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審美

自然成為文學的審美對象，幾乎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從古人仰望浩瀚的星空思考生命起源的問題開始，自然就已經進入文學審美領域。

在人類文明早期，人類完全依賴自然界生活，無論是狩獵採集還是農耕畜牧，天時地利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各種自然災害作為可怕的力量，逐漸演化為圖騰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先民們把某種動物看作是自己的親屬和祖先，禁止打殺、獵食，還把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石草木火等自然物尊奉為神明，對其頂禮膜拜。

在反映人類童年時期的神話傳說以及口傳文學中，可以看到這種圖騰崇拜和自然崇拜現象，如黃帝族以熊、羆等動物為圖騰，商族以玄鳥為圖騰，夏族以熊、魚為圖騰。《淮南子》中記載了「石破生夏啟」的傳說。大禹治水時化身黃熊在山下奔忙，他的妻子給他送飯時撞見，受驚變成石頭，當時她已經懷有身孕，大禹急忙對石頭高喊「還我兒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啟生」。啟母石至今仍矗立在嵩山。

到了農業文明階段，人類的自然觀褪去了盲目崇拜和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特徵，在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改造實踐中增強了理性認知和主導性情感。文學表現出了探索世界本源的哲學意味和對自然的尊重熱愛，如老子說：「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自然看作萬物之母及世界運行的最高法則。後來，莊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的樸素生態觀。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論述，洞察到自然對人的精神品性的塑造功能，是對自然認識的一大進步。

漫長的農業文明歷史產生了大量歌詠自然山水和表達「天人合一」願望的詩詞歌賦，專門表現自然風光和田園生活趣味的山水田園詩應運而生。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詩句，表達了無數中國傳統文人士子在田園趣味中寄予高潔精神追求的人生選擇。此時的自然，不僅是簡單地提供給人類生存本源的母親形象，還被賦予了撫慰心靈和寄託情感的精神文化功能，彰顯出文學對自然的理想化表現趨勢。

從宏觀歷史角度看，文學中的自然書寫發生重要轉變是在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後。伴隨自然科學的進步和人類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工業文化。

歐美等國家經歷了工業文明的初步發展後，開始反思人類遠離土地和自然的生存發展方式。很多詩人、作家隱居在鄉野，觀察和記錄植物特性，把自然的奧秘、生命的啟示和人生哲思融於一體，創作出了大量歌詠自然和反思工業文化的文學作品。

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隱居英國中西部湖區長達50餘年，潛心與自然交流並抒發對自然的熱烈讚美之情，自然「用寧靜和美打動」人，雛菊教人「在困難時候不喪失希望」，水仙花「把孤寂的我帶進天堂」「春天樹林的律動，勝過一切聖賢的教導」。美國作家梭羅隱居在瓦爾登湖畔的一座小木屋裡觀察自然、思考人生，「大自然遠離人煙，獨自繁茂著。如果你談論天堂，那就是在侮辱大地」。產生於18世紀的這些浪漫主義文學作品，是人類在科技發展背景下，主動回歸自然、對自然深入體察後的真情流露，也暗示出現代人對工業文明生活的厭倦和返璞歸真的精神訴求。

現代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深入超出了自然的承載能力，從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爆發，文學不再是對田園牧歌、清風明月和天人合一的美好想像，而是開始表現出人與自然的疏離對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後果。艾略特不僅感性地描寫了文明的荒原，還理性地預言人類必然會為今天的物質進步付出代價。勞倫斯的小說表現了工業文明嚴重摧殘了自然，也嚴重摧殘了人類的美好天性。列昂諾夫在《俄羅斯森林》里這樣描寫人類對森林的殘暴行徑：「進步摟抱著利潤闖進針葉林，一路上留下的是殘根倒木。」

美國作家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於1962年出版，作者藝術地向世人展示了自然的美麗神奇，並以大量事實和科學依據揭示了濫用殺蟲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激烈抨擊了利用科技征服自然、統治自然的發展方式和價值觀念。卡森的作品從根本上質疑機械論的自然觀，直接推動了世界範圍內生態思想的確立，這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被視為現代生態文學的濫觴。

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是人類已經掌握一定的自然規律以後，重新倡導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藝術形態。與樸素生態意識下歌詠自然的文學創作相比，它以生態學知識體系和整體論哲學觀為思想支撐，把自然、社會與人類看成一個整體生態系統，強調維護整體生態結構的穩定發展。因而，揭露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確立生態整體論價值觀是生態文學的思想要義。

伴隨現代化進程的世界性蔓延，現代生態文學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逐漸擴展，現代化發展中的功利主義傾向、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發掠奪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生態危機等主題，都在對自然的審視中得以深入思考和表現，自然在文學中釋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態啟蒙的思想力量。

新世紀以來，中國作家創作的《懷念狼》《銀狐》《老虎大福》《豹子的最後舞蹈》《藏獒》等作品，以狼、狐、老虎、豹子、藏獒等野生動物的命運遭遇為敘事主體，側重表現動物的精神世界和物種尊嚴，並以它們瀕危的生存狀態映照出人類的過度自私，昭示出自然界物種多樣性的重要意義以及構建現代生命倫理的迫切性。

現代生態學的發展使人類清醒地意識到，在無限的宇宙中，人類不過是渺小而短暫的存在。自然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卻不能沒有自然。人類企圖通過征服自然進入持續進步狀態並享受終極幸福和快樂的想法，不過是資本主義工業神話製造的幻想。只有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實現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人類才能獲得永續生存發展。

這種現代生態觀深刻改變著文學的自然面貌，大自然帶著原始的神聖性和神秘色彩重現文學審美視域。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鄂溫克族最後一個酋長的女人視角，講述大興安嶺林區遊獵民族的生活史詩。敖魯古雅鄂溫克部落以放養馴鹿為生，他們的一切都來源於大自然的恩賜，萬物有靈的原始薩滿教主宰著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與自然和諧共存，但也面臨著現代化的命運。作品中要表現的主角是「自然」，它呈現出原始的「大地母親」「生命搖籃」的無私神聖的特徵，同時也充滿了人類無法解釋、不能征服的神秘色彩，充斥部落日常生活的習俗、禁忌、死亡和宗教儀式等，表明了自然的深邃和偉力。但作品並不是以這種書寫方式，引導人類返回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追求低層次和諧，而是意在喚醒人類敬畏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觀念，為深陷現代化迷途的痛苦心靈尋找「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踏著這個階梯，人類能夠走向更加美麗的生態文明世界。

從宏觀角度看，人類文明史上的自然觀深刻影響著文學中的自然表現，但是文學中的自然又絕不僅是特定歷史階段自然觀的附庸和圖解。從原始蒙昧的自然崇拜，到主動的歌詠讚美自然，再到當下以藝術方式倡導生態整體價值觀，可以看出，文學對自然的表現已經超越觀念闡釋和現實功能層面，表現出反駁現實功利主義企圖和詩意創造未來的詩性特徵。

在現代生態學逐漸滲透到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生態經濟學、生態社會學、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等新的學科相繼產生的背景下，生態文學的存在意義和獨特價值顯得尤為重要。在生態文明的引領下，自然審美必將擁有更加開闊的思想視野和更具創造性的藝術表現，以生機盎然的綠色生命空間，托起人類在大地上詩意棲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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