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每一位愛寵人，請了解下困難重重的TNR
寫在前面
關心小動物的人都能發現，身邊的流浪貓越來越多了。對於這種現象，借鑒國外經驗，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是——TNR。
然而事實上，我們發現TNR困難重重。
民眾不了解，組織缺乏資金，沒有法律支持，都成為橫亘在TNR面前的現實問題，因此，「一聞」今天想要和大家科普並直面的，就是內地的TNR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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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追光」打在「奶牛媽媽」身上，此時它正小心翼翼地吞食地上拌了罐頭肉糜的貓糧。
在它頭頂一米多高的位置一個綠色網兜正在緩緩靠近。它似乎有些不安，但飢餓終究難熬，略一遲疑便又低頭繼續享用這難得的「加餐」。
說時遲，那時快，網兜突然壓了下來，把「奶牛媽媽」全身罩住。縱使它如觸電般跳了起來，也無法掙脫那個網兜。
一個瘦高的男人利索地把罩住「奶牛媽媽」的網兜從將近2米長的不鏽鋼手柄上拆了下來，連貓加網兜一起裝進一個不透光的布袋裡，緊緊紮好袋口，然後騰出手來關掉了咬在嘴裡的小手電筒打出的「追光」。
「奶牛媽媽」原本的生活就在這一晚「謝幕」了。
用TNR解開流浪貓難題
6月6日晚上，在上海黃浦區的一個高檔住宅社區里，這個瘦高男人幾乎「兜不虛發」，一共抓獲了13隻寄居在此的流浪貓，多次懷孕產崽的黑白花母貓「奶牛媽媽」是當晚「束腳就擒」的最後一隻。
瘦高男人花名「石頭」，是上海TNR圈子裡赫赫有名的「捕貓達人」。這次他是應社區居委、物業和救助流浪貓的公益組織FN小組的邀請來這裡抓捕流浪貓。
所謂TNR，是英文單詞Trap（抓捕）、Neuter（絕育）、Release（放歸）的縮寫。這是一種目前被國際動物保護組織所廣泛認同並接受的有效控制流浪貓數量的措施。
當晚，石頭用網兜抓捕流浪貓的現場。
在實施TNR的標準流程中：
首先，公益組織會通過和小區喂貓人合作，進行流浪貓群數量統計，並用食物引誘，通過使用捕貓籠、網兜等工具捕捉流浪貓，並馬上用布袋隔絕流浪貓與外界的聯繫，促使其在黑暗狹小的布袋內停止掙扎，減少應激反應。
隨後，志願者會將捕獲的流浪貓送到正規動物醫院進行絕育手術。在絕育手術完成後且還在麻醉狀態中剪去貓咪耳朵尖的一小角以做記號，用於日後辨識該貓咪已做絕育，避免重複接受手術的可能。同時也會給流浪貓注射狂犬病和貓三聯疫苗。
最後，則是把完成絕育手術的流浪貓儘快放回到原來熟悉的環境中，繼續由愛貓人士定點餵食、喂水。
「我們小區流浪貓產生的問題還是蠻多的。」協助「石頭」抓捕流浪貓的社區物業經理手裡提著一袋貓對身旁FN小組的負責人琳琳訴苦說。
整個社區有三四十隻流浪貓，之前有流浪貓喜歡在地下車庫裡的車頂上便溺，車主頻頻投訴，但物業也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加上貓在發情期的慘叫和廝打，以及在社區車道上穿行所帶來的交通安全隱患，讓社區內不少居民遷怒於餵養流浪貓的居民。
上海某公園內，等待救助人前來餵食的流浪貓們。
而更嚴重的流浪貓傷人事件在全國各地也時有發生。
2012年6月4日，北京市民肖某遛其所飼養的狗時未拴狗鏈，在路過育仁里二號院 4 號樓5門101室喬家門前，肖某所遛的狗與一隻貓發生撕咬，之後肖某為保護自己的狗，到兩隻動物之間將貓踢開，在此過程中肖某被貓抓傷。
該貓為一隻流浪貓，喬某有投食餵養行為。肖某為治療花去醫藥費1815.75元、交通費70元。
北京法院經過二審後，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動物」和「對動物的決定權」兩項標準，認定喬某雖不承擔管理責任，但是必須承擔由餵養小貓所帶來的危險影響（危險影響與肖某受傷之間有因果聯繫）而必須承擔50%的責任。
根據2010年的統計估算數據顯示，中國伴侶動物和社區動物總數量在1.5億隻左右，其中貓只在5,000到6,000萬隻之間。[1]
與狗相比，貓的繁殖能力驚人，母貓生長到6個月就達到性成熟，性成熟後每年可以生育2次，每次生育2隻到5隻幼崽。
流浪貓媽媽，和她身後剛剛出生不久的小貓。
對於毫無計劃生育概念，也不可能有主動避孕措施的流浪貓來說，每次發情期過後都會多出一窩幼崽。
有人推算過一對流浪貓在5年里繁殖的後代如果全部存活的話，總和將超過35萬隻。[2]
當然在實際情況下，戶外生存環境不可能讓流浪貓幼崽全部存活，未絕育流浪貓的預期壽命一般也達不到5年。
由於流浪貓往往靠人類廚餘垃圾、污水為生，也不可能定期注射疫苗，因此成為傳播狂犬病、弓形蟲病等人畜共患病的潛在媒介。
據相關統計顯示，我國居民感染狂犬病的病例中約有1%~7%源於被流浪貓咬傷或舔舐，[3] 而在上海一項針對犬貓感染弓形蟲的研究則發現樣本中的43隻流浪貓弓形蟲陽性率為100%。[4]
上海某公園內，缺了一顆牙的流浪貓。大多數流浪貓的健康問題都頗為堪憂。
除了具有傳播疾病的潛在風險，貓的獵食習性還會造成鳥類和其他小型動物的大量死亡，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而流浪貓在街道馬路上肆意穿行，也會擾亂交通秩序，可能使車輛由於緊急躲避導致交通事故。
實施TNR則能夠最大程度降低流浪貓帶來的負面影響。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如果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戶外環境（如社區、公園、校園等），對70%的流浪貓進行TNR，那麼流浪貓的繁殖速度會得到明顯抑制，如果TNR接近100%，那麼流浪貓總數則會呈下降趨勢。TNR的成本也低於依靠政府捕捉收容安置流浪動物並進行無害化處理的成本。
通過TNR，流浪貓在數量減少的同時，健康狀況也能得到改善，不再會出現由於爭奪食物、標記地盤、發情求偶而出現的諸如廝打、便溺、號叫等擾民行為。這樣也能夠避免喂貓人士與反對喂貓人士之間的衝突。
其實造成流浪貓問題的根源的確在於人，但是卻不能簡單歸結為有人投喂流浪貓。
城市裡最初的流浪貓來自於被遺棄或者走失的家貓，可以說流浪貓問題的始作俑者其實是那些不負責任的家貓飼養者。
救助流浪貓的現實困境
「我發現要整合資源去做救助流浪貓這件事情很難。」正榮公益基金會的「隱秘王國流浪貓救助專項基金」負責人姜姍感嘆道。
這個難不僅在於資源有限，公益組織之間競爭多過合作，而且更難的是很多救助人、領養人其實並不真正理解TNR的本質，也並不理解救助流浪貓需要各方都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2018年正榮公益基金會收到一位捐贈人的定向捐贈，項目針對的是基金會之前從沒有接觸過的動物救助領域。
於是姜姍對形形色色救助流浪貓的公益組織進行了考察調研，最後確定了FN小組社區救助流浪貓宣教、藍絲帶社區TNR眾籌以及「上海高架動物救助」疫苗接種這三個與TNR都有關聯的項目。
雖然TNR的效果毋庸置疑，但是面對城市裡成千上萬的流浪貓，以及不斷被丟棄新加入的流浪貓，大多數公益組織都會覺得捉襟見肘，而缺少穩定的資金來源則是他們最現實的痛點。
由上海某公益組織，組織的線下流浪貓狗領養日活動。 貓籠里關著的皆為救助者救助的流浪貓。
從法律上來說，凡是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公益組織是不能夠公開募集資金用於流浪貓救助的。
即便是「上海高架動物救助」已經獲得了相關政府部門的支持，但是由於不適用於《慈善法》中關於公開募集資金的條款，這個項目募集的資金只能轉入上海市新虹橋公證處的賬戶，以避免非議。
而更多救助流浪貓公益組織處於「灰色地帶」的公開募集資金則只能靠管理人員的自律來確保規範使用。並且，大多數公益組織因其鬆散的結構，導致在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督上都存在漏洞。
就在幾個月前，上海某公益組織就爆出一名志願者在微信群里曬自己救助的流浪貓身患重疾的照片與就醫材料，希望獲得群里其他志願者的捐款。
在捐款過程中，該群的管理人員發現就醫材料存在造假的嫌疑，在要求其出示醫療費用明細被拒絕後，管理人員通知了該公益組織的全體志願者，並且將募捐者踢出了該公益組織。
「後來有其他志願者找到了這個人的微博，發現他是個『慣犯』，每每以救助身患絕症的流浪貓需要購買昂貴的進口葯治療為由發起募捐。」
該管理人員慶幸自己發現及時，但對於該組織公信力的傷害卻遠比被騙取志願者們幾千元錢來得沉重。
救助人在上海某公園內定點放置貓糧。
如果說在救助流浪貓的人群中，處心積慮謀取私利的偽君子只是極個別人，那麼消磨寵物醫院醫生「熱情」與「信任」的救助人就要多得多了。
關愛寵物診所劉醫生從業十多年，早在2008年他就開始為流浪貓做公益絕育手術，而最近幾年反而越做越少了。
劉醫生有些無奈地表示：
「我以前曾經碰到過有個救助人阿姨把別人的家貓冒充流浪貓來做公益絕育手術，後來因為貓出現了一些問題，貓主人就找上門來要求我們賠償。」
有時候醫生也不能完全判斷出來做手術的貓是家貓還是流浪貓，這些都靠救助人的自覺。
可是在出了那件事情之後，他就再也不給那些「失信」的救助人做流浪貓公益絕育手術了。
之所以會有救助人拿家貓冒充流浪貓，是因為同樣的絕育手術，兩者之間的價格可能相差了2倍到3倍。
照片為李青菜拍攝的白短圓，左耳被剪去了一個小尖角證明她是已絕育並放歸（即經歷過TNR）的流浪貓。
然而即便是公益手術相對低廉的價格，有些救助人依然覺得被醫院「宰」了，並且對醫生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
上海貝康寵物醫院的江醫生就曾遇到過一個「難纏」的救助人。
他根據送來的流浪母貓的身體情況作了側切的絕育手術，雖然手術一切順利，但是救助人卻因為側切剃除的貓毛太多而投訴了他。這種讓江醫生哭笑不得的救助人也並不少見。
對於醫生個人來說，公益手術是分文不取的，而救助人支付的費用主要是用於流浪貓從術前到術後的用藥、醫療耗材成本以及寵物醫院的其他運營成本。
安安寵物醫院動物公益事務負責人、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韓世聰介紹說：
「在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給流浪貓做CCCP（Cat Colony Care Programme，貓只領域護理計劃，與TNR流程相同）是完全免費的，而且注射狂犬疫苗也是強制包含在內的。」
韓世聰曾經在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作為義工和正式員工工作過8年。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主頁，清晰地記錄著目前待領養的貓貓和狗狗。
在香港，CCCP之所以能夠做到完全免費，是因為愛護動物協會通過其治療家養寵物的醫療部門盈利來補貼CCCP，加上有香港賽馬會等企業長期贊助協會，香港政府提供租金較低的辦公大樓給協會，這才讓香港的流浪貓享受到免費的「福利」。
目前，安安寵物醫院在浦東和松江各有一所主要承接流浪動物絕育手術的公益醫院，這兩所醫院與TA上海、FN小組等多個公益組織進行合作，在2018年為超過1300隻流浪動物進行了公益手術，其中流浪貓佔了90%。
韓世聰希望未來安安寵物醫院可以像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那樣在救助流浪動物領域有更多作為。
在國內那些絕育後的流浪貓，並不一定都會被放歸，也有不少公益組織如BFC、TA上海、上海流浪貓救助小站等會通過線上和線下的形式組織領養活動，倡導用領養替代購買。
所有流浪貓的救助人和公益組織都希望被成功領養會是流浪貓幸福餘生的開始，但是誰也不知道流浪貓被領養後是否會「遇人不淑」又再次被遺棄。
不過至少我們知道很多像「奶牛媽媽」一樣的流浪貓在絕育手術後，再也不用忍受頻繁發情和生育的折磨，以及目送自己的幼崽一個個離去的痛苦了。
用法律為流浪貓撐腰
「喵嗚……」掛上電話前，陳潔律師從手機聽筒里聽到了能萌化人心的小奶貓叫聲。
陳潔律師是「上海高架動物救助」項目的發起人，從2018年7月開始截至2019年6月5日，她聯合志願者、交警、高架養護工人已經救助了422隻貓、11隻狗和1隻信鴿。
那天她接到電話並非通知她高架上又出現了流浪貓，而是一位負責中轉流浪貓的志願者被鄰居舉報，致使社區的居委、物業和城管要將志願者家中所有流浪貓強制轉移走。
所謂的中轉流浪貓，就是指有一些志願者願意在被救助的流浪貓找到合適的領養人之前，暫時飼養它們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根據領養人和流浪貓本身的情況可長可短。
陳潔律師表示：「遇到這種情況，有些志願者只能想辦法搬家。」
於是她馬上跟相關部門取得了聯繫，說明了這些流浪貓都是與交警、高架養護工人一起救下的，在這個社區只是作為暫時飼養，不會影響到居民正常生活。
因耳朵受傷，在被救助人救助後，放在家中休養以等待領養的中轉流浪貓。
很快相關部門的態度就發生了轉變，社區物業甚至提出能夠為這些流浪貓提供一個倉庫寄養。這其中的微妙之處就在於法律支持。
在2018年7月陳潔律師給相關政府部門寫信建議解決「高架貓」問題時，就從維護交通安全，懲治「高架拋貓」這種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出發進行了可行性論證。很快就得到了相關政府部門的積極響應和支持。
如果要從保護流浪動物的角度去跟相關部門溝通，這個問題則會成為解不開的死結。因為在我國內地現行的法律並不能覆蓋到流浪動物的權益。
比如2017年1月1日新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是自1989年該法實施至今第一次修訂，但修訂後的法條依然沒有將城市流浪動物囊括在保護範圍內。
其實早在2009年9月，中國社科院常紀文教授領銜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向全社會公布，該建議稿保護對象涵蓋所有的脊椎動物，對各類脊椎動物福利保護都進行了細緻地規定，但何時能夠真正頒布實施還是個未知數。
上海的線下領養日活動里，在一名領養人懷裡睡著的被救助的小流浪貓。
與中國內地相比，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動物保護法規則已經走在了前面。
香港目前有《香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香港動物羈留所條例》、《香港法律之貓狗條例》、《香港危險狗只規例（豁免）公告》。
澳門則禁止虐待遺棄動物，禁止人為地促成動物搏鬥，禁止出賣未滿齡的寵物幼崽，禁止殺害貓狗販賣其肉，並且飼主還應對寵物盡到照管責任，同時不打擾到周圍群眾的居住環境。
對於違反法令的公民，處刑事責任，最高刑期三年監禁，罰款金額最高可達10萬元。澳門用刑法來處置嚴重虐待動物和遺棄動物等行為，幾乎就是把對動物的傷害等同於對人的傷害。
「在香港虐待動物的事情非常少見。」安安寵物醫院公益部門負責人韓世聰頗為故鄉的動物保護氛圍感到自豪。
他的手機里保存著一份香港《明報》最近的報道，是關於香港正在就修訂《香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進行公眾諮詢，修訂擬將「任何人若殘酷對待動物（如殘酷地打和踢動物、盛載動物的箱或籃體積過小令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可罰款20萬及監禁3年」中的監禁期「增致最高10年」。
在大部分城市，流浪貓只能靠愛心救助人、公益組織自發進行餵養，救助，TNR。
然而對於陳潔律師來說，她現在手裡還沒有這些強有力的「法律武器」，她能做的更多是依靠現有的法律「曲線救貓」。
比如2016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該法也沒有把救助流浪動物的公益行為定義為慈善活動，但是陳潔律師還是找到了兩個突破口。
「我正在與民政部門協商，希望可以推動民政部門確認凡是與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人的切身利益相關的動物救助屬於《慈善法》里慈善活動的範疇。
這點如果能夠落實，那麼我們就可以聯合更多力量去減少在道路上拋貓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去阻止捕捉宰殺流浪貓冒充牛羊肉販賣侵害食品安全的行為。」
正如陳潔律師和很多救助流浪動物的公益組織所期望的那樣，今年5月江蘇鎮江丹陽法院宣判的一起跨區域毒狗案起到了很好的震懾示範作用。該案被告人劉某等16人分別被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六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並處55萬至幾千元不等罰金，附加公益索賠560餘萬。
可見，在缺失流浪動物保護法律的情況下，如果公益組織想要去維護流浪貓的權益，就要充分利用現有的以維護人的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來「曲線救貓」。
雖然真正執行起來，依然會遇到很多問題，但至少，這兩個突破口會是我們救助流浪貓的希望所在。
很多時候，流浪途中能找到一個好夥伴，對流浪貓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如果說造成流浪貓問題的根源是不負責任的飼養人，那麼讓流浪貓問題遲遲得不到妥善解決的最大障礙則是亟待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
只有當包括流浪動物主體在內的法律法規更為完善的時候，才會有更多社會資源投入到救助流浪貓的公益活動中去，讓人與流浪貓能夠更加和諧共處。
聖雄甘地曾說過，「看一個國家是否文明，就看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待動物的態度。」
流浪貓問題因人而起，也只能因人而解，TNR也許正是我們與流浪貓共同的救贖之路。
特別感謝：
本文由「一犬一話」特約記者張弛，獨家專訪BFC、FN小組、TA上海、上海高架動物救助、上海流浪貓救助小站、安安寵物醫院、貝康寵物醫院、關愛寵物診所、正榮公益基金會（排名不分先後）後撰寫，並感謝相關機構、相關人士對本獨家報道的支持。
References：
[1] 粘曉洋，我國流浪動物法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6
[2] 艾比蓋爾·塔克，人類「吸貓」小史[M]．黃竹沁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4∶71
[3] 張 菲，張守峰，唐青，唐建蓉，劉曄，扈榮良，我國狂犬病現狀與防控意見[J]．中國人獸共患病學報．2010,26（4）
[4] 陳傑，上海市寵物犬、貓的弓形蟲流行病學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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