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對話數字時代思想家：華為是打不死的鳥

【獵雲網（微信：ilieyun）北京】6月17日報道

根據華為官網公告，今日下午兩點，華為創始人兼CEO在深圳與數字時代三大思想家的其中兩位：《福布斯》著名撰稿人喬治·吉爾德和美國《連線》雜誌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進行了長達100分鐘的交流和談話。

在交流中，任正非對華為正面臨的問題、未來幾年的計劃、安全問題等話題進行了回應與交流。

他坦言，我們未來這兩年，公司會減產，估計會下降300億美金，今年和明年的銷售收入都會在1000億美元左右。2021年我們可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重新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

他還表示，人類社會還是要走向一種共同的合作發展，才是一條真正的道路。「經濟走向全球化應該是西方先提出來的，我們認為這個口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全球化的過程中，會有波瀾，這個波瀾出現以後我們要正確對待，是要以一種發明、各種規則來去調節，去解決，而不是採取一種極端的方法。人類的文明往往是科學家有了發現，政治家有了強烈的領導，企業家有了一定的創造，全人類共同努力形成了新的財富。」

當主持人問到面對來自美國政府的打擊，華為還會不會和美國企業加強合作時，任正非直言，美國的每個企業都是富於道德良心的，這些公司是非常好的。華為過去30年的發展，沒有離開世界上所有先進發達的公司的支持與幫助，所以華為現在受到一些挫折不是發自他們的本心，而是發自一些政治家對事物認識的不同看法。

「華為以前不堅強的時候都加強和美國企業的合作，現在堅強了為什麼要懼怕跟他們合作呢？」、「我們已經很堅強了，我們是打不死的鳥。」任正非說。

以下為任正非與思想家交流過程：

開場：我們都知道華為的文化是非常開放的，我們都是如此。今天我們相信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對話，但是在開始之前，我想和各位介紹一下今天的小組討論的主持人以及小組討論的幾位嘉賓。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了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也就是MIT的媒體實驗室的共同合伙人。另外還邀請到的是喬治·吉爾德先生，他是《未來主義 》作家，也是風險投資家。另外，我們還有幸地邀請到任正非，也就是華為的創始人，以及CEO。另外，陳先生是華為的高級副總裁，以及華為的董事會成員，另外還邀請到了田薇，是我們本次討論的主持人，大家非常熟悉，作為CGTN《世界觀察》的主持人。

主持人田薇：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Hello，我們今天非常高興有機會和任正非一同在這邊喝茶，應該說在過去，歷史總是說「一杯茶能夠解決很多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今天的對話會怎麼樣。今天是智慧的，一定是能夠引起思考的。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幾位嘉賓，他們都是各自行業的領路人，而且他們也是非常了解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今天我們的形式是對話，我們的想法是沒有任何邊界的。首先先請任正非先生來說幾句。任正非是華為的創始人，也是華為的CEO，他是華為的創始人，也是我們中國非常重要的企業的企業家。華為也是全球最大的5G的設備生產商，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的生產設備，目前華為也是全球第二大手機生產商。非常歡迎華為的任正非先生。任正非先生右邊是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先生。

為什麼我要介紹一下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以第二位介紹他的原因，是因為他最近剛剛收任先生作為他的學生，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聞。他是科技界的遠見家，另外我們也知道他是MIT媒體實驗室，並且他也是很多其它基金會的創始人主席，目前也是科技winser的教授。另外，他在全球範圍內有非常多業務的擴展，非常高興今天能夠邀請到尼古拉斯。

下一位專家是喬治·吉爾德，吉爾德是科技領域的行家，他也是經常被裡根引用的一位作家。包括他也是在各個領域當中都有自己的著作，而且他也非常享受自己作為作家，包括也是經常非常喜歡滑雪的一位作家。

最後，非常高興地看到下一位女士坐在了任正非先生的左邊，這位女士在華為已經工作了25年，是任正非先生的同事，陳女士，您是華為董事會的會員，也是華為的高級副總裁，非常高興您也能夠來到台上。今天「和任正非喝咖啡」的交流，我們先要和任先生溝通一下。

主持人： 任先生，您現在是不是不能去美國了？所以您要把您所有美國的朋友帶到中國喝咖啡呢？

任正非：我今天拜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為老師，我跟喬布斯是同學了，我感到無上的光榮。

主持人：喬治·吉爾德呢？

任正非：喬治·吉爾德給黃老師寫了一本書，寫了序言，我讀了英文版《價值為綱》的序言，寫得非常好，我非常崇拜他。

主持人：我想說的是，我現在手上拿的並不是咖啡，給您茶了吧，因為您今天喝咖啡喝的比較多，所以給您茶吧。我想把這個話題轉到和喬治·吉爾德和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這邊，如果從政治上來看，你們兩位今天來到中國，來到華為的總部，並且也知道中國和美國之間現在的關係，你們覺得是不是有點覺得政治上不正確了呢？

喬治·吉爾德：從我的角度來說，我認為美國目前正在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這種錯誤有美國的一些不正當的行為來禁止華為的業務，這種重塑整個網路的格局或者說讓整個網路崩潰、瓦解，讓人與人之間彼此不再互信。而這些技術的問題本身是華為能夠解決的。

主持人：我們目前面臨的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還是其他的問題？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我認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我來到這邊是另外一個理由，我是自己邀請我自己來到這邊的，儘管說我告訴任正非說我哪一天可以來，但是我非常驚訝的是，其實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實40年前我們也來到過中國。不管怎麼樣，我們所同意的是美國目前正在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首先先把華為作為對象，我其實也是在摩托羅拉的董事會上有50年作為董事會成員的成員，華為和摩托羅拉也建立合資企業，我的概念就是，我們推崇的是開放信息、開放的技術，我們其實不僅僅重視的是貿易，還是商務，還是合作，我們更關注的還是知識，我們更多的其實考慮的是人。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只有人保持開放，在一開始的時候就保持開放，我們才能夠彼此互信。這是我所關注的一個首要的點。其它的問題可能我不會去否認，但是這是我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我覺得世界應該更多地開展協作，而不是在目前這個階段，在科學領域進行敵對，我覺得世界更應該以合作為基礎。

主持人：任先生認為是什麼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任正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創造財富，使更多的人來擺脫貧窮。社會一定是合作共贏的，每個國家孤立起來發展，在信息社會是不可能的。一個孤立社會，有交通問題、運輸問題形成地緣政治和地緣的經濟。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做一個服務機，做一個拖拉機，做一個什麼東西，在信息社會，一個國家單獨做成一個東西是沒有現實可能性的。所以，國際上一定是走向開放合作。只有開放合作，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需求，才能以更低的成本使更多人享受到新技術帶來的福祉。

任正非：我認為根本性的問題來說，我認為人類社會還是要走向一種共同的合作發展，才是一條真正的道路。經濟走向全球化應該是西方先提出來的，我們認為這個口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全球化的過程中，會有波瀾，這個波瀾出現以後我們要正確對待，是要以一種發明、各種規則來去調節，去解決，而不是採取一種極端的方法。人類的文明往往是科學家有了發現，政治家有了強烈的領導，企業家有了一定的創造，全人類共同努力形成了新的財富。大家也知道，歐洲也經歷了中世紀的黑暗，沒有吃的，中國在40、50年前也是很貧窮的，沒有吃的，今天來說都吃不完了，其實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所有環境都沒有變化，為什麼現在賦予了？就是科學技術的進步給人類帶來了。

主持人：聽上去非常哲學化。但是我問您一個具體的問題，我想問的是您怎麼去和那些美國的企業打交道？而且這些企業已經不再為華為提供一些設備了，而且這些企業以前是和您簽了合同的。您以後還要跟他們來往嗎？

任正非：每個公司是賦予道德良心的，他們這些公司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過去的30年的發展，沒有離開世界上所有先進發達的公司對我們的支持與幫助，所以我們現在受到一些挫折不是發自他們的本心，而是發自一些政治家對事物認識的不同看法。

任正非：我們公司也曾經意識到，我們公司發展到很快、很高的時候，我們會有市場上的競爭、會有矛盾、會有一些東西，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美國打擊我們華為的戰略決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堅定不移。同時我們也沒有想到，美國在戰略打擊我們的面如此之廣泛，不僅是打擊零部件不能供應我們，我們不能參加很多國際組織，我們不能跟大學加強合作，我們不能去使用美國成分的任何東西，我們甚至不能跟有美國成分的網路連接，所以我們要做公有雲的情況下，有可能慢慢會變成私有雲。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是阻撓不了我們前進的步伐的，我們先前的想法沒有預測到有這麼嚴重，我們是做了一些準備，就像我們的爛飛機一樣，我們只保護了心臟，只保護了油箱，沒有保護其它次要的部件。

任正非：所以，我們未來這兩年，公司會減產，估計會下降300億美金，今年和明年的銷售收入都會在1000億美元左右。2021年我們可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重新為人類社會提供服務。因為這兩年我們要進行很多版本的切換，這麼多版本要切換是需要一個時間，而且需要一個磨合，需要有一個時間的檢驗。當我們走完這一步以後，我們已經變得更堅強了。那我們以前不堅強的時候，我們都要加強跟美國公司合作。那我們更堅強以後，為啥不跟美國公司合作呢？我更不害怕使用美國的零部件，也不害怕使用美國的要素，也不害怕跟美國任何合作。但是也可能有一些公司沒有我們這麼強大，可能就很謹慎地使用美國的要素、使用美國的成分，這樣的話對美國經濟會造成一定的傷害。但是我們不會，因為我們已經很堅強了，我們是打不死的鳥。

主持人：是吧。

主持人：陳女士，任先生有沒有告訴所有員工關於2021的計劃。

華為高級副總裁陳黎芳：可能偶爾會談起來，每次數字也都不一樣。

主持人：太有意思了，華為的文化員工之間是非常融洽和有意思的，我這次到你們這裡來工作發現了這個特點。

主持人：看起來任總也是給我們提了很多信息，喬治，你怎麼想？

喬治·吉爾德：我覺得很重要，所有這些新的企業，都必須要有這種比較公平的安全的條件，這樣的話創新才能夠依賴於這個安全的環境，才能夠讓這些公司得到信任，而且在全球都能夠得到這種信任和認可，因為在全球的互聯網之中或者說是在全球的物聯網之中，還是說在全球的3DVR的互聯網之中，所有這些不同的目標，還包括智慧城市，包括所有的這些東西，包括時間戳，還有包括其它的一些安全性的技術。

喬治·吉爾德：對，我們理解，都是安全，安全，安全，但是問題是怎麼做。還有區塊鏈，大家聽說過吧？區塊鏈也是一個創新，而且這也是我們新一代的技術在全球的各種技術所專註的核心之一。我覺得它也必須要在華為的未來計劃中包含在內。

主持人：標準怎麼說呢？因為我們講到安全，我們也講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先生，從您的角度來看，在比較早的時候可能您已經在想今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標準化您怎麼覺得？我們全球有沒有全球性的標準？我們能多快地建立起來？我們能不能建立起來全球標準？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首先我也是相當於在一開始接觸互聯網的時候，我就開始單打獨鬥，但是一開始有互聯網的時候，我就知道所有互聯網相關的人了，其實沒有人能想像出來未來能怎樣增長。如果有人說會怎麼增長的話，那他們可能是一個遠見家，但確實很難想像。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在我一生的經驗之中，一開始我在十幾歲的時候，我也是接觸過……這個概念，它是讓美國做了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這個就像是你的技術，因為美國做的這個事情就成為了華為的這樣一個機會，華為得到了警醒，開始做了一些新的行動，這是沒有回頭路的。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80年代時候的日本，我當時也是被日本嚇壞了，當時一段時間日本就好象敵人一樣，覺得我們不能跟日本合作了。之後這一點慢慢平息了。所以，現在就像是中國進行了日本這一段時間，我也希望它慢慢能夠平息下來。標準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他們不像過去那樣重要了。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信息在系統都已經足夠了，我們不一定非要有那麼精確的標準，每個人都需要去遵循。因為只要我們這個系統能夠識別就可以了，比如說這個系統識別出來是這個型號，它自己能夠適應，就OK了。確實是有一些改變，但是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去協作，在技術的基礎上要進行合作。如果說我們有方向上的分道揚鑣，這樣的話就很有可能導致很大的遺憾。

主持人：講到知識的基礎，我想問一下任總，因為現在華為也已經是和很多的美國高等學府和實驗室進行協作了，但是他們現在都被叫停了，包括原來您也是在那邊有您個人的經驗的，我想這一點對於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開放性的科技是沒有好處的。任總，它對於華為的未來的能力方面，科學技術的能力方面會不會有影響呢？

任正非：首先人類社會的創造分成理論的創造、工程的創造和市場需求的創造。中國在工程的創造能力上是強的，在理論的創造上是弱的，我們在基礎理論的研究上還是認真向西方學習。西方經歷了幾百年，比如微積分的發明，比如很多基礎原理的發明，我認為這一點來說西方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任正非：華為公司雖然每年投入巨額的基金，雖然8萬多創造人員。首先，移動通信不是華為發明的，光纖的通信不是華為發明的，移動互聯網不是華為發明的，只是這些東西我們做得最好，飛機也不是我們發明的，汽車也不是我們發明的，馬車也不是我們發明的。所以，其實我們公司在社會發明上，對人類的貢獻還是小的。我們主要是在工程能力上起到了作用。我們現在對外部的300個大學、900多個科研機構給予了支持，我們也力圖將來在理論創新上能不能做一些貢獻，現在我們還沒有，但我們並不因為受到一定的打擊我們就萎縮了，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繼續努力，美國大學不跟我們合作，還有很多大學跟我們合作，其實美國還有很多大學也是跟我們在合作的，只是一兩所大學他們可能有點看法，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個短期間的行為，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如果美國更多的政治家到我們公司來看看，在他的想像我們可能是一個茅草棚，還扎著大辮子，你們跑到我們這兒就亂搶我們的東西。如果他們看看我們的原始性創新跟隨的步伐，他們會覺得我們應該也是好朋友，應該是可信的。

任正非：剛才喬治教授講了將來要搭成一個可信任網路，我們是下了決心。當然我這個決心是過去的商業計劃中做出的決心，我們要五年內投1000億美金，對網路架構進行重構，從而使它變得更簡單、更快捷、更安全、更可信。對吧？至少要達到歐洲的G7PR的標準。如果我們的財務受到一定的打擊，科研的投入不會減少，基本上也接近這個數字，來完成對我們自己的改造，為人類貢獻。你想一想在非洲極端貧窮的地方，在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地方，在荒原上，都是華為的人在奮鬥，我們能賺什麼錢？賺不了多少錢，我們還是為了人類的理想在奮鬥。

任正非：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在理論發明上沒做出貢獻，為人類服務上我們應該多做出貢獻，彌補我們在理論上還沒有發明。

主持人：對，為人類做貢獻非常的好，但是得到好的市場也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喬治先生，之前講到了安全，任總也是到這個方面的問題，華為是不是有後門？對您來說誰的安全是能夠保證沒有後門？誰能夠保證安全？誰才能夠真正作為裁判來去判斷說一個系統有沒有安全。

喬治·吉爾德：這個問題是一個客觀的問題，某一個電信的系統是不是能夠進行測試，看看它是不是開放式的，它是不是能夠得到一些最新的加密的技術的應用，還包括軟體的簽名技術，還包括能不能夠從原生的角度說它就是安全的，沒有辦法得到篡改。

喬治·吉爾德：所有這些技術性的補救，對於不信任的補救，其實都會不斷地出現。現在就是由於我們現在這種災難性的網路安全而衍生出來的，我們現在用的就是不安全的網。就像是我們現在的財務的政策也是非常得可怕，而且現在又有貿易摩擦，而且也有一個非常糟糕的互聯網安全的現狀。我覺得華為在所有的全球的公司之中，也許華為就是定位最好的一家公司，它能夠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可能它就是唯一能夠抓住這個機會的。

主持人：喬治·吉爾德，你是不是對華為的希望太高了，還是他有點樂觀或者是有點悲觀？

主持人：任先生，您也得回應這個問題，華為有沒有後門，有沒有安全的問題？您需要對我們的好朋友們，也對看我們今天直播的朋友們、全世界的朋友們講一講。

任正非：我認為第一點，把網路安全或者是信息安全，作為兩個問題要分離開來說。因為網路安全就是整個擔負人類社會連接的網路是不能隨意癱瘓的，不能隨意出現故障。因為這樣的話，這是一個安全問題。大家知道65億人要連接起來，而且數千萬家銀行要連接起來，數萬萬家中小企業、大企業要連接起來，銀行的轉賬一定要轉到這個人的賬上，而且不能少一分錢，否則這個網路是有問題的。

任正非：我們公司已經擔負為30億人口進行連接，包括銀行，給每個人轉賬，所有的東西都是連接。30年在170個國家證明，我們的網路是安全的，沒有怎麼癱瘓過，這個網路是安全的。信息安全我們提供的是一個管道，還有一個水龍頭，把我們的終端比作水龍頭，把我們的連接的網比成管道，裡面流水還是流油不是管道公司的責任，是運營商和內容提供商的責任。我們公司有沒有後門呢？百分之百是沒有後門的，我們願意跟全世界的國家簽訂無後門的協定。但是為什麼簽訂不了呢？是因為這些國家提出來要所有的網路設備供應商都要來簽訂這個沒有後門的協定，所以它通過的難度大。但是為什麼不先跟我簽呢？就有一個榜樣，然後拿著我的這個範本去跟別人談。

任正非：很多國家的總統我都談過，但是他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什麼時候簽約呢？我們總要在一個國家簽訂合同以後，就把這個範本給大家看，你看華為是敢簽約的，保證是沒有後門的，是敢於承擔這個責任的。

任正非：但是我後面再講一個話，安全與不安全是相對的。因為我們將來大氣層的厚度是1000公里，信息雲組成的雲的厚度可能不只幾千公里厚。這麼厚的雲層中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差錯，說不定雷達錯了，雷達打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這時應該怎麼追究呢？應該就錯誤追究錯誤，就錯誤解決錯誤，就錯誤處分錯誤，不能無緣無故地就對一個公司隨便打擊，法治國家一定要遵循以法律為基準，未經審判怎麼就判決了呢？所以，這個問題現在來說將來還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因為雲社會越來越複雜，入口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失誤，越來越容易出差錯。如果大家都謹慎到一個差錯都不能出，這個社會就保守了，而不是一種開放，不是一種進取，不是一種創造的社會。

主持人：陳女士，剛才我問任先生，到底是哪個國家？他不說。但是我知道他在你們內部一直說「愛美國」，我不知道任先生還在內部說「愛美國」嗎？因為事情發生了很多變化。

任正非：我們認為美國是一個先進發達的國家，對吧？大家知道200多年前印第安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新教徒登陸以後把英國的一些法律制度帶過去以後，使美國在有序的情況下加強開發，這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好多東西是我們要學習的。我們在少量問題的挫折上，我們也不能恨美國，美國美國有一個很漫長的歷史，一個小小時間段出了差錯，我們就記恨一輩子，那我們只有落後。我們只有向他學習，我們才永遠會作為一個行業的領導者存在。

主持人：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先生，任先生說得很有意思，他是說想看歷史長遠的一面，而不是關注歷史的一個片面。我們到底從歷史當中能學到什麼？因為您剛剛也聊到了歷史，聊到了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包括片片刻刻，我們從歷史能學到什麼呢？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這就是森林生存法則，其實我們可以看不同的技術，而且有些技術是由美國所發明的，這些技術去到了其它地區，我們可能沒有工業或者說和商業的能力去開發這些技術。我可以給你兩個案子，一個就是液晶面板。在1970年的時候，其實當時就開始興起了平板液晶面板的發明，這個技術逐漸去到日本，後來去到其它地方開始發展。另外一個技術，可能之前就是了錄影帶，當時人們發明了錄像，美國也沒有發展這個技術，這個其實和通信行業的技術是非常相似的，政府對於我們實驗室的資助，在20年前就停止了，而人們對於通信行業的發展去到了其它國家，沒有在美國發展，而去到了歐洲，在諾基亞，在中國的華為，不再在美國進行發展了。

喬治·吉爾德：我覺得任先生表現得如此充滿信心是合情合理的。我想說，你看，他的立場優越，有這麼大的一家公司，那麼多員工，而且還專註於未來技術。如果說繼續脫節下去的話，受損害的其實將會是美國。

主持人：您現在是在抨擊美國嗎？

喬治·吉爾德：我是個美國人，我相信美國有很多非常不錯的企業家，不錯的創意人才，不錯的技術，但這一切只有在於其他國家合作的局面下才能夠得以繁榮。 當我們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的時候，我們的這些大公司，石油、汽車等行業的大公司，比如，福特、卡耐基等等，都是從歐洲偷來的。大家都說，這些公司都從歐洲照搬過來的。回顧歷史，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美國舊有的科技大集團正受到新一代中國企業的挑戰，而我們則以打擊和打壓作為回應。這是一個可怕的、自殺式的錯誤，美國正在犯下這樣一個錯誤。當我說美國必須跟華為、跟現有的來自全球的挑戰打交道的時候，我是站在美國人這一側的。在半導體領域，我們不再是領導者。總覺得我們在這個領域還有有分量的領袖、還有具有優勢的技術，可以迫使中國就我們想像的一些要求作出妥協，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早已不是半導體領域的領導者。我想說的是，以為美國仍具有領先優勢，美國不必跟中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合作的想法是錯誤的，這種幻想早就過時了。我們必須認識到未來的挑戰，接受挑戰，共同完成目標。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我相信，這個問題代表了未來的一種大趨勢。這關係到近三十年來科技世界的變化。我們可以製作、設計、打造一些很細小的東西，這些東西的尺寸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小，演變為了與自然的交匯點。我長大之後，自然世界與人工世界存在很大不同。事實上，我受到的教育是這樣說的，一個好的建築設計師設計的建築是能很好地適應自然世界的。但如今，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是一樣的。十年前，華為像播種種子一樣，建立起了基站。它會吸收陽光、慢慢長大。有人或許會說，華為在一片荒地里建立起了基站。十年前，這是完全合理的。我之所以認為生物科技領域發生的變化是新數字化趨勢，是因為合成生物學是難以察覺的。因此，我更關注這個領域。

主持人：數字化世界與生物世界是聯繫在一起的。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差不多是這樣。

喬治·吉爾德：我認為，全球經濟如今面臨的基本挑戰是解決貨幣醜聞。今天我們每24小時就有5.1萬億美元的現金交易。這些現金交易一無所成，除了賦予中央銀行剽竊未來的權利以消耗眼前的資源。從未來一代手中竊取資源。每天5.1萬億美元的現金交易是全球GDP的25倍，75倍的貨物與服務交易。所以我認為，區塊鏈帶來的巨大好處是，允許全球貨幣重新起到幾百年前黃金所起到的作用。區塊鏈不僅是新的互聯網架構，也是全球經濟的新架構。

喬治·吉爾德：這不是個人財富，是財富的測量尺，指導企業家的創意和願景，你需要一個測量尺來衡量各種問題和交易。所有這些，都因為有了共同的測量尺才得以成為可能。納米也是如此。但貨幣，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測量尺，在全球各不相同，為中央銀行所操控。因此，我們的貨幣系統十分混亂。我想，這裡正是華為的機會。

媒體提問環節

媒體：這是給任總的一個問題。您曾提到，和華為原先的計劃相比，今年的營收會減少300億美元，那麼您對於華為未來的規劃是什麼樣的呢？早前，華為沒有再賣海底光纜的部分而是決定出售，那麼華為是否會出售其他一些業務呢？最近兩年，華為會採取何種措施來緩解公司的壓力呢？

任正非：我們未來不會分離或出售其他業務。至於海底光纜，這並非是最近才決定的，我們很早之前就想要出售該項業務。事實上，我們這項業務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們絕對不是因為業務失利才要出售，只是因為這項業務不屬於我們的核心業務範疇，所以我們才決定要出售。

任正非：至於其他業務，不會出現分離或出售的情況。我們可能會縮小業務規模。我們會儘快將員工轉移至核心業務部門，也不會因為正在進行的業務合併採取裁員。最典型的便是兩年前，我們重組了軟體部門，該部門擁有2300名員工，每年耗資大約100到200多億美元，但沒有研發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產品。因此，華為決定關閉此業務。我很擔心員工的情緒狀況，並找人力資源部門談了話，在調整崗位之前給這些人加了薪。這部分員工轉移至了一些其他崗位，例如消費者、雲業務等等。最近，我還去看了看這部分員工的工作情況，我發現這些員工是將此視為一種新的機遇。我們曾經對一個多達2300名員工的團隊進行了重組，但華為內部並沒有出現任何負面影響。今天，我們還在調整很多業務，且調整正在進行中。

主持人：這些孩子們，他們的生活會像您這樣不斷的成長和變好嗎？因為為什麼呢，人類是一代比一代強。不要對現在的年輕人失去信心。現在的孩子可能沒有經歷過我們經歷的苦難，但他們的學習能力很強，能夠快速領悟新的技術，就好比尼葛洛龐帝教授說的，如果窮孩子也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那麼人類可以有更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幫助他們自己走出貧窮，世界也會變得更加美好。所以，我對未來充滿信心，也相信未來一代人會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加優秀。 這麼說吧， 你不能說我們這一代人就比其他五千多年的古人要好，是吧。

喬治·吉爾德：只有那些有錢的人才會覺得未來會比現在更糟。看一下中國在過去50年的情況，毫無疑問，這一代人比前一代人擁有更多的機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平等性正在增加，因為貧窮的人正在變得富有。在美國，我們會因為各種問題比如氣候變化等等，總覺得未來會變得更糟。但若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對歷史有點常識的話，你會看到，機會就像華為的願景一樣廣闊。

媒體：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給任先生的，一個是給尼葛洛龐帝教授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正在做一個華為有關的視頻，想比較公正客觀的討論一些問題，好讓美國公眾了解。所以，任先生我想請問您，華為是否會專註於與美國民眾之間的關係，還是更側重於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或兩者都有，或兩者都不是，哪一個更加重要？第二個問題是，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教授我想請教您，當一個實體避開或否決最好的技術時，會發生什麼？

任正非：我覺得呢，我們也關注美國的民眾，也關注美國的政府。因為不管是誰或組織做出不正確的決定，那都是短期的。總的來說，決定都是正確的。比如在二戰的時候，美國犧牲了很多，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都在努力推動社會福利，對世界做出了極大貢獻，這也說明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人民也十分地了不起，他們十分勤奮，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他們提示了很多基礎理論，為科學做出了諸多貢獻，我們或許現在在美國受限制，但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是會合作，最終我們還是願意服務美國人民。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我想，對您的問題的回答是，不管現在發生了什麼，我們必須停下來。23%的麻省理工學生來自亞洲，我不知道具體的數據，但是我願意相信，大概有20%以上的這些學生來自中國，如果算上出生在美國的華裔學生的話，這個比例大概是30%。所以當我看這些數據的時候，人們說，哦天吶，你正在培養競爭對手。當然不是這樣的，我們正在改善全世界。那種覺得我有你沒有的東西，所以你要拿走我的東西，這樣我就沒有但你有了的想法過時又落後，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總統就是這麼認為的。他不認為，事實上我們可以一起擁有這些東西，然後共同發展。培養這些外國學生實在太重要了。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 我20年前也曾犯過一個錯誤。我以為互聯網可以讓人們更加互聯，我以為什麼國界、什麼民族主義都將不復存在。看看20年後的今天，發生了什麼呢？我看著周圍，事情反而變得更糟了。曾經的我錯了。我現在唯一可以建議的是，跨國婚姻。讓你的孩子嫁給一個外國人，好嗎？這樣總能起到幫助了吧。

媒體：我想問的是華為未來的研發方向。我好奇的是，華為將如何應對基礎研究面臨的難題？

任正非：我相信，我們永遠都願意給大學和科學家們提供幫助。我們提供資助，但並不會期望從這些合作中獲得任何回報。科學成果屬於大學和教授，我們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任何學術論文的署名中。一些大學目前不願意與我們合作，這沒什麼關係，世界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大學。5G現在的呼聲非常高，一些人甚至認為它相當於是原子彈。而實際上，5G始於十年前土耳其教授所著的一篇論文。因此，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大學，總會有大學願意與我們合作，也總會有一些卓越的人才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會堅持一直以來的原則，目光短淺是無法走向成功的。

媒體：我想問的是中國的創新獨立性。在未來中國是否還能夠帶來領先的創新技術？

任正非：我認為中國現在的創新，很多都是建立在國際創新網路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了這樣的國際平台，對中國的創新來說將是一大挫折。因為在投資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這些事情上，中國仍舊面臨挑戰，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

喬治·吉爾德：我認為中國做了各種各樣創新和基礎研究，你知道，與國外研究人員進行大量合作，比如研究量子糾纏等等。中國人在各種領域有進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所以我不認為未來中國會落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媒體：今天有報道稱，華為在國際上的手機出貨量預計將下滑40%-60%，我想要確實一下這篇報道的真實性。此外，現階段美國的大部分供應商是都停止向華為供貨了嗎？還是說它們依然在供貨呢？我們知道，華為不僅僅只是一家中國企業，更是一家國際性的公司，公司業務覆蓋多個國家。很多人才都來自於亞洲國家，那麼您將如何吸引其他國家的國際人才呢？在當前，面臨中斷的情況，華為是否有可能通過聯盟的方式尋找第三條路呢？

任正非：關於銷量下滑的問題，國際出貨量確實下降了40%，但是在中國市場，手機的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這是我要澄清的一點。關於促成合作的第三條路，我從來沒想過這條路。我們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那就是往上爬，我們將致力於此。如果我們碰到了困難，我們也會穩步前進。至於吸引國際人才的問題，我們的人才來自170個國家，雖然我不清楚特定國家特定人才的數量，但是我們的國際人才庫還是非常豐富的。

華為高級副總裁陳黎芳：首先，華為沒有任何後門，我們是開放的，可信任性的。但是我們的前門永遠打開，歡迎媒體來採訪我們。

喬治·吉爾德：華為是未來世界技術的中心，美國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如何應對抵制華為的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華為對全球人民的一個測試。若他們沒能通過這個測試，這說明世界正走向毀滅性轉折。而我真心希望我們這個世界能夠通過華為的這個測試。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最後的話，我想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側重於發表的無數論文，以及無數的研究，讓世界看到這些論文和研究。我覺得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總說華為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人們不以為然，總說，「是嗎？」我覺得世界應該知道你在科學技術領域的貢獻。

任正非：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要合作共贏。

喬治·吉爾德：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互聯網的資料庫連接。這些數據量大到億萬億位元組。最近，我也在研究人類大腦的資料庫連接。一個人類大腦的資料庫連接的數據量就佔到億萬億位元組。換句話說，一個人類大腦擁有的數據連接堪比整個互聯網。但整個互聯網消耗無數電力資源，但人類大腦的能量消耗卻只有十幾瓦特。所以我認為，真正定義人類的進步和繁榮的是解放華為內部無數員工的個人智慧。

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不管計算機和連接性如何發展，我都可以從中收穫很多東西。一些事情還是會很自然地發生。世界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工智慧。有一種人工智慧可以和人腦運行得一樣出色，或超越人腦，這是傳統的人工智慧。這便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一些思想深刻的人所認為的AI。但這並不是由75億人組成的人工智慧，我們討論的是要將所有人聯繫在一起。可是當你將75億人的大腦連接在一起時，那你將收穫一個不同而又迷人的結果。不管計算機發生了何種變化，我知道自己可以從中學到更多。我想，事情總會發生變化的。在學法語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與學中文相比，大腦的互動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過程。而突破便在於，你要從大腦內部去思考問題，而不是外部。從另一個方向流經血液、接觸神經，這是非常有趣的。我也不知道法語究竟位於身體的哪裡，是在大腦里嗎？也許不是。但是說法語這一環節肯定是在大腦之中進行的。你可以將其放在大腦之中或是將其取走嗎？現階段，這樣的想法是否正確無關緊要，但是這種思考角度是非常有趣的。人們會因此而採取一些做法，改變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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