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洋務派和頑固派的三次爭論中，解讀慈禧政治決策的偏向性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導下，清政府啟動了曠日持久的洋務運動。期間以奕訴為首的洋務派和以倭仁為首的頑固派進行了數次激烈的爭論，那麼這次「自改革」的推行是否順利，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又持什麼立場和態度？

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維新都無一例外地會受到種種的阻力，洋務運動的核心思想又有限地涉及到封建體制和傳統文化的根本，因此洋務派和頑固派進行了三次激烈的爭論。

第一次，同文館之爭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五日，恭親王奕訴上奏建議在京師同文館內設立天文算學館，專門教習天文、算術等自然科學知識，當時的奕訴意識到：

「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而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無裨實用。」

隨即，奕訴於1866年12月，代表總理衙門奏請添設「天文算學館」，建議選取20歲以下的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貢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聰慧」的京外官，經考試入館學習天文算學。

頑固派認為，奕訴竟然把西學正式引進封建教育的神聖殿堂，並讓科舉正途人員公然拜夷人為師，無論如何不能容忍。他們便散布謠言：「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處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以此來謾罵奕訴、文祥為首的洋務派。而後，發展到正式上奏彈劾。

1867年3月5日，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率先發難，上奏指責奕訴是「習為機巧之事」，又「借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傷氣節」，請求朝廷予以嚴厲斥責。慈禧接到奏摺後批示「著毋庸議」擱置不辦。

於是頑固派首領倭仁親自出馬上奏，大講「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甚至還危言聳聽地說：如今正途人員向外國學習，勢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

慈禧將張、倭兩人的奏摺令軍機處抄送總理衙門，要奕訴詳細上奏。奕訴連忙上奏，指出倭仁所主張的理論為誤國空言，最後還將了他一軍，說：

「該大學士既如此舉為窒礙，自必有良圖，如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悉心商辦；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槽等詞，臣等實未敢信。」

幾日後，奕訴再次上奏，重申設立天文算學館的緊迫性，並將京師及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發阻攔」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倭仁。

在這場爭論中，慈禧雖有利用倭仁等頑固派、清議，以達到牽制奕訴的意圖，但基本上還是支持洋務派的。因此，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雖遭受頑固派的阻撓而有所減少，但還是正常開班，洋務運動中第一個培養近代人才的同文館，也終於堅持下來，並獲得一定發展。

第二次，設廠製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的爭論

這次爭論，起因是日本入侵台灣，其時海防空虛。奕訴上奏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建議，軍機處將這份奏摺密寄各督撫商議。慈禧以同治帝名義下發諭旨：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之事數條詳加商議，限於一月內復奏，此處別有要計，亦既一併奏陳。總期集思廣益，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折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加急密諭告之。欽此。」

可以看出這是慈禧、同治為這次討論定下的基調。上諭下發後，李鴻章等督撫大臣紛紛具奏議論，其中廣東巡撫張兆棟代丁日昌轉呈了水師章程六條，內容特別詳盡周密。慈禧頗為讚賞，要求總理衙門議奏並轉發各督撫一併籌議。

在籌議的奏章中，大部分人同意和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的提議，但同時也提出了不少保守的意見。如湖南巡撫王文韶便反對丁日昌設廠兼造耕織機器；又如通政司使于凌辰還高昌「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長在人心」的濫調，並藉此攻擊李鴻章、丁日昌；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極力反對購買和製造輪船大炮。尤其指責丁日昌「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

以上種種頑固議論，慈禧雖未加申斥，但概不採納。她於1875年4月26日，批准了總理衙門的海防經費一折，規定每年從戶部封存的四成洋稅中提出二成（約銀二百萬兩），再從江浙等六省厘金項下提銀二百萬兩，分解南北洋大臣李鴻章、沈葆楨處。從此海防經費有了專款，可以逐年添購船炮。

儘管頑固派集中火力攻擊丁日昌，但慈禧對他還是照常任用，未遭受頑固派保守意見的影響。由此可見，慈禧在這次爭論中，也是基本支持洋務派的。通過這次爭論，洋務運動獲得了進一步展開。

第三次，修築鐵路的爭論

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就提出了修築鐵路的設想，但未被清廷採納。1880年底，直隸提督劉銘傳奉召入京，提出了修築鐵路專折，主張：南路應修二條，一條由清江經山東，一條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

慈禧考慮再三作出批示：「劉銘傳籌造鐵路一折，所請籌款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今年李鴻章請設之語皆系自強，著李鴻章、劉坤一按折內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

李鴻章、劉坤一先後復奏，完全支持劉銘傳的意見，並強調修築鐵路於國於民皆有大利。但頑固派卻紛紛上奏表示反對，順天府府丞王家璧攻擊李鴻章、劉銘傳請開鐵路「似為外國謀而非我朝廷謀也，臣恐或有聯合詭謀，使四面受敵。」

翰林院侍讀周德潤認為修築鐵路有六不可解，「皆舍本務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通政司參議劉錫鴻的奏摺，洋洋洒洒數千言，指出修築鐵路有八不可和九大害。其他頑固派官僚也連篇累牘地上奏反對。

1881年，李鴻章創辦了開平煤礦，修築唐山至胥各庄的運煤鐵路，同樣遭到頑固派的一再反對，先是勒令停辦，後來禁止機車行駛，導致了車廂由騾馬拖帶的「馬車鐵路」。

頑固派提出的反對意見有一條對慈禧的觸動很大，他們認為修築鐵路「震動陵墓，煙傷禾稼」，慈禧向來迷信，在一片反對聲中，她於1881年2月14日下令暫停修築鐵路。這也表明洋務派修築鐵路的計劃暫告失敗，李鴻章等人不得不伺機而動。

1886年，李鴻章不顧頑固派的反對，把開平煤礦鐵路延長至閻庄，全長約85里。同年醇親王奕譞巡視北洋海軍，李鴻章藉機與他商議希望將該路延長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醇親王出面奏准動工興建，並於1888年10月竣工。同年11月，奕譞又奏請修築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獲得了慈禧的批准。

李鴻章等人這一系列組合拳遭致頑固派的不滿，紛紛上奏彈劾。儘管洋務派有奕譞做後盾，但頑固派亦不甘示弱，他們各執一詞，爭論愈來愈激烈。為此，慈禧不得不頒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撫就修築津通鐵路問題各抒己見。

在各省督撫的復奏中，兩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以盧漢鐵路代替津通鐵路的折中方案，為各方所接受。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著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開辦；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駿德隨同辦理。」

很顯然，慈禧的這一道上諭，還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務派的意見。而且自此以後，頑固派反對修築鐵路的種種謬論，再也沒有市場，全國各鐵路幹線，次第興修，逐步奠定了舊中國近代鐵路的基礎。

雖然慈禧在洋務派和頑固派的三次爭論中天平都倒向了前者，但畢竟洋務運動非一日之功所能見效，也非興辦幾個企業、修築幾條鐵路就能自強。因此慈禧需要重用一大批洋務官員，繼續鞏固和發展既有的成果。

作為最高統治者，慈禧的主要職責是決策和用人。如果說上面的三次爭論中，慈禧基本上支持洋務派，是對洋務運動起到了決策作用的話。那麼在用人方面，她同樣重用並信任洋務派人物。

奕訴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又是洋務派首領，但因奕訴的特殊地位和崇高的威信威脅到最高權力，曾一度受到猜忌，並在「同治中興」局面穩定之後最終被趕下台。但對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兼地方實力派，慈禧基本上還是放手任用的，尤其對李鴻章依賴更重。

此外，對湘、淮系洋務派中堅人物沈葆楨、曾國荃、劉坤一、張樹聲、郭嵩燾、丁日昌、曾紀澤、丁寶楨、劉銘傳等人都一一加以重用。

慈禧之所以支持洋務運動，並非是出於簡單的支持或是反對，而是她從歷次與外國的交涉和恥辱中，清醒地看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優勢，和清軍大刀長矛的不足。所以她認定製器練兵、求強自富是有利於王朝的富強之舉。

事實上，慈禧從來沒有懷疑過倭仁等頑固派的忠心，只是不同意他們的迂腐守舊。所以慈禧在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問題上，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是否對大清強盛興旺有利，不問親疏，只論利害。在洋務運動中，慈禧扮演的正是革新力量保護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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