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談起：為什麼更先進的文明，容易被游牧民族打敗

《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推斷，公元1000年時北宋的人均GDP達到了450美元，靖康之難前人口已經超過一億。而我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1979年時僅為423美元，1978年時還不及400美元，直到1980年時人均GDP才達到了468美元，堪堪超過公元1000年時的水平。

北宋除了經濟發達，科教方面也是令人震驚的領先。經濟繁榮下北宋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大科學家沈括髮現了石油，並斷定其日後必有大用；，尤其是這一時期由畢昇發明的活版印刷術，大大降低了教育成本，以至於畢昇死後300年，歐洲人居然有了推行義務教育的條件，並以此為基礎實現了文明突破，為人類徹底走向工業文明打下了基礎。

但是公元1127年，坐擁財富盛極一時、科技水平閃耀古今的北宋王朝得到兩位皇帝----宋徽宗和總欽宗兩位皇帝卻被金國俘虜。而且此前百年，北宋也始終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負，面對先後來自遼國和金國的軍事壓力，這個富裕而先進的王朝很難組織有效反擊。連西北的小國西夏，竟然也常年享受來自北宋的歲幣。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北宋王朝的滅亡沒有太大的偶然性，這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

北宋的情況並不特殊，在工業革命之前，先進文明面對落後文明被動挨打的情況非常普遍：在非洲、歐洲和亞洲，古埃及、古印度、古雅典、古羅馬等，都曾經創造了盛極一時的文明，但是這些文明都被來自落後民族的「野蠻人」在軍事上擊敗，甚至導致文明消失。如果結合北宋王朝的滅亡，這些發生在古代的----「野蠻人」戰勝「文明人」的故事，往往會有一些共同特點。

先天：先進文明往往起源於暖濕之地，游牧民族多來自亞寒帶，在冷兵器時代存在天然軍事差距

曾經率領開封居民力拒金兵的北宋名臣李綱，南宋建立之初，被高宗趙構任命為相。李綱提出的恢復中原國土的辦法主要有三點：「募兵、買馬、全民出財」。諫議大夫宋齊愈認為，金國作為敵人不會出售戰馬的前提下，西北價格昂貴，而且北方被金國控制，戰馬無法安全運輸到長江以南。

宋朝自身並非不能飼養馬匹，但溫帶和亞熱帶的馬因為矮小，速度慢，衝擊力不足，不適合做戰馬；另一方面，宋朝治下的百姓長期安居樂業，只要勤於耕種就能夠吃上飯，他們不需要向北方游牧民族一樣整日充滿危機感，所以宋民對於曠日持久的戰爭狀態並不適應。因此李綱想要「募兵、全民出財」根本做不到，如果做得不好反而會引火燒身，危急統治。同理，古代埃及、羅馬等地，與古代中國的情況很相似，溫暖濕潤的環境中雖然能夠建立起非常優秀的文明，優越的生活卻讓民眾缺乏外患意識。歷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在滅亡時，基本沒有進行抵抗。

另一方面，這些古老文明所在地區同樣不適合飼養戰馬，所以當游牧的波斯民族抵達埃及，當游牧的日耳曼人進攻羅馬，當游牧的女真人包圍開封，他們的騎兵不僅擁有巨大的衝擊力，而且機動性極高，行軍上飄忽不定，列陣時又可以更快集中優勢兵力，形成了軍事上的極大優勢。絕對不能忽視馬匹在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我們看到，印度出產象兵，所以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憑藉他「龍騎兵」縱橫數千里，四大文明古國霸佔其二，到了印度就戛然而止了。

後天：龐大財富的積累讓統治者安逸，國家容易耗於內鬥

文明發展，財富積累的多了，統治者會滋生腐敗，不思進取。早在「澶淵之盟」的時候，北宋就承諾給遼的歲幣是30萬，事實上後來這個數字又被北宋自己談到了50萬。金國大軍第一次包圍開封時（靖康之難前金兵曾經包圍開封，後撤兵），李綱領兵據守，金兵進退兩難，宋欽宗居然派出宰相李梲去談判，這個李梲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浪子宰相」，不僅在蹴鞠水平上與高俅不相上下，而且還會自己填詞譜曲，如果只論才藝，在我國歷史上的宰相中當是數一數二的。《宋史》中記載此次談判，李梲跪在金營跪著不敢喘息，同意了對方的全部條件：

「黃金500萬兩，銀5000萬兩，娟100萬匹，牛馬各萬匹等等」

彼時宋徽宗已經逃到南方，宋欽宗讓官兵向民間索要金銀，皇宮中的金銀也全部拿了出來，甚至有宰相把金腰帶解了下來。開封全城湊齊了30萬兩黃金，1000多萬兩白銀，根據當時的重量計算，1兩大約是60克，金銀大體兌換率為1：15（《中國大歷史》），，僅一個開封城大家就湊齊了100多萬噸的黃金。今天的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全國的黃金儲備也不過在幾百萬噸而已。

這足以直接證明北宋的發展水平，然而北宋雖然坐擁龐大的GDP，財富卻都被供給了北方游牧民族。這些財富在彼時不僅不能夠幫助北宋轉換為抵禦外族入侵的戰力，反而因為財富對這些游牧民族的持續輸入，使得遼、金國力越來越強，成為了北宋自身滅國的幫凶。這樣的情況下，民眾苦不堪言，軍隊也沒有投入。遼國剛剛滅亡的時候，因為軍餉有限，只能給投降過來的遼國漢族將士吃新米，宋朝本土的將士只能吃發霉的米，結果導致邊兵內訌，本土兵欲殺遼降兵，遼降兵無奈投金，後來多次成為進攻中原的先鋒。

但是促成了這些「歲幣」、「賠款」的談判者徽宗、欽宗、李梲等人，卻依然可以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不思進取的氛圍形成，危險意識就越來越淡薄。

物質豐厚的社會，圍繞這些財富以及其基礎上的名望、地位，更容易產生內訌。《韓非子·五蠹》中說，堯舜禹時，大家互相謙讓王位，是因為物質不發達，到了他的時代，即使是縣令有朝一日死掉，所留的財富也足夠讓子孫享用，所以不可能不再去爭權奪利了。當財富稀少的時候，大家的私心可能並不明顯，當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各種的爭奪。

而事實上，我國歷史上所有的游牧民族成功南下，都是以中原內訌或者大亂為前提的：西晉有八王之亂，明朝有黨爭，更有農民起義。而北宋年間，各類農民起義不絕，而朝臣們的內鬥也是愈演愈烈，皇帝對大臣們的防範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1126年宋將种師中（即《水滸傳》中的小種經略，其兄种師道即老種經略）奉命解太原之圍，最初對金兵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朝廷承諾的給將士們的獎勵卻遲遲不能到達，將士們幾欲逃走，最後甚至連糧草也不能供應，种師中無奈之下只能貿然尋求與金兵決戰，進退不得的情況下力戰而亡。

宋朝對於武將的防範達到了巔峰，「主憂臣懼」怎能作戰，在外作戰的武將對糧草等各方面調度毫無辦法，而朝廷以及地方同僚們多數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若有前隙更是伺機報復。皇帝防範自家武將投入的精力遠勝於防禦外敵，這種情況下，一幢高樓看似雄偉，世界上裡面已經爛掉了。

而這似乎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古埃及和古羅馬到了後期，上層奢靡無度，古埃及的內部爭奪最後形成了南北朝，而古羅馬的內鬥也讓國家分裂為東西羅馬。所以看似遠遠要弱於他們的波斯人、突厥人、日耳曼人，每日乘坐馬背，逐水草牧羊，飢餓問題都難以解決，卻只需要在那些先進的文明體系內部鬥爭你死我活的時候，輕輕的吹一口氣，就可以把數千年文明付之一炬。

規律：民族主義概念未誕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是文明發展的必經階段，屬於歷史規律

我國的初中語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曹劌論戰》，其中談到國家之間的戰爭應該是「肉食者謀之」。「亞聖」孟子講「民貴君輕」，表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君主只要做的不好，就可以換掉。中國古人認為，只要善待百姓，誰當皇帝都是一樣的，不分民族。

所以古代人並沒有濃厚的國家民族觀念，比如靖康之役前，金國進攻開封的先鋒軍隊2000騎兵，主要都是以遼舊將郭藥師的漢族軍隊為主。這支軍隊先後代表遼、宋、金作戰，戰鬥力皆兇猛；《宋史·种師道傳》記載，金兵圍攻開封，宰相李邦彥沒有及時疏散附近的百姓，開封附近百姓就在宋朝都城眼皮下面為金兵修築防禦工事，修理攻城機械，至於宋、金誰當皇帝，根本不在考慮範圍內。

直到明末清初的時候，大思想家顧炎武才提出了初步的民族主義概念，他指出「亡國」和「亡天下」是有區別的，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說「民貴君輕」，可外族入侵，又如何能做到善待其民？而歐洲的民族意識覺醒，普遍認為也是在拿破崙戰爭之後才開始的。從這以後，擁有先進文明的國家和民族才學會了團結起來，抵禦落後文明的侵襲。

這樣的背景下，游牧民族對先進文明的入侵，被普通人視為普通的貴族戰爭，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次與自身極度相關的戰爭，冷漠視之。從這個角度看，游牧民族南下絕對不能視為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勝利，只能說是腐朽貴族們的失敗罷了。

當人類歷史發展到18世紀，先進文明的自我保護機制開始完善起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一章第一句話，提出「君主和國家義務中，最重要的就是保護社會安全，使它不至於遭受來自其他獨立社會的壓迫和侵犯。」也就是說，在對抗外來落後文明的野蠻侵犯時，不僅民眾要有民族意識，而君主和國家也需要有民族意識，而且有義務喚醒和運用這種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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