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影后，等了初戀40年，至今未婚，六旬美人的倔強與優雅

惠英紅曾輕描淡寫地總結自己：「我人生做的事情不多，要飯、跳舞、拍電影，就三個。」

「簡簡單單」三件事，正是她的人生底色。

她沒有安穩的童年，在紅燈區街頭乞討十年，見過最極端的人間百態，依然保持著善良與改變命運的信念。她也沒有安逸的青春，日復一日地練舞，年復一年地拍武打戲，換來的是不可逆的傷口和被遺忘的危機。

這些她都挺過來了，很難想像惠英紅到底擁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在不那麼友好的命運里，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59歲的她依然很美，不是因為獲了多少次「最佳女主角」，而是在她的自信和優雅面前，連歲月也不忍心打擾。

——小志說

-01-

灣仔

28歲那年，「打女」出身的惠英紅為了尋求角色轉型，奔赴巴黎拍了一套半裸露的時尚寫真集。她的初衷只是為了展現自己作為女性的美，告訴人們不要忘了「我是女生」。

但當時的男朋友黃子揚看到了這套照片後，對她說：「你今天不要跟我去吃飯了，我很多朋友在。」惠英紅覺得很受傷害，第二天就提出了分手。

27年後惠英紅來到《魯豫有約》，又說起了這段經歷。主持人卻萬分不理解她的做法：「你幹嘛要拍那個寫真集呢？如果我真的很喜歡那個男生的話，我現在一定後悔得要死。」

惠英紅的「不後悔」，在主持人看來是「那你就沒有那麼喜歡他。」而惠英紅理解的愛情，是喜歡之上的互相尊重，「你再喜歡也沒用，因為他沒有給你地位。」

主持人的表情和立場，似乎可以代表一類人——寧可丟棄自我，也要牽強地守住所謂的「愛」。惠英紅不一樣，無論工作、生活，她一直明白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

「從小我就知道，我不會生孩子。」因為過於辛苦的童年，惠英紅從未動搖這個決定。

小時候，她在路邊乞討，警察發現了之後要送她去孤兒院。母親連忙跑上去，連槍都搶過來了，卻還是拗不過警察和法官。

所幸，在孤兒院住了三個月就回到了父母身邊，但她始終對一個重複的場景無法釋懷。「每次鍾一響，所有的孤兒都會擠到門口等著吃飯，每周還要站一排，會有人來，看誰比較順眼就會領養。」

電影《何以為家》里，小男孩贊恩將生他卻沒好好養他的父母告上法庭。惠英紅的顧慮恰是如此，她不責怪父母，卻也不敢輕易地讓一個孩子開啟人生。

在她記憶的最深處，家裡有一張老照片。照片里的父親穿著筆挺的西裝，母親穿著旗袍、戴著珠寶，大姐騎著腳踏車，和他們住的木屋顯得格格不入。每當下雨的時候，一家人拿出瓶瓶罐罐放在各個角落，屋裡便響起了「滴滴答答」的聲音。

照片的背後藏著家道中落的辛酸，也有著惠英紅沒有體會過的風光。

惠英紅的父親在山東青島的大戶人家裡長大，得由傭人背著去上學，是個活在書齋里的公子，母親是父親的童養媳。新中國成立後，父輩一家遷居香港，沒過多久父親被人騙去賭博，全部家當輸了個精光。

在陌生的異鄉、躲不掉的窮困面前，本就內斂的父親變得更加自卑，去針廠打工還被傷了眼睛和耳朵，養家的重任落在了母親一個人身上。

那時候的香港，很多孩子被送去學京劇，因為戲班子管吃飯。哥哥姐姐被送走的那天，排行老五的惠英紅哭著喊「不要走」。但3歲的孩子還不知道，這場分離的「罪魁禍首」不是家門口攔住她的鐵絲網，也不是劇院的大人，而是貧窮。

是後來更加艱苦的日子，讓惠英紅被迫快速長大。

一場颱風徹底毀了搖搖欲墜的木屋，惠英紅和爸爸媽媽、妹妹四個人躲到了銅鑼灣一戶有錢人的樓梯底下，餓了就吃飯店要扔的剩菜。為了維持生計，媽媽才不得已帶著她們去灣仔的紅燈區乞討、賣口香糖。

那條街叫駱克道，臨近維多利亞港灣，軍艦在此停靠歇息，成群的士兵到岸上來尋歡作樂。惠英紅從小就學會了會察言觀色，坐在一家店門口，一年又一年，摸清楚了不同大兵的脾氣。「美國的對小孩子最好，英國大兵脾氣不好會打你，法國人好一點，但他們沒有錢。」

在街邊謀生的日子，一過就是10年。惠英紅失去了童年，卻記住了寒冷中的點點溫暖——母親為了幾個孩子先吃飽，總是騙她們：「我好飽啊，今天胃不好。」而父親則教她們學寫字、算數、和下棋，在母親發脾氣時護在她們前面。

她說，那是她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02-

信念

只不過，生活依然會將殘酷和凄涼展露無遺。

在那條街上，有一位吧女每次遇到惠英紅，都會讓身邊的大兵給眼前瘦小的女孩多一些小費。可有一天，惠英紅站在馬路對面朝著吧女打招呼，眼睜睜看到她倒了下去。「沒有家人收拾她的屍體，警察就直接拽著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

在更多人看來，吸毒、出賣身體的吧女不值得同情。兒時的惠英紅卻用最溫柔、單純的目光在看這一群人，「那時候很多家庭都很窮，通常大的那個就會犧牲自己去賺錢，讓小的有書讀、家裡有飯吃。你以為每個人很願意做嗎？」

惠英紅也想讓家人過上好日子，但她想尋找一個更光明的方向。

在駱克道盡頭的街角，有一家電影院，每天進進出出的都是最有錢的人。影院的門口掛著當紅女演員林黛、李菁的大幅海報。這些人在惠英紅眼裡，都是人上人，像星星一樣奪目。她找到了人生的目標：當明星。

離開了灣仔後，惠英紅順利成為了一家夜總會的舞女，17歲就當上了領舞，領著1500港元的月薪。這樣的收入，已足以養活一家人，但她的野心遠不在此。

起初來到這裡，是因為她知道許多女演員都是在夜總會被發掘的。不久後，她果然等來了自己的伯樂。當時，導演張徹、午馬和劇組去為《射鵰英雄傳》物色演員，幾個跳得好的女孩被邀請去試戲，而惠英紅得到了「穆念慈」一角。

去邵氏電影簽約那天，母親不同意，因為邵氏開的薪資只有500港元。而惠英紅想得更長遠，「我看到跳舞的領班四五十歲了，一個月就幾千塊錢薪水，我跳到她那個位置又有什麼盼頭？」

於是，惠英紅偷偷請來姐姐幫她去簽約。臨走之前，因患癌症而迷迷糊糊的父親突然醒了過來，告訴她：「不要怕，你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

惠英紅也堅信自己是對的。

她拍第一場戲時，正好是穆念慈要對去坐牢的父親說一些貼心話。這場開機戲，來了許多人圍觀，惠英紅絲毫不怯場，她抱著「父親」邊哭邊說話，沒有一點念台詞的痕迹。

「人越多，我就表演得越好，我就要給你們看到最好的。」張徹驚訝她竟然不是第一次拍戲，其實，天分的背後是曾經培養的舞台感和無數次咬牙堅持的信念感。

1979年，武打片已是香港電影的主流，惠英紅又抓住了這次機會。

電影《爛頭何》開拍後，女主角因為無法忍受被打的疼痛，悄悄離開了。劉家良導演找替補演員時，想起了在一旁跑龍套的惠英紅，「讓那個女孩來試試吧。」

那一場戲，惠英紅要被一個男演員打四十多拳，打到一半時她跑出去吐了，回來接著演。劉家良這才想起沒有給她防護措施，隨手把劇本扔了過去，讓她擋在肚子前面。又出去吐了幾次後，她堅持拍完了這場戲，「我不能走，如果不熬過這一關，我就沒機會了。」

就這樣，惠英紅拿下了女主角，很快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1982年，她憑藉電影《長輩》獲得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得獎時，父親已經離世，她把電影票放在父親的牌位面前，告訴他：「我當主角了，你今天晚上要來看我的首映。」

邵氏也給她漲薪到了每部戲5萬元，從那以後她的每一部戲都是女主角。每次拿到片酬，她都會全部交給母親。

而這些，都是惠英紅用命換來的，受傷最嚴重的一次，是她從四樓直著往下跳，兩塊膝蓋骨「咔」地一聲斷了。被送去醫院，剛拍完X光，劇組就開始催她。

她選擇了立馬回去，武術指導抱著她拍完了那場戲，「上身打，下身腿還晃來晃去，那種疼，現在想起來就害怕。」

直到凌晨，惠英紅才重回醫院打上了石膏。

-03-

跌落

惠英紅成為邵氏的當家武打女演員後，想多嘗試不同類型的電影，邵氏卻不同意，理由是這會破壞她成功塑造的「打女」形象。

當她爭取《男與女》時，演了一天就被老闆喊走了。而代替她的女演員，是鍾楚紅。

只是，沒有什麼會永遠受歡迎，只演一類角色的惠英紅不會，邵氏也不會。上世紀70年代末，徐克、許鞍華等獨立導演迎來了「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邵氏開始走下坡路。

跳槽去了更有實力的嘉禾電影后，惠英紅的轉型計劃依然停滯不前，分到她手裡的片子還是武打戲。這一回，連武打片的市場也變成了由成龍、洪金寶等男演員來主導，而形象更柔美的張曼玉、王祖賢們，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焦點。待香港回歸，好萊塢電影也來「攪局」。

自信又好強的惠英紅，在40歲之前迎來了職業生涯的危機，片約越來越少，從每年9部到3部，從女主角到小配角，她也拗著不肯接。

「為什麼會這樣啊？」她不停地問自己。以前，無論是賣口香糖、跳舞、拍戲養家，她一直是被需要的那一個。此時此刻，「不被需要」的感覺讓她跌入谷底。

不再接戲後，惠英紅放縱地打了一年牌，不愁吃穿卻整天像丟了魂兒似的。開了一家美容院，又總被沒好脾氣的客人刁難，生意不錯卻讓她受了太多氣，最後轉讓了出去。

無所事事的惠英紅把自己關在了房裡，坐在電話跟前發獃，每天想的還是「他們為什麼不找我拍戲？」

負面情緒到達頂峰的那一天，她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說：「媽呀，多醜，你沒用，你快去死」。當妹妹踹開房門時，她已經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經過一番搶救，惠英紅睜眼看到哭腫了眼睛的媽媽和妹妹，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許多。「我不知道她們哭了多久，只知道她們很難過，很擔心。我在想，我是非常強的人，為什麼走到這一步，為什麼要讓她們這麼擔心？」

惠英紅用「黑與白」來形容自己的人生色調。要麼無懼一切，一直往前沖，總有辦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要麼害怕到躲起來，什麼都不做。那段日子，是她唯一一段黑色的經歷。

黑暗過後，便是黎明。

她開始面對抑鬱症，積極看醫生、吃藥，好轉了之後就去見朋友，四處打聽有沒有人找她拍戲。這一次她不再挑剔角色大小與類型，從一線跌落，就一坎一坎地爬上去。

直到2008年，她終於等來了導演何宇恆的一句「太好了，我等了你三年」，這才知道《心魔》里「母親」一角一直都為她保留著。導演不會無緣無故等一位演員，實力之外，惠英紅覺得「人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心地要好，」低谷期有人幫忙，「是因為我曾經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這個角色——一個佔有慾極強的單親媽媽——幾乎是為她量身打造，抑鬱症的經歷給她帶來了許多靈感。兩年後，她終於等來了第二個金像獎盃，站在領獎台上，她泣不成聲。從第一屆到第二十九屆的這條路，她走了太久，而這一次更加珍貴，「我知道我是屬於電影的。」

後來在一次採訪中，惠英紅講了一個關於迷霧和懸崖的故事：

大霧天里，她拍完戲後和朋友坐車下山，朋友坐在靠山的一邊，她坐在靠懸崖的一邊。朋友怕得哭了起來，「她看不到懸崖，想像中就很危險。但我知道車還離懸崖很遠，就比較定一些。她一直說要掉頭走，我就說不要緊，不是那麼危險，慢慢開車，熬過了可能就沒有霧了。」

話音剛落，車前的路就明朗了起來。從此，惠英紅一直相信，許多當下看起來嚴重的大事，過後都是小事。

「當你被霧包著，你一定要堅持，要夠膽子。掉頭走其實更危險，因為那是懸崖。但是原來前面一分鐘就已經沒事了。這個是不是人生？」

-04-

母親

重回一線，惠英紅遇到的都是更加需要人生閱歷作支撐的角色。比如讓惠英紅第三次成為金像獎影后的《幸運是我》，她在裡面扮演了患阿爾茲海默症的「芬姨」。

接下這個角色時，惠英紅是帶著愧疚的。

原來在戲外，母親也是阿爾茲海默症患者，只是惠英紅一直都沒有發現。無數個瞬間，她都以為母親在無理取鬧。

母親不會用遙控器，她教了幾遍便沒了耐心，要是再遇上拍戲不順，母親便成為了她的發泄對象：「這麼簡單的東西你為什麼學不了？你煩不煩啊？」

有時候，惠英紅收工回來，發現家裡一片漆黑，卻聽到母親在房間里看電視的聲音。早上說好了回家吃飯，可廚房裡什麼都沒有。「那我吃什麼？怎麼會這樣呢？」兩個人又是一番爭吵。

惠英紅以為母親只是變成了老小孩，哪怕母親出門後被警察送了回來，她都沒有意識到任何問題。「我當時很生氣，說她為什麼要故意這樣整我。因為那個時候她性情大變，屋子也不收拾，自己吃沒吃過飯也經常忘記。」

直到母親70歲，一天夜裡吵著要吃蘋果。「明天幫你買，你去房間睡覺好不好。」沒過一會兒，母親又從房間里出來了。

「你幹嘛要這樣？」惠英紅忍不住呵斥母親，母親一下子摔坐在地上，盆骨、大腿都受了傷。去醫院檢查，醫生卻告訴她：「你媽媽有很嚴重的老年痴呆症，你們平時是怎麼照顧她的？」

經過進一步確診，惠英紅看到了核磁共振的照片，「頭那麼大，可腦子才雞蛋大小」，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著。「我一直以為是媽媽對我不滿意，難道我做的還不夠好嗎？當時真的很想要打自己的感覺。」自那以後，惠英紅每每看到母親，都會想起自己的錯。

《幸運是我》開拍前，她告訴導演：「你不讓我演我媽媽，我可能再也不會演了，我要給自己一個贖罪的機會。」戲裡，「芬姨」有著惠英紅母親的體態、神色，她在「犯錯」挨罵時的委屈、反抗，也是母親的樣子。

去年，惠英紅和妹妹一起度過了「第一個沒有媽媽的春節」。自從知道了母親的病之後，每年春節，惠英紅都會邀請兄弟姐妹回家過年。母親走了之後，又只剩她和妹妹兩個人了。

惠英紅試著燉上母親拿手的雞湯，和妹妹穿著一樣的新衣服跨年，「每年媽媽都會給我們倆買一樣的姐妹裝穿，說來好笑，我和妹妹現在還保持這樣的傳統。」也許，這就是她們懷念親人的方式。

如今，59歲的惠英紅繼續痴迷電影，也在等待著戲外的另一種美好。

那是灣仔留給她最動人的回憶——一位18歲的美國水兵每天都去找她買口香糖，到了離開的那一天，他問用粵語對惠英紅說了一聲「我愛你。」

40多年後，惠英紅去紐約領獎，恰好參加了為老兵籌款的公益活動。她環顧四周，記憶中熟悉的面孔並未在場。於是，她囑託那幾位美國老兵，如果身邊有人曾經去過灣仔，一定要問他是否還記得扎著一對辮子的女孩。

也許男孩已在戰爭中犧牲，也許年老的他還會回來。

但惠英紅篤定的是：「如果他求婚，我會毫不猶豫地嫁給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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