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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造像碑書法

清代考據學、金石學興起,訪碑風氣盛行。乾嘉時期著名金石學家、書畫篆刻家黃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訪碑活動家,他常常在荒煙宿莽間孜孜搜訪殘碑斷碣,撫古追昔,往往還作紀游寫生《訪碑圖》,與好友共賞,瀟洒風雅,古意盎然。

他在《嵩洛訪碑日記》中記載,嘉慶元年(1796)九、十月間在河南尋古訪碑,看到龍門石窟古陽洞中《始平公造像》、《魏靈藏造像》、《楊大眼造像》、《孫秋生造像》,被端正方剛、質樸雄強的造像記書法深深吸引,遂拓諸遺世,「龍門四品」名聲大著。

後來又增為十品,繼至二十品,作為龍門造像記書法中的代表作,廣被後人仰慕追摹。

洛陽龍門石窟始鑿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經歷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鑿斷斷續續達400年之久。據統計,東、西兩山現存窟龕2345個、佛塔70餘座,造像10萬餘尊,有紀年的造像記就近200鋪,是魏碑書法當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康有為說:「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近代結集出版《龍門石窟造像全集》、《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選》等,收錄廣泛。

造像,就是匠師們用石、玉、木、金屬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運用圓雕、浮雕、透雕、平雕、線刻等工法,在這些石質等材料上創造出的各種氣勢雄偉、生動精美的石雕藝術。古代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間鐫石成佛造像。

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步入高峰,特別北朝在佛即君主、禪觀苦修思想的影響下,開鑿石窟、雕製造像風氣大盛。

這些造像一般由武將文臣、貴族豪門,更多則是中層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資雕造,被安置、供奉在石窟、佛寺、塔廟等佛教建築中,石質堅硬,千年不毀。在佛教當中,造像和寫經、造寺、造塔等,同具種種功德。

造像形制大致可區分為單尊造像、造像塔、造像碑三種類型。造像碑的題材、造型風格與同時期的石窟接近,被認為是縮小的石窟,但其雕刻以高浮雕為主,雕琢更加精細。

《景明四面造像》刻於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60厘米,寬56厘米,1953年出土於未央區查家寨。這個造像四面刻有蓮花拱龕,龕內皆為一佛二菩薩,中間為釋迦牟尼佛盤腿坐像,佛後刻背光,座下刻三個力士,兩側的菩薩立於力士頭上,佛和菩薩皆身披通體法衣。拱龕兩端刻有台柱、帷幔等雕飾,龕頂部及兩邊刻32個小佛坐像,下有56字銘文。

這些銘文就是造像記,指的就是各種宗教石窟、神龕等造像的製作留下來的記錄文字。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側面或者碑的背面,還有刻在龕像附近。造像記的文字內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稱、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者、為誰造像、造像題材、祈願內容等。

往往是造像的人為國家、皇帝、父母祈福的宏願,如《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記》:「大魏太和三年歲次戊午三月廿七日,樂安公主敬造彌勒像一軀,上為國王帝主父母師僧,一切法界眾生,咸同斯福。」

《比丘惠榮造彌勒像記》,即寫道:「比丘惠榮,仰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彌勒像一區。」

有的則以四至六言駢偶組成的「頌」、「辭」形式,涉及造像的緣起、目的和意義,字數多的近千字,還有的字放大、鐫刻面積也隨之擴大。

楊大眼,北魏名將,奉命南伐,連拔五城,凱旋歸朝時候,路經伊闕時發願開龕,為孝文皇帝造像一軀,這就是著名的《楊大眼造像》。

楊大眼造像龕就位於古陽洞北壁第二層大龕東起第三龕,高253厘米,寬142厘米。造像記就在龕右側,高126厘米,寬42厘米,盤龍首,長方座,正面刻五個小龕,圭形碑額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刊石記功,歌頌楊大眼軍功顯赫的一生。

而古陽洞南壁的《孫秋生造像記》記載了孫秋生、劉起祖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時,組織包括官居四品的職事官在內的二百人造像作願,祈「國祚永隆,三寶彌顯」,表示對北魏王朝的忠誠。

我們看造像記上,都刻有供養人的姓名。曾任官職者,題名前多會綴述其職;僧尼即冠以比丘、比丘尼、沙門、沙門統、沙彌、邑師、維那;平民背景的男女信眾,則自稱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優婆塞或優婆夷等;若屬邑義成員,即加冠邑主、邑子、邑老等銜。

這些造像有的僅由一人出資雕造,有些則由數十、百人共同捐造。《東魏李道贊率邑義五百餘人造像碑》,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正面碑額刻佛像一旁四尊,上層雕刻二獅對舞及其他人物。中層園林屋宇,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軀,最下層刻高23厘米、寬19厘米的造像記近九百言。碑趺長方形,四面刻各類人物。

碑陰額刻佛像,下刻豎27排、橫16個的小佛龕共432個,每一佛龕旁刻題名一人,總共就有432人。

碑兩側鑲刻蓮花和忍冬精細紋飾,雕刻構造精細,圖文並茂,形制特別巨大,堪稱造像工藝的傑作,被定為造像碑之冠。

從造像題名看,地位最顯赫的要算寺主鎮東將軍林慮太守赫連子悅,雖然碑陰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贊的題名,其餘的將軍、菩薩主、都維那、光明主、八關齋主,都是邑義五百人中的各個方面的代表和首領,應該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資者。

這個碑的雕刻歷時12年才完成。今人研究稱,整個造像過程是由流行於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社邑組織來完成。

從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做「義邑」,又叫邑義、邑會、法義,以營造佛像寺塔等為機緣而結成的信仰團體,主要分布在雲岡、龍門、天龍山等石窟一帶。

這個組織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為主,組織的職能是籌集造像所耗費的資金,以及造像前後所需要舉行的各種儀式。

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等佛事,它的首腦稱為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為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為指導,稱為邑師。

這樣在造像的過程中形成寺院內外的組織,負責整個工程的具體事項和前後儀式的安排。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資者和足夠的資金、有序的組織,這樣就更方便實現了比丘、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願。

《始平公造像記》,全稱《比丘慧成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題記》,就是由孟達撰文,朱義章書寫,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於龍門古陽洞北壁。

而景明三年(502)五月造訖的《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記》,則由孟廣達撰文,蕭顯慶書寫,但邑子題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額和發願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

經查證,其中題名有數人就參與了龍門其他邑社的造像過程中。可以得出,以孫秋生、劉起祖為首的義邑,是當地開龕造像比較成熟而有名氣的一個組織。

就這樣的一個組織,其中人員各司其職,各主其工,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藝術精品。但由於附著於造像的造像記文僅作記事之用,製作者又多是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村俗,因而造像記的整體書法風格大多鄙拙粗陋,而一直不受重視,處於塵封狀態。

直到康有為明確提出「魏體」、「魏碑」這樣的概念,他說:「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渟蓄,蘊於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晚清以來,人們學習的「北碑」主要是魏碑,就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四十年年間書刻的「魏體」,這其中就有這些造像記。其書風與書體,體現出當時特殊的時代和地域精神。

這一類北魏早期造像記的書法與當時南朝流行的二王書風截然不同,是北魏繼承北方「五胡書道」傳統的佳跡,反映出中國北方在長時期受外族控制下,文字隸變腳步較慢的實證。

「龍門二十品」之一《鄭長猷造像記》,康有為盛讚稱之為「上為分書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

圖片來自網路

岳紅記博士研究認為,北朝關中地區造像碑題記書體(造像記)在北魏時期形成的以「平畫寬結」的「長安書體」和「斜畫緊結」的「洛陽體」共同構成了「魏碑體」書法的兩大主要特徵。

長安書體,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書風舒朗淳厚,簡樸超逸,更具有民間性和普遍性,對西魏、北周的造像記書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演進過程與我國北方民族的融合和發展緊密相關。

從北魏早期的「以隸寫楷」到「以楷寫隸」,再到最後的規整、圓潤、秀美的發展變化,不僅是少數民族文化素質提高的表現,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書法融合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為隋代書法的統一和唐代書法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肯定到:「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造像記書法在書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藝術地位,其價值應當被肯定。

來源:正定金石拓片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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