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朝代有意思：大臣指責皇帝，不做也罷，皇帝竟無可奈何，忍了
1136年，金朝派人以「詔諭江南使」的名義出使剛剛穩定下來的南宋王朝，這一名義引起南宋朝野的一片震動，上到皇帝臣子，下到黎民百姓，無不覺得這是奇恥大辱。
因為「江南」是當初宋太祖趙匡胤對南唐的稱呼，而當時的南唐早已宣布取消帝號，臣服於趙宋王朝。金國的這個舉動，毫無疑問是在羞辱南宋王朝，將南宋當作藩國來看待。此時的南宋王朝正處於風口浪尖中，樞密院編修胡銓憤慨難平，當即寫下一道奏疏呈上了去。奏疏請求高宗皇帝趙構斬殺秦檜、孫近、王倫等主和派頭目，並將他們的人頭掛在竹竿上示眾，以此威懾那些主張投降和首鼠兩端的大臣。
這還不算完，胡銓希望能夠羈押金國使者，發布天下詔書，舉全國之力聯合北方義軍，北伐如狼似虎的金國。這道奏疏造成了轟動京城的效應，臨安城的百姓紛紛傳讀，奏疏里的內容大快人心，胡銓的同僚吳師古讀完後大呼過癮，派人連夜印刷，分發給南宋子民。可胡銓沒有看透南宋王朝的本質，如果南宋真的有北伐勇氣，哪還會偏隅一方，守著半壁江山，過著苟且偷安的生活。
更何況主和派秦檜能夠大獲恩寵，並非是他多麼巧舌如簧，能夠蠱惑聖心，而是秦檜的主和契合了趙構的真實想法。南宋王朝的統治者是宋高宗趙構，不是一朝丞相秦檜，主和的幕後真兇是趙構，秦檜不過是一把符合他心意的匕首，用來打壓殺害那些主戰派大臣。岳飛也好，韓世忠也罷，他們不了解趙構早在靖康之變中就嚇破了膽，畏金如虎的傳言絕非空穴來風。胡銓的奏疏代表著南宋百姓的心意，靖康之恥不僅是趙家宋室的恥辱，更是天下百姓流離失所、慘遭蹂躪的起源。
即便胡銓的話轟動整個天下，依舊沒有打動趙構那顆膽怯的心，在趙構的暗示授意下，秦檜給胡銓安了一個「狂妄凶悖，危言聳聽」的罪名，將他貶到嶺南一帶為官，草草了事。其實百姓對主和的真操縱者心知肚明，主和派大臣的依靠是趙構，可他們不能罵作為一國之君的趙構，只能將矛頭指向主和派的「花言巧語，欺瞞聖上」。岳飛率領岳家軍攻克河南一帶地區，距離北宋都城開封府只有不到七百公里，可還是被趙構的十二道金牌召了回去。
為了不影響「宋金和議」的順利進行，宋高宗和秦檜將岳飛和岳雲父子在風波亭秘密殺害。南宋抗金老將韓世忠指著秦檜鼻子問岳飛有何罪時，秦檜竟然回了一句「莫須有」，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總之是不確定的意思。堂堂一代抗金名將，被主和派君臣殺害後，竟然還找不出一個確切的罪名，或者說連編也編不出來。可宋高宗以及秦檜能殺武將岳飛，卻不能殺文臣胡銓，並不是因為他們心慈手軟，也不是胡銓頗得民心，而是因為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一道「太祖誓約」。
宋朝推行的是重文輕武的政策，趙匡胤吸取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的教訓，再加上自己又是武將奪位，因此他對武將的信任程度極低。一出杯酒釋兵權，趙匡胤解決了武將手握兵權的局面，為能夠減輕武將的權重，他別出心裁地想出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的主意。將軍可以負責操練士兵，但遇到戰事的時候，必須由樞密院發布命令，將軍才能領兵出征。這是趙匡胤預防武將作亂的法子，你要想作亂必須要領兵，可沒有樞密院的允許，你就是想造反也無濟於事。還有就是武將調換頻率極高，往往是兵士還沒把將軍認全，緊接著又來了一位新將軍，這個辦法可以預防武將建立自己的親信軍隊。宋朝軍隊的主要精銳兵力集中在京城，禁軍數量遠高於邊防軍隊，這也是趙匡胤防止邊將謀反的措施。
趙匡胤對武將的不信任，加強了他對文臣的親近感，在趙匡胤的眼裡，文臣就像是溫順的綿羊，可以為他出謀劃策、運籌帷幄，又沒有潛在的威脅。趙匡胤對讀書人的寬縱有例可尋。
宋朝建立後，趙匡胤的親信幕僚趙普被任為丞相，忙完國家大事的趙匡胤總喜歡跑到趙普的家中做客。南方的吳越王錢俶派人給趙普送了一封書信和十瓶海鮮產品，碰巧微服私訪的趙匡胤閑逛來到趙普家裡，手忙腳亂的趙普來不及藏起錢俶的禮物，只好向趙匡胤如實稟告。
當時的吳越向宋朝稱臣，還沒有劃入宋朝的版圖，因此在這種敏感時期，錢俶的行為令人懷疑。趙匡胤派人打開十瓶所謂的海鮮，竟然發現裡面是數不清的金銀珠寶，就連瓜子都是金制的。一旁的趙普大驚失色，他明白錢俶的用意，是想在趙匡胤面前替他美言幾句，好保留著吳越的政權。可這樣一來，趙匡胤勢必會認為趙普有通敵叛國的嫌疑，汗如泉涌的趙普方寸大亂，結結巴巴地解釋自己還沒來得及拆開看，並不知道裡面的玄機。
趙匡胤先是哈哈大笑，笑言錢俶出手大方，隨後又神色自若地說:「你接受了也無妨，吳越不過是強弩之末，對大宋來說不過是唾手可得，錢俶大概以為國家大事是取決於你們這些書生吧。」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趙匡胤對文人的自信和坦然，民間有句話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秉持著這句話的趙匡胤對文人的威脅不以為然，他認為文人的作用只是在治理國家大事方面，至於擁兵反叛則是武將的事情。
換句話說，如果趙普是位高權重的武將，那麼趙匡胤就不會柔聲安慰他了，就算不是立即逮捕，恐怕也會秋後算賬。趙匡胤對文人的寬縱態度，讓宋朝有了「刑不上大夫」的祖制，縱觀宋朝君主大都恪守不渝，不敢輕易殺戮文臣。關於「太祖誓約」的真偽，我們難以分曉，可宋朝不輕殺士大夫及言官，卻是有跡可循的史實。
據《蓼花洲閑錄》記載，宋神宗在位期間，陝西有名漕官用兵失利，致使事態再度緊張，憤怒的神宗下令要斬殺他。
次日，神宗詢問宰相蔡確:「我昨天讓你殺的那名漕官，手下執行了嗎?」蔡確神情嚴肅地說:「我正想和陛下商量這件事情呢。」神宗有些生氣地說:「還有什麼疑問嗎?」蔡確說:「自我朝太祖以來，從未輕易殺過士人，我不想讓陛下開這個先例，清陛下三思而行。」宋神宗聽後沉思了一會，說:「那就在他臉上刺字，發配到邊遠地區充軍吧。」這時候門下侍郎章惇高聲反對:「要是這樣做還不如殺了他，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神宗憤怒地說:「我身為天下之主，難道連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了嗎?」章惇面無懼色，理直氣壯地回擊道:「如此快意，不做也罷。」神宗無可奈何，只好杖責那名漕官以示懲罰了事。
宋哲宗即位時期，新黨和舊黨互相攻擊推諉，大量官員被貶往「瘟疫之地」嶺南地區。有人給宋哲宗進獻讒言，提議將那些大臣處死，宋哲宗堅決拒絕地說:「我遵循祖宗遺制，不輕易屠戮大臣，不要再提這件事了，讓他們在嶺南地區思過吧。」宋朝對文人的寬鬆態度，讓史學家認為這是文人最舒服的一段時期。
花開說：對於宋朝，毫無疑問乃是文人盛世，但作為對民族性的損害，宋王朝的「貼血搭送」也是不容忽視的。
參考資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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