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不是「床下都督」，他的重要性被低估

黎元洪是武昌首義元勛。但世人所熟知者，是他長期被譏笑為「床下都督」。

殊不知，黎氏當年，曾被孫中山贊為「民國第一偉人」。

辛亥首義元勛

黎元洪在史書上的名聲似乎一向不太好。印象中，他是被逼著才做了革命黨，是撿了便宜當上了副總統。

這種傳言其實不可信。在整個辛亥革命中，黎元洪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1、推黎元洪為都督早有預案

在文學社與共進會謀划起義的1911年4月，蔣翊武就曾有革命後推黎元洪為都督的提議。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計劃由劉公、蔣翊武、孫武三人為首。但孫武在起義前兩天被炸傷、蔣翊武遠走避難、劉公滯留漢口。湖北革命黨重要人物詹大悲、胡瑛尚在獄中。全國性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湖北軍界第三號人物黎元洪，就真的被推為革命領袖了。

後來黎元洪之子黎紹基分析了他父親被推為都督的三點原因：

「一是當時起義軍中少有人懂軍事。而他父親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出身海軍，曾赴日本考察陸軍，懂軍事……使他在湖北新軍中建立了較高威望。二是當時軍隊中普遍存在剋扣軍餉、中飽私囊的情況，而他父親所部絕無此現象，所以士兵擁護他。三是他父親經常住在軍營中，過年也不回家，還帶著他去營房向士兵拜年。如此『親民』，無疑為他父親建立了一個良好的人脈平台。」

此外，黎元洪思想開明，對軍中革命黨一向比較寬容。

2、全票當選臨時政府副總統

最初被推為都督，黎元洪是極為不情願的，經勸說後始改變立場，參與到革命中來。蕭致治教授詳細評析過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結論是：

「首先是穩定了軍心。因為當時武昌起義主要是士兵，一般的估計，在17000人左右。真正通過革命黨人思想工作，堅決站在革命一邊的有5000人；堅決反對革命，也就是旗兵，不到1000人；中間的大頭是群眾、普通士兵，他們沒有革命思想，哪邊強就投靠哪邊。黎元洪出來之後，由於他有威信，又是一個厚道的人，特別是對中下層部隊軍官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樣就爭取了很大一部分人。」

「另外，對穩定民心也有幫助……如果是一個誰都不知道的人出來當領袖的話，別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底細，也不會擁護你……外國記者用英文問話時，黎元洪能用英語回答。所以說，他對爭取國際上的支持，也是起了作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還寫信給他的老師薩鎮冰，對於爭取海軍起義起到關鍵作用。如果當時薩鎮冰的海軍攻打武昌城的話，就形成海陸軍夾攻，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黎元洪的功勞還是很大的。」

黎元洪在武昌起義中的作為，當時有目共睹——最先建立湖北軍政府，給其他省份做了表率，一度發揮了中央政府的作用。

在孫中山回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建立時，黎元洪以全票當選副總統。孫中山卸任後，黎元洪又成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副手。此種地位並非幸致。

民國法統之所在

無論是在袁世凱時代，還是在段祺瑞時代，黎元洪都沒有實權。但黎始終是民國法統之所在。在一個亟欲擺脫武人政治、進入憲政體制的時代，黎元洪的聲望被推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關鍵亦在「法統」二字。

1、袁世凱的籠中之鳥

1913年10月，袁世凱費了不少事，如願當上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黎元洪則毫無爭議地繼續作副總統。黎以副總統的身份兼任湖北都督，名、權兼備。但袁世凱不能放心黎居外持重，亦欲將湖北納入掌握，遂策劃逼迫黎離鄂赴京。

「二次革命」中，黎元洪雖站在袁世凱一邊，但依舊沒有取得後者信任。袁世凱一再催促黎元洪，讓他進京做副總統。黎元洪唯恐有去無回，成為蔡鍔第二，幾次三番地借故推辭。最後袁動用武力，命陸軍總長段祺瑞親下武昌，暫代都督職責。1913年12月，黎元洪無奈，只好離鄂北上。

袁世凱為拉攏黎元洪，一面和他結為兒女親家，一面又把其住所安排在了瀛台——當年慈禧幽禁光緒的地方。袁世凱的親信唐在禮回憶：

「當時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攏黎，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說是為了確保他的安全。當時府里警衛嚴密，出進瀛台的人很有限，黎當然對於這樣的『優待』不免有些情緒。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淵源，就叫我去聯繫黎、照顧黎，並且鄭重地叮囑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讓他十足滿意，不用請示，馬上給他辦到……黎表面上似乎沒有擔憂的神情，但他內心難免也有些不滿。這些情況，事後我都向袁回報，因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無大小都要回報。每次回報之後，袁都說我辦得好。有時黎要見幾個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給他找到。但事後也將情況回報袁……」

在袁世凱時代，黎元洪高居副總統之位，生活上固然優裕，但沒有政治活動的自由，也沒有政治活動的舞台。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對黎元洪來說毫無意義。

2、中華民國第二任國家元首

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由誰繼任總統，成為北洋軍閥集團和南方護國軍、西南軍閥爭論的焦點。北洋系當然是希望由段祺瑞、馮國璋或徐世昌來做大總統，南方的反袁勢力則主張讓黎元洪做總統。

為早日消除袁世凱稱帝帶來的南北對峙，在北京主持中央政府的段祺瑞同意讓黎元洪當總統。但他的依據是袁世凱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大總統選舉法》：

「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 副總統代行職權」「大總統任期未滿, 因故去職時, 應於三日內組織大總統臨時選舉會。」

也就是說，段祺瑞只願意讓黎元洪以「副總統」身份「代行」總統職權。

與之針鋒相對，南方的要求是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讓黎元洪以副總統身份「繼任」大總統。

此中玄機在於：如果恢復《臨時約法》，那麼依據其產生的第一屆國會（通稱「舊國會」）也要隨之重開。原國民黨籍議員在舊國會中佔了多數。所以，段祺瑞寧肯要一部給總統實權的《中華民國約法》，也不要實行責任內閣制、有利他掌權的《臨時約法》。

袁世凱稱帝前，曾以一系列破壞法律的手段集權，他頒布的約法理應視為非法。國內輿論亦多站在護國軍、西南軍閥一方。段祺瑞無奈，只好同意讓黎元洪按《臨時約法》繼任為大總統，成了中華民國第二任國家元首。

在南北雙方為新、舊約法爭論不休時，段祺瑞曾發布過一個通電，他說：

「今日命令復之, 明日命令廢之, 將視法律為何物? 且甲氏命令復之, 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廢之?……如是則元首每有更代, 法律遂為轉移, 人民將何所遵循?」

段的意思是：不能因為袁世凱不當總統了，就把他頒布的法律也一概廢除了，不然朝令夕改，會讓老百姓不知所措。且不論段為袁氏約法的辯護是否合理，其言卻是一語成讖——北洋政府的法統一變再變，最後終於失去了合法性。

3、不甘心只做「蓋印總統」

黎元洪失去湖北後，無拳無勇，名義上當著總統，但完全不被手握大權的總理段祺瑞放在眼裡，以致上演了總統府與國務院間的「府院之爭」。

黎元洪的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回憶，段祺瑞任用的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對黎極盡侮辱之能事：

「（徐）抱把持政權之野心，欺黎勢孤，凡事專擅，致黎有『蓋印總統』之惡評。」「（徐）每日進府蓋印，不發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動三廳長，黎偶問及何原因(其實閻錫山來呈請簡,各有緣由，不難簡單陳述；且簡任官之任免，須經過閣議，徐亦完全接頭) 徐竟率對以『總統但在後頁年月上蓋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當時大為難堪，表示以後不願再見徐之面。」

在《臨時約法》中，總統雖然是虛位元首，但也有權過問政府行政。段祺瑞將黎元洪完全當做擺設，後者自然無法忍受。

在是否對德宣戰問題上，黎元洪與段祺瑞終於徹底決裂。黎一怒之下，下令免去段總理之職。黎這一舉動激怒了各地「北洋袍澤」，督軍紛紛宣布獨立。黎將名義上的督軍盟主張勳當做救命稻草，請他進京調停。未料張勳進京後強迫解散國會，擁立宣統帝復辟。黎躲進外國使館前，下了兩道命令，一是讓南京的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理總統職務，一是再次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事變平息後，黎辭去總統職務。

學者汪朝光在研究了黎、段「府院之爭」後說：

「在大多數情況下，國會不過是當政者尋求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工具而已。」「事實亦說明，黎元洪所自恃的國會、社會團體和輿論的支持，在軍人的槍杆子武力前亦完全不可靠」。

軍閥爭權之工具

黎元洪無權無勢，張勳復辟後，本無機會東山再起。但黎氏系按《臨時約法》做的總統，乃是法統之象徵，故在混戰時代，作為軍閥爭權的工具，黎氏仍有其特有的政治「價值」。

1、出山「恢復法統」

在黎元洪因張勳復辟去職後，馮國璋當了一段代理總統。到1918年，進行第二次國會選舉，產生新國會。聽命於段祺瑞的「安福俱樂部」，在新國會中佔據了絕對多數席位。這個新國會沒有選實力雄厚的馮國璋繼續當總統，而是讓手無寸鐵的文人徐世昌當了民國元首。

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後，段祺瑞下野、張作霖勢力被逐出關內，曹錕為首的直系軍閥控制了中央政權。這時在舊國會第一次恢復時當過眾議院議長的吳景濂，給直繫上了一條妙計：「恢復法統」。吳的意見是：

「中國數年糜亂，皆由法律無效所致，予等在南方護法，即為此點。故法律問題若能解決，則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選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辦法，仍要在北方樹護法之旗幟。要知揭出護法旗幟，不但數年護法問題可以解決，則公等與曹巡閱使所處之困難，亦可解決。」

在南方看來，新國會是在段祺瑞一手操縱下產生的，自屬「非法」，其選舉產生的徐世昌也成了「非法總統」。南方反對勢力因此以「護法」為旗號，脫離於北京中央政府管轄之外。如果直系打出「恢復法統」的旗號，一方面能將親奉系的徐世昌趕下台，另一方面也能讓南方失去「護法」的借口。法律云云當然只是幌子，吳景濂說得很露骨：「君等握軍權有實力者之意見為如何便如何耳」。

由吳景濂牽頭，率200多名舊國會議員發表聲明，稱徐世昌是「偽總統」；督軍們則一起通電要迎「合法總統」黎元洪復職。徐世昌只得辭職讓出總統寶座。

總統位置對黎元洪虛位以待。但黎受夠了軍閥之氣，並不願意就任。黎遲遲不肯答應，惹急了曹錕、吳佩孚。黎深知自己手上沒有任何籌碼，只好拿出一個「廢督裁兵」的方案，算是給自己復職找了個台階。

其實黎元洪有沒有資格第二次出來當總統，法律上的爭議也很大。一種觀點認為：袁世凱在1913年10月當選正式大總統，任期五年，到1918年10月止。黎元洪在1917年7月因張勳復辟去職，剩下的任期已由馮國璋補齊。另一種解釋則是：黎元洪1917年的離職是事實上的，而非法律上的，因此他還有一年零三個月的任期。後一種符合直系的需要，自然也就被直系所採納。

2、希望「依法而來，依法而走」

局勢穩定下來後，曹錕要親自出來當總統，黎元洪轉而成了障礙。直系一方面發動軍警，到黎元洪家門外索要軍餉；一方面組織「公民團」「市民請願團」，讓人手拿「市民餓、總統肥」、「總統不管市民」等條幅遊行，到黎宅外要求黎元洪下台。黎找警察維持治安，沒有人理會；總統府的電話被切斷，自來水也被堵塞。無奈之下，黎只好向曹錕、吳佩孚求救，自然也沒有結果。

黎不甘心如此被趕下台，遂在家中召集一批北京名流，對外表示：自己不能再蹈民國六年的覆轍一走了事；下台沒有問題，但自己決不做徐世昌第二。黎說：

「我是依法而來，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裡糊塗的被人趕走。」

可惜的是，法律並不能保護黎。黎最終只有離京一途。行前，黎再次發表聲明：

「本人自去年復職以來，唯一目的在於完成憲法，決無延長任期和競選總統的用心。」

這種官面聲明也未能保全黎的尊嚴。黎乘坐的專車走到半路，被直系大將王承斌攔下。王承斌登車質問：「總統既已出京，印信還有何用處？為什麼要攜來天津。」黎元洪回答說印信還在北京，並沒有隨身攜帶。此前直系早日派人搜查了總統府，沒有發現印信，王承斌道：「分明帶了出京，為何不說老實話。」黎元洪怒道：「你有何資格問我印信，我決不會把印信交給你們，看你們怎樣？」王承斌冷笑：「總統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請你回京了。」

雙方僵持時，專車已經開到了天津。王承斌命令軍警卸去車頭，將黎元洪囚禁在火車上。黎元洪只好讓步，打電話到北京，讓夫人交出總統印信。

失去了總統印信的黎，依舊以合法總統自居，在公開通電中說：

「元洪為暴力所迫，認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於元日離京。」「國境以內，隨地也可以行使職權。」「自今以往，元洪職權，未得國會確當之解免，無論以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為非法，特此聲明。」

一再被挑戰、破壞、隨意解釋的「法統」，早已失去了本就微弱的神聖性。南北實力派人物，也已對「法統之所在」的黎元洪失去了興趣。黎的這番通電，只是對空自話。

（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