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日軍《津石鐵路》檔案

這是一份充分揭露日本侵略者野心的計劃，這是一紙在脅迫下籤訂的文書，這是一件簽訂後即被宣告無效的合約，這也是一個覬覦已久最終卻無法實施的方案—侵華日軍《津石鐵路》原始檔案。

一

在筆者的收藏中，有一宗1936年11月由侵華日軍「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制定的《津石鐵路》原始檔案。這宗檔案題為《津石鐵道相關文書》，16開本，全卷4萬餘字並附圖表，皆為日文撰寫的列印油印件。包含有《津石鐵道相關委員會與興中公司合同書》《津石鐵道相關合同書》《中華民國津石鐵道借款契約》等六項，合訂為一宗。它記錄了1936—1937年間由「支那駐屯軍司令部」「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及滿鐵所設立的「興中公司」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就興建津石鐵路事宜所進行的交涉過程，內收建造計劃書、照會、合約、公文、調查報告等。

1937年2月23日《中華民國津石鐵道借款契約》

其目錄頁為鋼筆書寫，內容各項文件獨立裝訂，下部的發受部隊填寫為 「滿經調」，並鈐有「迎」字印章。封面最上部有兩個藍條框格，依次為「參謀」「部附」，依各項內容鈐有不同人員的印章。其中一枚蓋有「専田」的手蓋印章，引起了筆者的注意。經考證這枚印章上的「専田」，為曾辨認過張自忠將軍遺體的日軍第三十九師團參謀長專田盛壽，日本陸軍少將，1936年任「支那駐屯軍」諜報參謀。

其他鈐印分別為：「和知」「池田」「安達」等。「和知」即和知鷹二，日本陸軍中將，是個中國通，日軍特務機關中「蘭機關」的機關長，時任「支那駐屯軍」政策參謀。「池田」即池田純久，日本陸軍中將，統制派理論的倡導者，時任「支那駐屯軍」作戰參謀。「安達」即安達與助，日軍少將，時任「支那駐屯軍」後方參謀。

另外，各文件封面上端均鈐有顯著的「極秘」方形印章，左下端落款依內容不同，分別為「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支那駐屯軍司令部」等。

在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企圖「征服中國」的過程中，鐵路一直是其頗為注意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前夕的中日鐵路交涉和七七事變前敷設津石鐵路的談判，是兩個最為典型的事例。

二

津石鐵路從天津經河間到石家莊，對於其修築日軍蓄謀已久。1935年，日本在佔領東北後，發動了「分離」華北的大攻勢。鑒於嚴峻的華北局勢，國民政府撤銷軍委會北平分會，成立了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將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置於一般行政區之外，實行自治性管轄。日軍以冀東偽政權為籌碼，迫使冀察政權迅速「親日化」，合併兩個政權，並把「華北自治」擴大到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和察哈爾五省，以實現建立「華北國」的美夢。

日軍佔領時期的大同煤礦

日方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先則盛倡「經濟提攜」，繼則鼓吹「開發華北」。所謂「開發」主要包括四大項目，即交通設施、地下資源、農業資源和動物資源。交通運輸設施項內含四端：鐵路、公路、航空線和港灣。該項在整個「開發華北」中列於首位，鐵路又位居該項四端之首，在日本的所謂「開發華北」攻勢中佔據最重要的地位。

在筆者所藏的這宗檔案中，僅看日軍「津石鐵道的經濟價值判斷」一項的目錄，就能看出其險惡的經濟掠奪用心：天津，紡織工業原棉的需求供給；山西，棉花及小麥；天津制粉工業對山西及陝西小麥的需要；山西省內對於長蘆鹽的需要增加；北支諸炭礦運送至天津的運費；津石鐵道，背後的山西貿易……

在《日本松室少將最近對關東軍的秘密情報》中，日軍「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在報告中寫道：

帝國工業之生產量逐漸膨大……痛感原料之缺乏與市場之狹小，並痛感原料與市場之獲得，非經相當之艱辛奮鬥不可。而此地域之獲得，又非與帝國若干勢力打成一片，連成一氣，亦難以確保……是以對於新原料與市場之覓求，乃帝國榮瘁攸關之重大事業……帝國原料與市場問題解決，實不能不注視「易」於進攻的中國華北……華北系全華原料中心地， 物產為豐富之煤、鐵、小麥、棉花、石油。就調查統計，煤：僅次於美國，佔全世界第二位。山西一省之埋藏量即佔半數，為撫順之百二十倍。鐵：約埋藏二億噸。小麥：晉魯冀察四省合計年產一億一千萬擔。棉花：約產二百三十萬擔。大豆：五千萬擔……故華北誠我帝國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為了及早將華北殖民化，日本擬修建滄州大沽線、彰德濟南線、高密徐州線、蒙古鐵路這四條線路，實現「干支皆備，巨細無遺」，以確定華北的特殊地位，並為這個地區「脫離」中國中央政府管轄置備物質技術條件。

在對華北各預設鐵路進行了實地調查後，日本認為津石鐵路最符合需要。「一旦告成，在平時，便於日本取得華北地區的棉煤等農礦產品，特別是山西所產的煤；若中日一旦交戰，則可用以利於橫濱而來的日軍由天津登陸，繼而深入華北各地。」在筆者所藏檔案中有一則《滄石線業務預測分類表》附圖，詳細標註了井陘、正定、陽泉、晉南、冀南等地的石炭、棉花、煤油糖等資源的產量、每日運量、運費等數據。而在該表的最下格特別附註一個說明：「因滄石線運程較津石線長56K，運費增高，故貨運不能充分，逐年循增。預計其循增之比例數最多僅及津石的一半。」

日軍報告中的附圖《滄石線業務預測分類表》

為此，日軍為了津石鐵路的修建而緊密活動。在1936年，天津《益世報》的幾則消息讓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些活動，摘錄如下：

本市消息：田代頃因要公有待與關東軍方面協議，決於今(十日)日上午八時派軍部專田參謀，搭日軍用機飛往長春，會晤關東軍司令植田，及板垣參謀長，對冀察一般事宜，作詳盡之商討。專田預計在長須勾留一周，始克歸來覆命雲。

本市消息：日軍部參謀池田，前攜日對開發華北經濟具體計劃，赴東京請示，並斡旋向華投資情事。前午歸來後，除向田代復命外，曾舉行會議，報告此次在京遊玩結果，及研討今後施行細目。昨據日軍部某參謀談稱，開發華北經濟之方案業由日本中央部核准，現正分別進行辦理。關於日方投資問題，原擬將興中公司擴大組織與增加資本負開發經濟投資之專責，以貴事權統一，易於進行。

又：日駐屯軍部池田參謀，前歸國向陸軍中央部請示華北經濟提攜事宜，已攜結論返津，擬於今日謁宋，有所談商雲。

又：塘沽築港，龍煙鐵礦之開採，白河之疏浚，與夫一切經濟工作，現正分別調查商談進行中，其資本原則已經確定，為中日各半。至津石鐵路亦決定修築，則由滿鐵投資，額數約為八九百萬元雲。

三

可是，津石鐵路為什麼沒有修成呢？

冀察兩省當時是國防的最前線，宋哲元掌有政治、外交的全權。因此，日本軍事當局千方百計想拉攏宋為其傀儡。可以說，在當時的各省疆吏中，宋哲元的權力最大，責任最重，地位最特殊，處境也最困難。

1937年9月日軍轟炸石家莊火車站一帶

1936年9月18日，華北日軍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專門選擇中國人頗為敏感的「九一八」這天，拜訪宋哲元，交換華北時局、冀察政權及經濟提攜等意見。就日方在天津開發華北經濟一事，宋哲元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榮」原則下可以進行，並確定了四大原則八項要求。30日，兩人就華北開發計劃達成《中日經濟開發協定》，其要點為：修築津石鐵路，開發龍煙、井陘煤礦，塘沽築港等。

1936年10月，宋哲元將與田代商談一事致電國民政府，報告「互換意見的結果」：在平等互惠、共存共榮之原則上，曾有彼此諒解，但並無如外傳協定等事。具體事項如鐵路建設，列入「經濟開發要項」，並把線路改定為「新設津石鐵路」。國民政府把宋哲元的報告，交付實業、鐵路、交通、外交、財政五部審核，並責成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簽注意見，得出的結論是：從防範日本的陰謀和維護國家的安全出發，建築津石鐵路於中國不利。據此答覆：津石路不能修。宋哲元轉達國民政府的意見後，田代仍一再對其施加壓力，企圖強迫同意修路。宋氏面對田代的脅迫，採取拖延戰術相應付。

脅迫宋氏未逞，田代於1937年3月又施展野蠻卑鄙的手法—挾持，企圖用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田代以「不商談任何問題」為條件，為宋哲元擺下了鴻門宴。田代強制宋氏在所準備的包括中日「合辦」津石鐵路在內的有關中日「經濟提攜」的文書上簽字。宋氏雖被強迫簽了字，但並沒有為其所屈。他一回來，即向其他高級將領說明事情經過，並向國民政府彙報備案，同時聲明：被強迫簽字，完全無效。

田代在此後約一個月的時間裡，仍直接或間接向宋氏施加壓力，糾纏不休。宋哲元不屑理睬，於5月11日返山東樂陵「掃墓」，終使日本帝國主義在談判桌上未能達到其目的。

四

儘管簽字文書已無效，但日方並未放棄津石鐵路的修建事宜。日軍增兵華北，頻繁軍演。七七事變後，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而津石鐵路的修築即被日軍當作了要務。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有一份《北支事變解決後的處置·昭和12年7月18日—12年8月24日》的報告，侵華日軍北平陸軍機關長粟谷在文中說：「應根據作戰需要加快實施北支明朗化事項的數項目」，其中還特別提及：津石鐵路將來應該把鐵路急救配套設施建設好。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這一美夢註定難圓。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隨即，在日軍準備修建津石鐵路的華北大地上，燃起了抵抗日寇侵略的烽火。

1937年10月14日，呂正操在晉縣（今河北晉州市）誓師抗日，至1938年4月，相繼建立了38個縣的抗日政權。1938年5月3日，冀中抗日根據地成立，而冀中根據地的核心區域正是日軍計劃修築的津石鐵路沿線所在。面對這種新情況，日軍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鐵路修建計劃。

儘管這是一份蓄謀已久、伎倆層出最終卻化為泡影的檔案，但其充分證明了日軍為掠奪我國資源不惜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而津石鐵路修築計劃的最終流產，是中華民族面對外來侵略者全民抗戰的結果。這份檔案也為研究冀察政務委員會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提供了難得的史料，同時為我國鐵路發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實的文獻資料，是在石家莊這座「火車拉來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貴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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