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新的眼光來審視小農經濟？

說起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史，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概念——封建制地主經濟。封建地主制經濟擁有三個主要特徵，即土地買賣、實物地租和小農經營，這些特徵導致它到現在為止都為人所詬病，認為這是地主剝削貧農的一種經濟制度，而小農經營的方式更是被安上了「阻礙生產」、「制約商業發展」、「阻止生產力進步」等一系列「罪名」，似乎中國後來的落後，其根源全部出自小農經濟身上，因為「自給自足」這四個字抑制了市場經濟出現的可能。

殊不知，最早和最開放的市場經濟並非出現在近代商業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出現在西漢時期的中國，並且它還是寄託於封建經濟而生的。

最開放的市場經濟

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只要看看當時的經濟活動是否擁有市場經濟的特徵就好了。首先，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是人，現代的市場經濟中，人與人在市場里都擁有平等的地位，那麼中國古代的等級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漢時期，由漢武帝開始推行「編戶齊民」制度，一來，將平民正式編入戶籍，方便國家管理，二來賦予他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這樣一來就保證了參與市場交易活動的人們身份相同，沒有等級性，可以獨立地進行決策了。

其次，就要看參與市場活動的人是否擁有明確的產權，即對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擁有使用權、收益權以及最為重要的處置權。很明顯，在財產私有制社會，賣家出賣私產自然是可以的。這樣一來，市場經濟的兩個要件就全部齊備了，事實上古代的市場經濟與現代的市場經濟差別並不在制度本身不同，而只是技術水平高低有別罷了。

中國古代不僅有了市場經濟，而且已經有了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經濟組織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而中國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將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給佃農來耕種，佃農擁有對土地的管理權，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給股東分紅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見租佃制度實際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雛形。

人地比率阻礙了發展

看到了這裡，你或許會想，中國古代不但有市場經濟，還有市場經濟的組織形式——股份制，那麼為什麼還不能進入商品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遇到的障礙，並不是小農經濟的形式不好，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導致的結果。即使在現代西方國家，小農經濟仍然存在，人們將這種方式稱為家庭式經營，這種經營方式有利於提高人們勞動的積極性，還節省了大量的監督管理成本，只不過在中國被扣上了一頂「封建主義」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斷提高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在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土地是人們絕大部分收入的來源，而根據人地比率，可以將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兩漢時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畝地，人們感到力不從心，因此便發明出了許多節省勞力的工具，使人均生產力超過當時的歐洲；第二階段在唐朝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土地被開墾出來，鐵開始應用於農具之中，生產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第三階段在宋朝時期，人口增速超過了土地開墾和生產率，人均耕地面積下降，到南宋時，人口持續增長，勞動力過剩現象嚴重。其實在宋代，中國已經有了發明製造機器的能力，英國革命前的「珍妮紡紗機」，早已在中國出現，工業革命也有條件在中國首先爆發，但正是由於勞動力過剩，人們不再需要製造機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後，人地比率開始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人地比率問題絕僅僅是在中國存在的，我們的鄰居日本是島嶼之國，還有很多山區，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為什麼沒被人地比率制約呢？這與財產繼承製度有相當大的關係。

在中國古代，財產是由所有兒子均分。而日本則是長子繼承製，長子繼承家庭的所有財產，其他兒子分不到財產，長大後都要離開家，自謀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較集中，不會越分越少。既然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是少數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會提高了，而其他離家出走兒子則會走出新的道路，創造出新的財富，產生出更多的發明創造，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僅限制了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連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也因為它變得非同尋常了。

在戰國到南宋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達到了22%，人口不斷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紀，南宋的都成臨安（今杭州）人口達到了250萬，而同一時期，歐洲甚至還沒有超過10萬人的城鎮中心。像英國的倫敦更是在19世紀後期，人口才到了這一數字的。

但是自南宋開始，直至19世紀中葉，由於全國人口總量不斷增加，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城市人口比重從22%持續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農村靠攏，在江南地區形成了眾多的小型市鎮，這是外國城市發展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那麼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了解糧食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制約。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農人口，因此就必須依靠購買別人的糧食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說，城市人口的口糧必須依賴農村供給。但是農民不可能將所有種植的糧食都賣給城裡人，他們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後剩下的餘糧。可以說，農業的餘糧率往往決定了城市化發展的規模和速度。

而且，當餘糧率固定的情況下，糧食供應圈的大小和運送糧食的成本高低也決定了城市規模的大小。這個不難理解，在市場交易中，人們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農民發現在城中販賣餘糧的價格減去運輸餘糧所需的成本後，獲利還不如在臨村賣出餘糧多，那麼農民自然也就不會白白跑遠路到城市中去販賣糧食了。當然，如果農業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餘糧變多了，也會促使依託於其的城市規模擴大。

而中國城市化進程不進反退、向農村靠攏的奇特現象，也正是由於人地比率增加，餘糧率下降導致的，因為緊臨農村，運費較少，因此餘糧可以勉強支持這樣的小城市的供給。直到五口通商之後，中國開始對外貿易，從外國進口糧食，解決了餘糧不足的問題，才使得城市化進程又一次向前推進。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的經濟與我們在課本中看到的並不完全相同，西方的先進經濟制度在我國古已有之，而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也並非是這些經濟制度，而是人地比率的上漲，了解了這些，或許我們可以用新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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