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值山河改 蔚然新中國

歷史，自有一種撼動人心的力量。那是在巨大的時空中觀照人事社會劇變帶來的。

但有時，很短的時間內也會時異境遷，令回顧歷史的人慨嘆。

比如，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停戰協議》《政協決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9月，在大同、集寧戰役中，解放軍雖殲滅國民黨軍1.2萬人，但由於指揮失誤，戰役失敗，大同未攻下，集寧又失守。取勝的十二戰區長官傅作義十分得意，以侮辱性口吻發表了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電》。據說毛澤東讀罷此信，只說了8個字：「不報此仇，誓不為人。」朱德將此信發華北解放軍人手一份，令全體將士牢記大同、集寧之恥。然而，時間僅僅過了兩年多，毛澤東已不再計較傅作義昔日的刻毒，考慮的已是如何保護北平這一歷史文化名城。

再如，1949年1月到10月間的中國。國民黨軍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上節節敗退，而新中國如朝陽，冉冉升起。

近讀東方出版社出版的《誕生：共和國孕育的十個月》，就被這種力量深深地打動。

作者董偉截取了1949年1月至10月的這段歷史，以豐富的史料和獨到的眼光串聯起新中國從萌芽、發育到成型、誕生的快馬加鞭歷程。這10個月，每天有大事，月月有精彩，隨著基石奠定，磚、瓦、大梁飛速到位，共和國宏大建築的雛形已具，真實的模樣逐漸顯現。

不同的讀者，在這本書中會得到不同的收穫。比如你會發現斯大林以平等的姿態對待中國共產黨；進京時毛澤東率中共中央在涿縣乘了一段火車；司徒雷登曾託人給毛澤東帶口信「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由於上海地下黨組織了「人民保安隊」護廠護校，使得解放軍竟然能在明亮的路燈下搜索敵人，雙方隔著蘇州河相持，蘇州河兩岸間的電話聯繫正常；天安門城樓的幾個門洞里，竟然封著炸藥……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它不是我們印象中那種碎片式場景鏡頭與現象的羅列，比如蔣介石下野、解放軍攻佔總統府、大軍夜宿上海街頭、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確定國旗國徽，而是深入歷史腠理，關注一個新國家建立過程的深層次。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但在這10個月中，要提前準備的是接管城市的管理班子。在給二野、三野的電報中，毛澤東寫道：「軍隊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我們現在正準備五萬三千個幹部隨軍南下……」解放杭州、上海被放緩，也有管理隊伍沒有跟上的因素。

首先要看到，中國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多年戰亂、百廢待興、經濟極端落後的龐大國家。其次，作為一個從農村成長起來的政黨，對於執政整個國家，沒有任何經驗。第三，中國共產黨要建立的，不是封建王朝，也不會因襲國民黨的格局，而是一個嶄新的政體，這更增加了難度。

當時毛澤東急切地希望訪問蘇聯，以獲取建立、管理國家的知識經驗，行程卻被斯大林一推再推。米高揚作為蘇共中央代表，到西柏坡來聽中國共產黨黨和毛澤東的想法和主張。在米高揚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我們能看到當時的真實情況——「必須指出，我與之會談的政治局的委員們在一般政治問題、黨務問題、農民問題和整個經濟問題方面，都是十分內行的，而且是對解決這些問題都很自信。不過他們在生產業務問題方面知識很貧乏。他們對工業、運輸和銀行的概念也很模糊。例如，他們沒有得到同國民黨的戰爭結束後沒收了哪些日本財產的任何資料，他們不知道在中國究竟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國企業以及這些企業屬於哪個國家。他們也沒有外國銀行在中國進行活動的情報……他們還不知道哪些企業屬於他們想加以沒收的官僚資本……他們所有的經濟計劃都是空泛的，而沒有企圖將那些在解放區的受他們控制的企業加以具體化……他們對於準備作為國家的經濟支柱的將其掌握在手中的部門（大銀行、大工業及其他）沒有具體的計劃。」

勝利來得如此之快，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所以才有毛澤東「進京趕考」的忐忑。

將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中央領導的正確，就是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

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一些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經驗，主要是從最早解放的哈爾濱、石家莊、瀋陽獲得的。佔領哈爾濱之前，陳雲就要求攻擊部隊359旅，除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水電供應外，沒有直接接管企業的任務。「不要我們一進城，什麼都想管，外行領導內行，把人家換下了，自己還管不好。」他們制定了「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收方案。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擔任市政府的局長，還請發電廠的主持人、自來水公司的工程師、消防隊長等3位蘇聯僑民參加市政府的技術工作。彭真在1946年8月提出，在處理勞資關係上，「一方面應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證工商業應合法經營和有利可圖」。

5月，攻克、接管國際化大都市上海。遏制銀元炒作、穩固人民幣地位後，又與舊經濟勢力打了「棉花之戰」「糧食之戰」和「煤炭之戰」。之後，中共建立了中央財政經濟機構。

當然，董偉沒有完全囿於這10個月，他的筆觸常常延伸到過去，用背景烘托現實的意義。比如給我印象最深的這一段：

1948年的最後一天，在思想上忠於蔣介石的胡適，與傅斯年在長江邊飲酒唱和，一起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兩人禁不住潸然淚下。「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何等貼切地預示了蔣家王朝的下場！而兩人流淚感慨的「忽值山河改」，卻正是中國普通百姓和民主人士期盼的、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張稚丹）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9年06月21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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