廷宗旨的學說和意見一概不準講授。直到十五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才有變化，大學學術開始脫離宗教管轄。

東羅馬帝國雖然勉強維持到十五世紀才亡，但疆域越來越小。公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先知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創教後，勢力迅速發展，向東傳教到波斯（伊朗）全境，也傳進中國，向南進入印度次大陸，向東南傳到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向西包圍東羅馬，佔領非洲的埃及和歐洲的西班牙。政教合一的稱為哈里發的一代又一代教主同時掌握教育文化大權。不過內部分成了兩大派。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土耳其發生革命，伊斯蘭教各國才各有不同變化。他們在早期曾經吸收東羅馬的希臘語文化傳播到歐洲的拉丁語文化中，對文藝復興起了作用。

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不是以神的名義，而是以帝王名義直接掌管文化教育。外國尊的是神。中國尊的是聖。在諸子周遊列國講學見諸侯以前，據孟子說，殷、周已經有庠、序，也就是國立學校，但此說似乎尚未核實。春秋戰國時是諸子遊行無定所講學。公元前三世紀秦統一天下，設博士官，收弟子，有了統一的正式官學。漢代繼續設博士並成立太學即全國惟一的最高學府。規定經過推薦和考試才能入學做官，以儒家的經書為惟一必修科。最高考試的主考官是皇帝本人。考生要面試，即殿試。考題是策問。考卷是對策。主題是國家大事、高深理論。「臣聞」、「臣謹對」正規化了。考試答卷要寫成文章。前漢時最有名的對策是賈誼的「痛哭流涕長太息」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所謂「天人三策」。讀書為了應考，應考為了做官，所以讀書必須讀政府所規定的經，附加讀史也就是收集講經的資料。民間讀書教書的都當然以此為準則。打柴也不忘讀書的朱買臣終於自學成才做了大官，後來人把他的事迹編成戲一直演到現在。這個讀書、考試、做官的內容雖然歷代有改變，但程序歷時兩千年以上毫不動搖。清朝設有翰林院，就是皇帝親自主持的讀書寫作班子。考到最高層殿試被皇帝看中錄取的有希望選上翰林。但仍要按時作文給皇帝批閱。有的人被看中能入皇帝的南書房「行走」，名為陪著讀書，實是得到接近皇帝的特權。期滿「散館」考試後分配官職。有人被派出去當「學政」，成為「學台大人」，代表皇帝當主考官到地方上用考試選拔人才。這一套經過長期演變而固定下來的程序是中國獨有的，對中國文化思想影響之大無法估計。孫中山認為這是中國特色，因此在他擬出的「五權憲法」中有考試權，在政府五院中有「考試院」。真正重要的還不是形式而是考什麼。

中國特點是考文章，而文章是直接間接對皇帝跪著說話。當然不能像賈誼那樣「痛哭流涕」，只能歌頌、浮誇、說大話、講空話、排列漂亮話。不僅考試要歌功頌德，連寫信也必須在「大人閣下」之後緊接著「恭維」一通四字六字的對偶句套語，說好話歌頌並祝福對方。學會這一套很不容易。這是當秘書，古稱記室或書記，是考不取的文人的出路之一。三國時陳琳，唐朝大詩人李商隱，乾的職業就是這一行。若不懂這些考生、書記之類行業，恐怕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文學的了解難深，難全，難透徹。這種文風不足為奇，印度古詩文也有浮誇風，不在中國以下，但是連內容立意都得遵照、揣摩當時閱卷者、朝廷、皇帝的意思，這就是由考試做官決定的中國獨有的特色了。這種詩文做法很快成為習慣，擴大開來，就是以「上峰」的意思為自己的意思而自己沒有意思。應考、應酬所作詩文都是像秘書替主人寫信、辦公文一樣的代筆。若有人自己有什麼要寫，那就只得另取體裁或則換筆調用隱語了。這也許是漢語古典文學作品風格複雜多變、典故和歧義繁多，因而難懂處超過其他語言文學的原因之一吧？

從以上所說看來，外國的教權，中國的皇權，是千百年間文化教育的主宰（近代外國又加上財權，不必多談），有定所教育是主要形式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並不如此。權的力量無論如何廣大深遠，究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一切，深入人心，永恆不變。所以同時照舊另有民間的種種不同的教育形式。可以說是一在上，一在下，一處顯，一處隱，一是威力堂皇，一是潛力巨大。舉例說，中國的最古文學結集《詩經》本來有四家傳授，前漢時立於學官，應考必讀，可是到了後漢，四家全亡了，反而是沒有列入學官的姓毛的傳授的《毛詩》獨自流行到現在。再說，遊行教學就從來沒斷，不過是口頭語言佔大部分，文字記錄僅是留下的痕迹。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都曾有過同佛教相似的托缽僧遊行四方，募化，說法，所宣傳的不大合乎正統規定甚至違反，可是往往被別人歸入那一教的名下，而那些宗教的名稱又多是教外人取的，不足為憑，所以這些人對於加在他們身上的那一宗教的牌號是遊離的。他們的水平高低不等。傑出的常是詩人，思想家，歌唱自己的創作，宣講自己的思想。中國更有一特色。民間說唱一直未斷。勢力一大，官府就會採收入官，當然加以刪改編訂。最早是《詩經》，收羅風謠，然後是漢代樂府。官府力量來不及辦這件事了，於是上層文人加以利用。《楚辭》大概就是這樣編訂出來的。詞、曲、小說都照此軌跡演變。這一過程有利有害，不必多談。這是廣泛的民間教育行動的一種則毫無疑問。老百姓的關於三國、隋、唐等時期的歷史知識是從這裡來的。他們知道的曹操、諸葛亮、程咬金和歷史書上不一致。曹操的白臉很難改成紅臉，足見其潛力之大。差不多各國、各民族、各時期都有過這樣的象牙之塔和十字街頭的雙重教育形式。僅看一面很難說明民族文化的顯、隱兩面，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

談來談去，話說回來，那位古希臘的逍遙教學的老人亞里士多德已經兩千四百歲了。現在還能那樣在花園裡散步講學嗎？抬頭一看，面前是廣場，廣場是一座高樓，什麼十字街頭，什麼象牙之塔，全不見了。在愕然中，我聽到了一陣笑聲。不知怎麼，我忽然相信，發笑的是講《逍遙遊》的莊子。他也有兩千四百歲了。不過他愛說「悲夫」，怎麼會笑呢？難道逍遙之中不分悲和喜嗎？那又何必計較教學形式呢？

一九九八年七—八月

金克木：《金克木集》卷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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