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本可在京師城下聚殲八旗兵，卻因內鬥給皇太極洞開死生門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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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太極統右翼，莽古爾泰率左翼，分別向德勝門、廣渠門發起攻擊。

皇太極率代善、濟爾哈朗等滿蒙聯軍，在德勝門，擊敗了滿桂、侯世祿的聯軍，勝之迅速。

莽古爾泰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分三隊阻擊袁崇煥、祖大壽增援德勝門。莽古爾泰與多鐸殿後，第一隊阿巴泰不聽指揮，扎魯特、喀爾喀蒙古兵不守規矩，故打得更加艱難。

兩次拼殺，金軍誇大戰果，稱兩翼遵從皇太極「所授方略」（《滿文老檔》「太宗皇帝」第十九冊《金軍擊敗北京德勝門外明軍及其援軍》），分兵進擊，將明軍堵在狹隘處「盡殲之」，而且皇太極及時派出御前護軍，將逃遁者「盡斬之」，確乎有擊敗明軍的戰績，卻並沒有撈到多少好處。

袁崇煥劇照

於是，皇太極準備養精蓄銳，移軍南海子，伺機再攻。二十七日，雙方激戰於左安門外。而袁崇煥被下詔獄，遭到政敵圍攻，很快被凌遲。

清修史書渲染，皇太極的目標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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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然發動己巳之變的皇太極，在德勝門、廣渠門、左安門幾次交鋒中沒有撈到實惠後，之所以主動撤退，原因有四：

一、崇禎帝於十二月初一日將袁崇煥下獄，議罪磔殺，間接為皇太極日後攻明、再尋戰機清除了一頭龐大的攔路虎。姑且不說寧遠、寧錦二役，初掌關寧軍的袁崇煥，連敗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的傾巢來攻，僅在此次突襲明都，袁崇煥也是及時反應救援，使皇太極的八旗兵及綁架來的蒙古兵吃盡了苦頭。二軍鏖戰，互有殺傷，袁崇煥又是兩次擊敗金軍。

二、在德勝門、廣渠門二次交鋒中，皇太極貌似取勝，但是打得很辛苦，也是損兵折將。就是對「太宗伐明」極口頌揚的昭槤，也在《嘯亭雜錄》卷一中說明朝「其疆圉尚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可也」。在火拚中，金國太祖女婿、第一猛將揚古利，雖有「率擺牙喇兵，敗總兵滿桂於明都城之北」，然很快陷入明軍的伏擊圈，揚古利「復率親軍十餘人潰其圍，悉出之」。（《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四十六《揚古利傳》）一個在金國地位僅「次貝勒八人下，統左翼兵，授一等總兵官世職」的大人物，想必手下也是大隊人馬，但在此次突圍中，卻只殺出了十多個親兵。

太祖努爾哈赤

三、同明軍一路打阻擊戰、遭遇戰的，主要是袁崇煥、滿桂等應詔而來的勤王師、地方軍，而堅守京師的近衛師、中央軍，始終是閉城固守。協理京營的戎政尚書李邦華，在一份奏疏中說：「臣等初聞寇警，即嘗列營城外，旌旗相望，金鼓相聞。後因朝議異同，皇上始命撤為城守計。」（《李忠肅先生集》卷四《覆奏紮營城外疏》）金兵來襲，他們最初是準備出動衛戍精銳，出城迎戰，後被崇禎帝召回城內，固守京師，「不設兵於近郊」。京營究竟有多少兵力？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度支奏議》卷八中，收有他為京軍安排糧食的奏疏。他於崇禎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金兵圍城前夕，具題《酌議京軍預支通糧疏》：「合計三大營京軍之數，共十一萬三千二百有零。」六天後，他再上一份《京營城守軍丁行糧給散逾期疏》：「自十一月初二日軍丁上城防守，通計十萬六千餘人。」也就是說，京營至少有「十萬六千餘人」堅守在京師保衛戰的最前沿，而且「五日一支行糧」。十萬京軍備戰，糧草準備充足，足以抗拒皇太極大軍攻城。

四、從後來皇太極率大軍圍攻撫寧、昌黎二城，竟然在此二城無外援的情勢下，連連受挫。可見，皇太極舉兵來犯，兵力並不充實，邀約而來的蒙古兵也不儘力，加之在明都京師的攻堅戰中，被關寧勁旅損耗了不少實力。至於清朝官修實錄、官家筆記強調諸貝勒大臣爭請攻城，被皇太極制止。皇太極自知實力不濟，已露怯戰，只是後人要為其掩飾進退失據、左右無源的窘態。

《清太宗實錄》卷五記載，天聰三年「十二月辛亥朔，大兵西趨良鄉，經海子而南。上曰：『諸貝勒可殿後，朕同兩大貝勒在前，且獵且行，比獵至海子。』殿後左翼諸貝勒，因逐獐，馳至上前。上見之曰：『朕以爾等殿後。是以行獵，今爾等皆前來，誰在後軍耶？』前來諸貝勒奏曰：『臣等前進誠有罪！』乞下眾議，上曰：『爾等皆孺子也，忘殿後而貪射獐。』」第二日，皇太極放縱諸貝勒率將士劫掠良鄉，「俘獲良多」。深入明境腹地，後面恐有追兵，皇太極的所謂「且獵且行」，不免為彈盡糧絕的障眼法。而奉命殿後的諸貝勒更是「逐獐」為了防禦明軍追擊的使命，也該是劫掠補給，進一步證實國內經歷大災、又在明都大戰之後的金兵，已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好在天命助他，袁崇煥突然下獄，祖大壽等撤退，而明軍鬥志遽然鬆懈離散，給了皇太極大軍在撤退途中一路劫掠、無限俘獲的機遇。

皇太極偵知敵情，尋機自退。不承想，明廷內部纏鬥不休，擅殺了有通敵嫌疑但證據不足的救時良將袁崇煥，且不能調度裝備精良、以逸待勞的京軍迅速出戰，同城外集結的各鎮勤王之師，並給勤王武裝及時供應補給，採取內外合力夾擊金兵，徹底殲滅皇太極大軍，無疑是顧此失彼而坐失了最大戰機，給皇太極洞開了一扇順利撤退後沿路劫掠、補給充足的死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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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聰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太極遣阿巴泰、薩哈廉致祭大金太祖武元、大定二汗時，為自己及其父努爾哈赤數番攻明辯誣，稱「我世守大明帝邊界，以示忠信」，曆數明萬曆帝「無辜害我二祖」，偏袒「理曲之葉赫」陳兵邊外，「屢欺我理直之滿洲，致成七大恨」，迫使女真因「不能相容，必欲見害」而告天興師。皇太極繼而稱：「我欲息兵，享太平，開誠布公，不作詭計，屢遣使議和。大明崇禎帝，更肆意欺凌我，欲索還天畀我之地，去我帝號國寶。我雲天賜之地，不能退還，可去帝號稱汗，不另制寶，令爾造印與我等語，彼復不從。我乃憤而發兵至此。」（《滿文老檔》「太宗皇帝」第二十冊《皇太極遣官致祭大金太祖武元、大定二汗》）

皇太極

好一副委曲求全、弔民伐罪的作秀。他還說自己不擾民、不劫掠，「唯誅其軍士之抗拒者，克其不降城堡」，殊不知他這次暗行「詭計」，導致了無數傷害和被迫的背井離鄉。

奇怪的是，至天聰十年即崇德元年，皇太極才稱帝，而在天聰三年十二月，他還只是金國大汗，不存在崇禎帝命其去帝號國寶、皇太極「可去帝號稱汗」之事。無疑，這是後人在其稱帝後，跟他來了一段後文以諛頌其大度無疆。

這是為僥倖得脫而蟄伏待發的皇太極臉上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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