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國強：有關隋唐長安城城門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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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興唐長安城（下文為方便起見，將略稱「隋唐長安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都城，其城門建築是我們理解和復原當時都城規制的關鍵。
目前隋唐長安城遺址主要覆壓於現代西安城市之下，考古工作只能在城市建設的空隙和夾縫中加以開展，局限性很大。目前，經過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城門主要有外郭城的明德門、延平門、延興門、
春明門、皇城的含光門、太極宮的承天門以及大明宮的丹鳳門、玄武門等遺址，（圖一）涵蓋了不同等級、不同類型的城門，其考古資料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都城城門建築的不同內涵特點。
圖一 隋唐長安城平面復原圖
因篇幅的局限，本文討論的內容僅涉及隋唐長安城城門形制的繼承和創新、城門的改建以及雙闕的設置問題，不確之處，誠請高明者垂教。
一、隋大興城周設三門及城門三道的問題
眾所周知，唐長安城是沿用隋大興城並改擴建而成的，其城牆、城門、街道、里坊、市場等多沿襲隋制，所以我們研究隋唐長安城城門，必先搞清其最初的設計思想。
隋大興城的新建，至少從城門布局規劃方面來說，是完全遵照了《周禮·考工記》的都城設計理念並結合參照前代的都城城門制度。《周禮·考工記》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
唐《賈公彥疏》則進行了具體解釋: 「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可見周禮中的理想國都外形為方形，城牆四周各面各闢三門，各門有三道，也即城內與各城門相通的街道有九條，東西南北各三條。
而從西漢長安城、東漢洛陽城，中經北魏洛陽城，晚至北齊鄴城的歷代都城城門，規制基本與《周禮·考工記》的模式一致，即四周各面均設三城門，各門有三門道。這是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所充分證實了的。
隋大興城外郭城的興建時間在開皇三年（583年），略晚於開皇二年大興宮和皇城的建設時間（《長安志圖》卷上「先築宮城，次築皇城，次築外郭城」）。
關於大興城的城門，《隋書·地理志》載 : 「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啟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市二。」
據此，大興城北面似僅有光化門一處。但實際上，我們認為，外郭城北面應該也有三個城門，即從西至東分別為：光化門、華林門、興安門。後兩個城門的根據分別是：《長安志》卷七、《唐兩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均曰：唐芳林門隋曰華林門，北入苑；《唐六典》卷七：「大明宮……次曰興安門（南當皇城之啟夏門，舊京城入苑之北門，開皇三年開）。」
大興城的十二個城門，根據考古調查結果，除了南面正中的明德門為五門道外，其餘均為三門道制，主要繼承了漢魏南北朝時期各都城的城門形制傳統。
二、隋唐長安城及唐大明宮五門道城門的問題
隋唐長安城各城門之中，經過考古確證的唯有外郭城的正南門、大明宮的正南門是五門道制的城門，它們可謂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五門道城門，是對隋唐以前城門傳統制度的重大革新，對宋乃至明清時期宮城城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明德門在隋代曾稱太陽門（《隋書·禮儀志》記載：「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後改稱明德門，唐沿稱之，並在永徽五年加築了門樓。
1972～1973年，明德門遺址被考古發掘出來，表明平面呈長方形，墩台東西長55.5米，南北寬17.5米，五個門道基本相同，寬5米、進深18.5米，門道之間夯土隔牆各厚近3米，門道兩側排列有方形的排叉柱坑，可見為木構「過梁式」城門建築。
大明宮丹鳳門遺址在2005年得到了全面的考古發掘，表明丹鳳門墩台東西長74.5米，設5個門道，門道均寬8.5米，進深33米。內側東、西兩馬道長54米、寬3.5米（加包磚在內寬達4米）。
丹鳳門五個門道的確證，證實了宋代呂大防石刻大明宮圖及唐代李華《含元殿賦》對於丹鳳門形制的描繪（「十扇開閉」「鳳門五開」），糾正了20世紀50年代末在初步考古勘探基礎上提出的三門道的錯誤推論，還原了大明宮的中軸線。
同時，根據在丹鳳門東西兩側不遠的望仙門、建福門遺址的考古調查以及在建福門外發現的百官待漏院遺迹，結合文獻記載，可證唐朝時文武大臣上朝不通過丹鳳門，故丹鳳門只是專供皇帝使用的政治禮儀之門。
明德門是外郭城的正南門，是長安城南北中軸（寬達150米）朱雀大街的入口之門，向北直達皇城和宮城之正南門，又是隋唐歷代皇帝每逢登基、冬至、正月上辛與孟夏之時，出城赴南郊祭天的必經之門，可謂是隋唐國門之所在。
而丹鳳門是大明宮的正南門，是唐朝高宗以後歷代新皇帝登基、改元、宣赦和舉行大型慶祝儀式的場所。由此可見，明德、丹鳳兩門的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外郭城城門、其他宮門所不及的，其配置的前所未有的五門道，足可體現出都城及宮城的最高等級，彰顯南北朝長期分裂以來隋唐大統一國家的宏大氣派。
受唐代一門五道最直接的影響是宋代宮城南門的宣德門。據宋陸遊《家世舊聞》記載：權臣蔡京認為宣德門制度極庳陋，雖經宋祖宗時增擴，但亦不過三門道而已。蔡京認為古制天子應是五門，所以下令按照天子五門來大興擴建，並以唐大明宮丹風門五門道作為擴建的憑據。
三、唐長安城城門的增縮改建問題
考古調查和發掘表明，隋唐長安城的有些城門曾經歷了縮小、改築和增建的變化過程。
興安門位於隋唐長安城北城牆的東段。2009年夏，該門址得以考古發掘，結果表明，門址可分為早晚兩期，（圖二）早期規模較大，門向朝北，為一門三道，門道東西寬5.4～5.9米，馬道位於城牆南側西部。晚期規模較小，門向朝南，為一門二道，馬道位於城牆北側東部。
這種早晚期的變化現象與興安門的歷史變遷是相符合的。興安門始建於隋代開皇三年（見上文《唐六典》卷七興安門條引文），為隋大興城和唐初長安城北牆上出入禁苑的城門，是外郭城十二城門之一。
唐朝建立後，太宗始建大明宮，至高宗時更擴建，使之成為唐朝的正宮，而興安門則隨之縮減，廢除了原西墩台，堵塞了最西的一個門道，改築並降級成一處二個門道的宮門或便門（宋呂大坊的大明宮石刻圖上顯示興安門為單門道，此處應以考古發掘結果為準），並稱為大明宮南面「五門」之一，主要用於出入翰林院和大明宮後宮。
圖二 興安門遺址早晚期遺迹平面圖
唐長安城東牆上的延興門、春明門和通化門在唐玄宗時代也進行了改動和增築。據《舊唐書》卷107、《唐會要》等文獻記載及早年考古勘探資料，有關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早在先天年間（712～713年），長安城東北隅的十王宅外就築有復道夾城。
開元二年（714年），建立興慶宮，玄宗敕命在原復道夾城基礎上，興築大明宮至興慶宮的北段夾城，以便於在東內和南內兩宮之間自由潛行往來。至開元二十年（732年），玄宗又敕命興築興慶宮至芙蓉園的南段夾城，便於潛赴芙蓉園和曲江風景區。至此，唐長安城東郭夾城連通。
東郭夾城興建的同時，東郭牆上的三個城門也得到了擴建和改造。1955～1957年間考古工作者對東郭牆及夾城進行了勘查，基本了解了春明門、延興門遺址三門道（開元二十年後改用單門道）、墩台加厚、南北兩側有夾道的特徵，（圖三，1、2）通化門雖然限於條件當時未作清理髮掘，但可據春明門、延興門遺址進行復原。
圖三 唐長安城東郭牆三門形制示意圖
1. 春明門址平面 2. 延興門址平面 3. （宋）呂大防石刻圖的通化門
春明門遺址經過部分清理，可知東西23.6米、南北寬15米，面積為354平方米。該城門在開元十四年（726年）、開元二十年（732年）時，因興慶宮的兩次擴建和南宮牆的南移，致使春明門內大街縮窄，
春明門的北邊兩個門洞北堵塞不用，僅南邊門道仍被使用。而在春明門墩台南側發現的柱石、柱石窩及兩邊的鋪磚遺迹等，可斷定為夾城復道從上面翻越春明門城門樓時的輔助建築物。
另外，宋代呂大防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作出了唐長安城平面復原圖並勒刻於石板之上，（圖三，3）使得我們可以據此了解到當時東郭城上的三個城門的大致情形。
由上可見，唐長安城牆的城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根據政治的需要和使用的方便程度而靈活地增縮變動的。
四、隋唐長安城城門門闕的使用問題
根據劉慶柱先生對關於古代門闕種類的劃分，我們在此主要討論的是唐長安城的都城城門之闕、宮城城門之闕問題。
首先，我們來討論隋唐長安城的外郭城正南門明德門。1973年馬得志先生領銜發掘了明德門遺址，基本明確了五門道、城外城壕等情況，（圖四）但可惜的是當時僅發掘了門址本體，未對東西兩側城牆進行清理。
今年，西安唐城隊為配合西安市明德門遺址文化廣場的建設，在以前發掘的基礎上，對明德門遺址門墩東側的城牆進行了探查，發現城牆的南北緣都是平直的，可證不存在朵樓（或可概稱「闕樓」。西側由於現代街道而未能完全探查，但考慮到對稱原則，西側城牆應與東側城牆相同）。
而唐洛陽城外郭城南門定鼎門遺址經過考古發掘，證明為三門道制，其墩台的東西兩側33米處的城牆上設有東、西朵樓，與正門的門樓相呼應。這種現象充分說明，隋唐都城西京城與陪都東京城的南門配置無論在等級規模、還是在附屬建築的設置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圖四 明德門遺址考古平面圖
1. 夯土城門墩 2. 殘石門檻 3. 石龜
4. 房址殘牆 5. 柱礎 6. 鋪地磚 7. 唐代濠溝
其次，我們來討論隋唐長安城太極宮和大明宮的闕樓問題。唐太極宮的名稱儘管是由隋大興宮改名而來，但其宮城形制基本沿用未大變。宮城的正南門在隋代初曰廣陽門，後改名昭陽門、顯陽門，至唐初武德元年（618年）先改稱順天門，後又在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名為承天門。
承天門遺址在1959～1962年期間曾被考古探查過，表明遺址位於現在西安市的蓮湖公園內，東墩台已經破壞，西墩台殘長7米余，三門道及隔牆尚有遺存，其中西門道、中門道及東門道分別寬6.2米、8.5米和6.4米，西隔牆厚6.8米，東隔牆厚6.5米。從探查結果來看，東西門道寬度基本相同，但中門道明顯加寬，應為御道所在，如此也就基本排除了承天門為五門道的可能。
承天門是隋大興宮唐太極宮的正南門，根據《大唐六典》卷七有關大明宮含元殿東西兩閣的設置如承天門之制的有關述說，我們可以肯定承天門外設有東西雙闕，另據《唐會要》卷三十大內條「顯慶五年（660年）八月，……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
在承天門兩側新設朝堂、肺石、登聞鼓。此外，《新唐書》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儀衛上」載：「承天門內則左右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門外則左右驍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可見門內、門外都設有東西廊道。
唐大明宮丹鳳門儘管興建年代較承天門要晚，但同為宮城正南門，且為五門道制，按理來說，在門外兩側也必須配置雙闕，但宋代呂大防石刻大明宮圖及考古結果都表明丹鳳門東西兩側直連宮牆城垣，並未設置雙闕或朵樓。
然而，南距丹鳳門600餘米的大明宮正殿含元殿，經過1957年及1995～1996年的兩次考古發掘，（圖五）揭示出三層夯土大台之上的殿堂東西兩側之南，分別建有高大的翔鸞閣和棲鳳閣三出闕闕樓，兩闕樓向北分別通過曲尺形廊道、角樓、側門與殿堂相連接，從而形成了平面呈凹字形的殿、闕配置布局（劉慶柱先生稱之為「A形闕」）。
此外，在含元殿南的東西兩側，還發現有早晚兩期的曲尺形朝堂建築遺迹。另據文獻記載，含元殿之南還仿承天門制那樣設有肺石和登聞鼓，可惜發掘中未能找到，可能早已被移走或丟毀了。
圖五 大明宮含元殿遺址考古平面
大明宮丹鳳門未設雙闕，而在正殿含元殿補設雙闕的現象，我們認為是有具體背景原因的。首先，大明宮始建於太宗貞觀八年（634年），是為高祖李淵而建的養老離宮。但不久隨著李淵的駕崩，該宮的建設工程也就停止了。
至高宗時，由於高宗身患風濕，加之武則天通過血腥的宮廷爭鬥取得皇后高位，致使惡夢不斷等原因，促使高宗下決心擴建大明宮並在龍朔二年（662年）正式搬入大明宮居住和處理朝政，之後大明宮替代太極宮而成為唐朝的主要政治中心。
大明宮擴建時設計者因地制宜，巧妙利用唐長安城北城牆的東段而豁開新建大明宮丹鳳門，為此還把南面的兩個里坊從中間劈開分成四個小的里坊，藉此形成了寬闊的丹鳳門大街。
同時，在丹鳳門的東西兩側430米、415米處的城牆（也是南宮牆）上，還闢建瞭望仙門、建福門，以便文武大臣進出宮城。上述歷史背景說明，丹鳳門不設雙闕是有主觀和客觀（利用外郭城北城牆）兩方面的原因的。
但是，由於主要宮城的地位，大明宮的設計者還是採取了「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方式，選擇在大明宮含元殿設置雙闕，以滿足宮城禮制上的需要。含元殿以及東西闕樓的整體建築雖然不是宮城之門，但發揮了像承天門那樣的宮城門闕的禮儀作用，彌補了丹鳳門未設雙闕的缺憾。關於這一點，著名的古建專家已經有所論述。
綜上所述，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隋唐長安城城門遺址的考古資料日漸豐富，使得城門形制特點、演變發展以及若干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和澄清，有效地推動了隋唐長安城都城遺址的考古學綜合研究。
作者：龔國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華夏考古》2018年第6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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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行編輯：李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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