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業：略論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和發展

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根植於舊石器時代，萌芽於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於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經歷了古國時代、王國時代等發展階段。早期中國存在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整體思維、祖先崇拜等區別於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質，具有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文化結構，經歷了有起伏有分合的連續發展進程。

一

「中國」一詞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最初僅指洛陽一帶中原核心地區，後來逐漸演變成近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本文所謂「早期中國」，實即文化意義上「早期中國」的簡稱，是指商代晚期以前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彼此交融聯繫而形成的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共同體，是商周王朝乃至於秦漢帝國得以建立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基礎，也可以稱其為「早期中國文化圈」[1]。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以中原為核心，並且至少自五帝以來就基本前後相承、連續發展，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基本認識。但自晚清以來，隨著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國弱勢地位的顯現，疑古思潮在國內外漸成風氣，這一認識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然隨著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王國維、徐旭生等對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紀20年代以來殷墟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極端的疑古思潮已經淡出史學領域，商代晚期以來的中國史基本為信史、中華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觀點已成學術界共識，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義上連續發展的早期中國，或者這個早期中國有著怎樣的文化格局、特質和發展過程，都還沒有定論或者不很清楚。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熱烈討論中，主要由中國學者進行的絕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論述中國古代文明或國家起源的時間、標誌、過程等，只有少數學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國」這個概念本身需要加以深究。這當中張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經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中國文明具有連續性和整體性特徵[2]；嚴文明認為中國史前文化具有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特點，並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3]；蘇秉琦指出先秦時期存在「共識的中國」[4]。可以說已經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基本框架。但所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或「重瓣花朵式的格局」的空間結構值得進一步研究，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有待系統梳理。

二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植根於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

在持續約200萬年的中國舊石器時代，鏟形門齒等後世蒙古人種的特徵普遍存在，礫石—石片工業傳統貫穿始終，而南方礫石石器、北方小石器的差別也長期延續，表現出人類進化、文化發展上顯著的連續性、統一性和多樣性特徵[5]。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蘇秉琦說：「中國人的主體部分是東亞大陸土著居民，是北京人後裔；中國文化是有近200萬年傳統的土著文化」[6]。

至約公元前18000年華南和長江流域交界地帶進入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國中東部地區並形成五大文化區或五大文化系統，即華南文化區的繩紋圜底釜文化系統、長江下游文化區的平底盆—圈足盤—雙耳罐文化系統、中原腹地文化區的深腹罐文化系統、黃河下游文化區的素麵圜底釜文化系統和華北東北文化區的筒形罐文化系統[7]。五大文化系統之外其他地區還仍停留在舊石器時代末期或中石器時代。

儘管分屬不同文化系統，但也不能藉此而對這些文化統一性的一面有所忽視。實際上不但新石器時代早期各文化系統的陶器有同出一源的可能性[8]，就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和同時的舊石器末期文化、中石器文化之間也並非天壤之別：雖然長江流域、華北地區部分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群已經種植水稻和黍類作物，但也還處於初始階段，在食物結構中所佔分量有限，可能只是採集漁獵經濟的補充。從整體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農業、陶器（陶容器）和磨製石器的地區，而且三者基本上是以組合的方式同時出現。雖然三者的最初發生不見得就有必然的聯繫，但在發展過程中卻互相關聯。這為中國此後成為世界上最大最穩定的農業地區、最發達的陶瓷器大國奠定了堅實基礎。發展農業需要定居，需要不斷調節社會內部以保持穩定，而不需要無節制的對外擴張，這使得中國文化逐漸形成質樸穩健、注重整體性思維、重視傳統、穩定內斂的特質。

三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萌芽於公元前6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中期。

約公元前7000年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農業文化得到很大發展，尤其約公元前62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中段以後，各文化區交流明顯頻繁起來，中原裴李崗文化強勢擴張[9]，長江流域彭頭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東進西漸[10]，從而整合成四個文化區或文化系統，即黃河和淮河上中游文化區的深腹罐—雙耳壺—缽文化系統、長江中下游—華南文化區的釜—圈足盤—豆文化系統、華北—東北文化區的筒形罐文化系統三個大文化系統，以及泰沂以北地區的素麵圜底釜文化系統一個小文化系統（圖一）。這當中三個大文化系統已和嚴文明歸納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三個系統大致吻合[11]。

不僅如此，通過裴李崗文化的強烈擴張和影響，還使各文化區邊緣都開始互相接觸融合，幾個文化系統發生一定的聯繫。無論是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還是華北的磁山文化，其臨近裴李崗文化的邊緣地區都開始出現較多泥質素麵的壺、缽等裴李崗文化因素。這樣一來幾個文化系統就具有了一定共性，從而形成雛形的初具圈層結構或者「重瓣花朵式」結構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說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已經萌芽。此後在中國大部才會出現普遍的認同觀念和以中原為核心的歷史趨勢[12]。

這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已經存在互補型的南稻北粟二元穀物農業體系，兼養家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農業文化圈；有著豐富的陶器和講究的器用生活，尤其核心區裴李崗文化發明了早期中國第一標型器—專門炊器鼎；出現早熟的木器手工業和梁架結構房屋；出現東西二元彩陶、似文字元號以及八角星紋、獸面紋等蘊含深意的圖像；形成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世俗化的信仰體系、多層次整體性的思維方式。當時社會雖然還處於比較平等的狀態，但一些較專業的神職人員的地位已經開始凸顯出來。

四

約公元前50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文化融合進一步加強。其一，黃河下游和淮河中游地區文化整合為北辛文化[13]，後在北辛文化影響推動下產生初期仰韶文化[14]，使得黃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區文化出現較為統一的面貌，形成瓶（壺）—缽（盆）—罐—鼎文化系統。其二，長江中下游—華南文化區的釜—圈足盤—豆文化系統在古老傳統的基礎上繼續交融發展。長江中游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一期的印紋白陶傳播到下游馬家浜文化，反之，馬家浜文化的石鉞、三足盤等因素見於長江中游。此外，發源於長江中游的印紋白陶等還見於華南珠江口沿岸。其三，隨著仰韶文化的北向擴展，華北地區已經成了瓶（壺）—缽（盆）—罐—鼎文化系統的天下，筒形罐文化系統北向退縮形成東北文化區。這樣，早期中國三大文化系統正式形成。

新石器時代晚期各文化區雖然基本平行發展，中原地區核心作用反而不如前明顯，但文化交流更加頻繁，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繼續發展。此時兩大農業體系進一步壯大，農業在黃河長江流域大部地區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玉器嶄露頭角，中國特有的玉文化傳統正式形成。無論是仰韶文化的分組房屋和凝聚向心聚落結構[15]，還是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排房，都將主要建築秩序井然地安排在一個特定空間內，有的外周還有環壕或者城垣，在強調集體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平等友善、愛護弱小、重視集體、秩序井然的時代。

五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形成於公元前4000年前後的廟底溝時代。

約公元前4000年前後仰韶文化東庄—廟底溝類型從晉南豫西核心區向外強力擴張影響，以前的三大文化系統的格局大為改觀，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繫成相對的文化共同體，其空間結構自內而外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核心區在晉西南豫西及關中東部，即仰韶文化東庄類型—廟底溝類型分布區和泉護類型東部，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紋彩陶線條流暢，設色典雅。向外是主體區即黃河中游地區，也就是除核心區之外的整個仰韶文化分布區，花瓣紋彩陶造型因地略異，線條稚嫩遲滯，其中偏東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潑有餘而沉穩不足。再向外是邊緣區即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和東北等仰韶文化的鄰境地區，時見正宗或變體花瓣紋彩陶，但主體器類仍為當地傳統（圖二）[16]。

可以看出，這個三層次結構共同體的核心區和主體區基本就是此前的黃河流域、華北和淮河上中游文化區，換句話說它主要是在瓶（壺）—缽（盆）—罐—鼎文化系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其邊緣區則包括了新整合而成的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地區的鼎—豆—壺—杯文化系統，以及東北南部和西部的筒形罐—彩陶罐—缽文化系統。在這個三層次結構的共同體之外，還有華南的釜—圈足盤—豆文化系統、東北的筒形罐文化系統，這些文化系統都和上述三層次結構共同體互有聯繫。如果站在現代中國的角度，那實際上已經是第四層次了。

廟底溝時代的這個三層次的文化共同體，與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層次結構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7]。該共同體無論在地理還是文化上，都為夏商乃至於秦漢以後的中國奠定了基礎，因此可稱為最早的「早期中國文化圈」，標誌著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的正式形成。此時兩大農業體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漆器和絲織品等「中國」特色器物繁榮發達，彩陶盛行。

廟底溝時代中原核心區仰韶文化出現大型「宮殿式」房屋，社會地位分化顯著而貧富分化、社會分工有限；東部諸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等，出現隨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的大墓，社會地位分化、貧富分化、社會分工都很明顯；而北方地區仰韶文化則不但看不出貧富分化、社會分工，就是社會地位分化也很不明顯。當時已具家族凸現、男權軍權凸現等一般趨勢，又初步形成社會發展的三種不同模式，開啟了早期中國文明起源的先河。我們可將這三種不同模式分別稱之為「中原模式」、「東方模式」和「北方模式」[18]。這種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是早期中國文化有中心的多元一體特點的又一種表現方式。

人們不禁會問：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廟底溝時代，如何會形成範圍如此廣大的早期中國？強勢的核心區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使其文化因素滲透到周圍地區，使其認知成為周圍廣大地區的主體認知？或許戰爭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此後這種認同趨勢得以長期延續，顯然與中原核心區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質和足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關。「中原模式」穩定內斂、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樸實執中，決定了其社會政治的本質特點在於協調穩定內部秩序，被認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徵的禮制應當在此時才真正出現；決定了其社會管理基於血緣關係，由近及遠，按照不同層次實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尊重各地區不同文化，形成一種有著相當穩定結構的文化共同體，最初期的「朝貢體系」或許已經萌芽；決定了其主張「王權」而非「霸權」，主要依靠優秀文化的輻射影響而非軍事經濟干預。

六

約公元前3500~前1800年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

大約公元前3500年進入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即仰韶後期，中原核心區實力減弱，難以對周圍文化產生強力影響和輻射，周圍文化就各自沿著不同方向發展。對當時的中原文化來說，正好有機會吸收更多周圍文化因素，不過其對傳統的維持也比其他任何一個地區都要頑強。對於周圍文化來說，終於有更多機會變革和創新，但總歸基於原有基礎。總體上此前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得到繼續發展，並未因為中原核心區的衰弱而解體；不僅如此，由於周圍文化向更外緣的大幅度擴展，早期中國的範圍也得到更大擴展。這是文化上中國和政治上中國很不同的地方。

仰韶後期粟作農業擴展至河西走廊東部和青藏高原東部地區，稻作農業擴展至廣東北部，甘青等地則出現源自西方的家羊的養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磨光黑陶、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以及紅山文化、薛家崗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精美絕倫，冠絕一時。尤其玉器異常發達，成為早期中國東部地區最有代表性的物質文化遺存。值得關注的是此時彩陶在大部地區衰落而文字元號興起，這或當與社會普遍複雜化的背景相關。「中原模式」、「東方模式」和「北方模式」的特徵更加凸顯，同時普遍存在社會分化、家族凸顯、男權軍權凸顯等一般趨勢。東方模式如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應當已經出現初始國家組織，能夠對較大地域實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已進入初始文明社會階段；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貧富分化雖然不很明顯，但也未嘗不能對較大地域實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社會發展階段與東方模式大體一致。

當時的中國出現很多地區中心和強勢文化，如以良渚遺址群為核心的良渚文化、以石家河遺址群為核心的屈家嶺文化、以大汶口墓地和丹土城址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牛河梁遺址群為核心的紅山文化、以西坡大墓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王類型、以大地灣遺址為代表的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等。蘇秉琦曾提出「古國—方國—帝國」的中國古代文明演進之路[19]，嚴文明調整為「古國—王國—帝國」[20]，王震中修正為「邦國—王國—帝國」[21]。我們可稱此時這些互不統屬的小國並存的時代為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

另外，此時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趨勢已經比較明顯。主要通道有青藏高原南北側的「彩陶之路」南道和北道，如馬家窯文化就通過南道影響到南亞的克什米爾，西方的羊等因素則傳播到甘青地區[22]。中西交流為早期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

七

約公元前2500年進入銅石並用時代晚期，在新興的海岱龍山文化的帶動下，黃河長江流域大部地區明顯加強了重新整合的趨勢，龍山時代到來[23]；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為界，還可以將其分成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24]。龍山時代諸文化實際是新時期文化上早期中國的主體文化，而西部的馬家窯文化等則已經變成早期中國的邊緣文化。

龍山時代中原北方地區廣見源於西方的小麥、綿羊等，多元化經濟趨勢進一步加強，為其文化崛起埋下了伏筆。此時形成以魯東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灰黑陶文化圈，鼎、鬶、盉、鬲、甗、斝等典型「中國」式三足器的大範圍擴展，說明「中國」式烹飪飲食方式走向成熟並逐漸普世化。長江流域及以北地區普遍發現銅器，特別是中原地區銅容器的發現，表明已經擁有泥質複合范鑄造技術，已形成中國特色的銅器鑄造傳統。文字明確出現，而且還不止一個系統。社會變革趨勢進一步加劇，三種模式得以延續並互有交融。

龍山時代大江南北形成多個以大型城垣等中心聚落為核心的地區中心，很多已經進入初始國家或文明社會階段。每個考古學文化至少有一兩個這樣的中心，中心之間雖互有影響，但總體並非統屬關係，呈現出群雄並起、各領風騷的時代風貌，因此仍屬於「古國時代」。此時長江中下游地區趨於衰落，曾經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風光不再，石家河文化也開始走下坡路，中原核心區則再度崛起，其對外影響逐漸加強：龍山前期陶寺文化的發展程度難有其匹，其文化影響至少及於中原龍山文化大部地區，頗有核心文化的樣子，或許已經進入雛形王國階段[25]；龍山後期王灣三期文化向周邊大幅度擴張和強烈影響，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以及中原文化範圍的空前擴大。總體上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又大致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文化圈。

八

約公元前1800~前1300年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王國時代。

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從中原核心區向外強勢影響，使得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調整，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再次交融聯繫成更大範圍的文化共同體，其空間結構自內而外至少可以分為4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鄭洛核心區，有二里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超大型中心聚落和成組大型宮殿，擁有較多體大精緻的青銅禮器和玉禮器。第二個層次主要是黃河中游和淮河流域，偏晚還延伸到黃河上游和長江中游，也就是核心區之外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分布區，有東下馮、垣曲商城、台西、盤龍城等大型中心聚落和若干區域性中心，青銅禮器、玉禮器體小量少且不如核心區精緻。第三個層次是周圍的黃河下游、長江下游、長江上游、北方地區和東北地區，包括岳石文化、馬橋文化、吳城文化、三星堆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有城子崖、吳城、三星堆、石峁等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地方中心，有少量青銅禮器和玉禮器。第四個層次是再外圍的華南地區、西北甘青寧地區、東北北部地區，包括黃瓜山文化、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等，缺乏高級別聚落和禮器。此時中原腹地偉大復興，達到四海之內唯我獨尊的真正的王國階段，周圍各層次文化則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原腹地的制約和影響。中國大地上再度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在空間範圍和統一性方面得到顯著發展。這個時代可稱「二里頭—二里岡時代」。

此時西北地區畜牧經濟和青銅文化迅猛發展，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廣大北方地區迎來了人類發展的高潮，並刺激和推動了中東部地區青銅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這是自從「新石器時代革命」以後中國文化格局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堪稱一次「青銅時代革命」[26]。當時中國青銅器大致可分為兩大傳統，一是以工具、武器、裝飾品為主的西方或北方傳統，二是以容器、武器為主的中原傳統。另外，甲骨文系統—古漢語文字系統於此時正式形成。

二里頭—二里岡時代社會發生重大變革，以中原和西方兩種社會發展模式最具代表性。中國中東部廣大地區—早期中國主體區的社會發展以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為代表。中原核心地區出現超大型中心聚落，周圍各地區湧現出不少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地區中心。出現專門的宮城和成組宮殿，反映已經初步形成宮室制度。青銅器、玉石器、陶瓷器、漆器、骨器等製作技術高超且更加專業化，社會分工顯著發展。總體看中國中東部社會出現顯著的社會變革，已經進入成熟文明社會階段；在宮室、墓葬、器物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世俗性、層級性和秩序性，當為禮制日漸成熟的反映；以前社會發展三大模式逐漸融合，形成新形勢下的「中原模式」，且範圍幾乎可以囊括中東部各地。而西部邊緣新疆地區則是另一番景象。諸文化一般都有大規模公共墓地，墓葬在大小和隨葬品數量方面都沒有明顯差異，總體顯示出較為平等的氏族社會的景象。這些文化還流行偶像崇拜，工具、武器發達而缺乏禮器的現象也與中原全然不同。總體上代表一種新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出現，或可稱之為「西方模式」。

九

總體來看，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根植於舊石器時代，萌芽於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於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經歷了古國時代、王國時代等發展階段。早期中國存在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整體思維、祖先崇拜等區別於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質，具有有主體有中心的多元一體文化結構，經歷了有起伏有分合的連續發展進程。文化上早期中國特徵特質的形成，與中國相對獨立、廣大多樣、以兩大河流域為主體、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地理環境有莫大關係；而其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也都與自然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這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氣候暖濕引起中原文化的蓬勃發展和早期中國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氣候轉冷造成初始文明社會的全面興起，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冷期則引發中國的「青銅時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現。究其原因，無論是氣候轉暖或趨冷，相對於地理環境廣大多樣的早期中國來說，並非整體趨於適宜或惡化；氣候變遷本身並不能引起整個早期中國文化的興盛或衰落，只是為文化變遷提供契機。

全文完

本文原載於《江漢考古》2015年03期

注釋

[1]韓建業：《論早期中國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現象》，《史林》2005年增刊，第65~71頁。

[2]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頁。

[3]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頁。

[4]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第161頁。

[5]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1989年；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頁；吳新智：《從中國晚期智人顱牙特徵看中國現代人起源》，《人類學學報》第17卷第4期，1998年，第276~282頁；王幼平：《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13~316頁。

[6]蘇秉琦：《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14~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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