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升：田中慶太郎與《永樂大典》的流傳

田中慶太郎（1880-1951。以下簡稱田中）是日本近現代著名的書商，其書店文求堂在中日古籍流通中起著重要作用。田中在回憶其搜羅《永樂大典》（以下簡稱《大典》）的「業績」時曾說：「前面說到的羅叔言（羅振玉）來住京都時，經董授經（董康）仲介，我們文求堂買下了十冊。當時，各圖書館等單位，也只是作為範本買下一冊而已。當時，一冊作一百五十日元左右，當然這是寫本。我到北京去的時候，也不斷購買，到地震前後一共買了二十冊。其中五六冊轉賣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另外，前後三次共賣給東洋文庫十五冊。東洋文庫還有得自莫里遜舊藏的，大約一共收集了近二十幾冊的《永樂大典》。近年來，不再有藏本陸續出現，因此，它的價值越來越貴起來。今天，一冊大概要值五六百日元。《永樂大典》在英、美、法等國也被收藏有數十冊。」可以看出，田中經董康仲介得到十冊《大典》，而後又自己從北京搜購得二十冊《大典》，以上即為田中 經手之全部《大典》（三十冊）。那麼，這些《大典》具體包括哪些卷次呢？除了流向東洋文庫、美國國會圖書館外，還流向了哪裡呢？是否仍存於世呢？本文主要想談談以上這幾個問題。

一、來自董康的十冊

董康（1867—1947），字授經，自署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曾任清刑部主事，民國司法總長、財政總長，1937年後，出任華北偽政府最高法院院長等職，抗戰勝利後遭逮捕，死於獄中。董康先後多次至日本，與日本學人、書商交往密切。辛亥革命爆發不久，董康即避居日本京都。董康於1912年9月底從日本回到北京，在北京購得《大典》十七冊後，於11月底帶到日本。據董康《與繆荃孫書（五）》云：「今聞杏公辦圖書館，如欲收真正宋元善本，侄亦可割愛，以為將來生活之需。又前在北京購獲《永樂大典》十七冊，今尚存七冊，此為圖書館無上之好標本，元價系一百卅元至一百五十元不等，擬每冊作實價二百元。……以上三事，敬懇吾丈代為紹介是叩。」此信還提到其時羅振玉在日本京都的新居剛落成、去歲北京之行、本年三四月間擬回常州等事，而據相關記載可知，羅氏新居落成在1913年1月，因此，此信應作於1913年1月。也就是說，董康剛從北京回到日本沒多長時間，即已售去了《大典》十冊。這十冊應該就是上述田中慶太郎所說的經董康仲介所得的那十冊。其餘的七冊，則由董康直接在日本銷售，其出售時間都在1913年1月之後。

從田中所述看，董康輸入《大典》應該是《大典》正式輸入日本的開始。因此，最早（約在1912—1917年之間）入藏《大典》的日本各圖書館和私人，其所收藏的《大典》有可能均來自於董康輸入的那十七冊。由於《大典》在日本書市中還是新事物（首次輸入），且董康輸入的《大典》較多（達十七冊），售價又較高（一百五十元左右），而董康畢竟對日本的情況不是太了解，因此，其將部分《大典》轉讓給田中來銷售應是可以理解的。當然，董康選擇田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一方面他們兩人本就相熟，另一方面，文求堂是當時日本經營中文圖書的最大書店。由於田中也是書商，而且購買較多，因而董康可能只是低價將《大典》轉讓給田中，每冊或較一百五十元要低一些，故田中出售的價格也不是很高，大致是每冊一百六十—二百元。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應該都是源自這十冊。

那麼，轉讓給田中的這十冊《大典》又流向了哪裡呢？

［一］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三冊（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三冊《大典》（卷2398—2399，卷7303—7304，卷14628—14629），據富田升《近代日本漢籍的流入》記載，其流傳軌跡為：文求堂—富岡謙藏—天理大學圖書館。富岡謙藏(1873—1918)，字君撝，日本名畫家富岡百鍊(鐵齋)之子。這三冊應該都是富岡謙藏1918年之前購入的。另外，此三冊亦被岩井大慧《袁氏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補正》（1940年）所著錄，收藏地均為天理大學圖書館。因此，天理大學圖書館入藏此三冊應在1940年之前。

關於田中與上述三冊的關係，富田升在書中並未詳細交待。不過，《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三年六月）》正好收載了其中一冊：《永樂大典》卷7303—7304，二百元。大正三年為1914年。因此，富岡謙藏收得此冊約在1914年或稍後。此外，內藤湖南《憲台通紀考證》載：「後來，東京的文求堂也在北京得到幾本（《永樂大典》），由富岡謙藏氏收藏了。」此文發表於1917年，因此，富岡謙藏購買這幾本《大典》應該是在1917年之前。目前我們只知道富岡謙藏曾收藏過上述三冊《大典》，而且這三冊的購買時間都在1918年之前，因此，從時間和數量上來看，內藤湖南所說的那幾本《大典》應該就是上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那三冊《大典》，而且都購自於田中文求堂。

需要注意的是，內藤湖南說這三冊《大典》是田中從北京搜得的。其實，這一表述是不夠準確的。據董康《與繆荃孫書（四）》云：「侄以二千一百餘元收得十七冊，中惟《蘇轍年表》《憲台通紀》正續各一卷尚成片段，此外關涉古地誌者亦佳。」目前存世的《大典》殘本中只有卷2398—2399一冊完整地收載了《蘇潁濱年表》（即《蘇轍年表》），因此，富岡謙藏購買的卷2398—2399一冊肯定是董康輸入日本的十七冊之一。既然此冊是經由文求堂售給富岡謙藏的，因此，該冊肯定是董康轉讓給文求堂的十冊之一。而且，據內藤湖南的表述看，富岡謙藏購買的那三冊《大典》的來源都是一樣的，又屬於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參前述，田中早期出售的《大典》應該均來自於董康），因此，這三冊《大典》中的另外兩冊也應該是董康轉讓給田中的那十冊之中的。當然，董康的十七冊《大典》都是從北京搜求來的，田中對購買的人（如富岡謙藏）不說來自董康而直接說來自北京，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二］美國國會圖書館一冊（卷6831—6832）、下落不明一冊（卷18628—18629）

前引《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三年六月）》除收有卷7303—7304一冊《大典》外，還收有另外兩冊《大典》：卷6831—6832（售價為一百六十元）、卷18628—18629（售價為二百元）。從出售時間和價格看，既然卷7303—7304一冊來自於董康，那麼，另兩冊也應該來自於董康。據此還可以看出，儘管董康的十冊《大典》是一次性轉讓給田中的，但田中卻是陸續售出的。

卷6831—6832一冊並沒有在1914年售出，因為1915年4月的《文求堂唐本目錄》還收有這一冊：永樂大典卷6831—6832，十八陽王部，一大本，壹百伍拾圓。較之上一年，其售價還降了十元。1915年夏天，施永高從田中之手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了此一冊。袁同禮《〈永樂大典〉考》（1923年11月）著錄此冊的收藏地即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此冊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卷18628—18629一冊，現下落不明，可能已佚。

［三］存疑三冊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舊上野圖書館）一冊（卷2279—2281）

卷2279—2281一冊現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據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載該冊《大典》的流傳線索為：董康？—舊上野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求購」的書印）。大正二年為1913年。上野圖書館，即上野帝國圖書館，是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前身。也就是說，上野圖書館是在1913年購入該冊的。如前所述，早期在日本銷售的《大典》，基本都來自於董康的十七冊，因此，富田升也認為：從出售時間上看，該冊應該是董康的十七冊之一。不過，富田升對此又不敢肯定，故在董康名下打了一個問號。另據相島宏《國立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保存和利用及日本的研究情況》提到：該冊是上野圖書館於1913年從書店採購的。當時日本出售《大典》的書店只有文求堂，因此，如果是購於書店的話，應該就是指文求堂（其早期出售的《大典》也來自於董康）。但是，購於書店的說法並不一定準確，因為其依據可能即是前引的「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求購」印記，但該印記並未表明是購自書店還是個人。因此，本人認為，從出售時間上看，該冊確實應該是董康帶到日本的十七冊之一，但究竟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上野圖書館的，則不是很清楚。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一冊（卷8647—8648）

卷8647—8648一冊現藏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這一冊的情況和上一冊類似，富田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載該冊大典的流傳線索為：董康？—大阪府立圖書館（登錄日為「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標價「二〇〇元」）。大正二年為1913年。富田升認為，從出售時間和價格上看，該冊應該是董康的十七冊之一。不過，富田升對此也不敢肯定，故在董康名下打了一個問號。參照上一冊的情況，本人認為，該冊確實應該是董康帶到日本的十七冊之一，但究竟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的，也不是很清楚。

東洋文庫一冊（卷6826—6827）

據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載，1920年前，東洋文庫購入的《大典》中包含有卷6826—6827一冊，該冊有「雲村文庫」印記。「雲村文庫」印記，是東洋文庫顧問和田維四郎（1856—1920，號雲村）的印章，因此，該冊應該原屬於和田氏，然後於1920年之前歸東洋文庫。至於和田收進此冊的時間，則應該遠早於1920年。如前所述，早期在日本銷售的《大典》基本上都是董康帶去的十七冊之中的，因此，此冊也很有可能出自董康的那十七冊。不過，此冊是由董康還是文求堂售給和田的，則不太清楚。

綜上，我們比較明確地考出董康轉讓給田中那十冊《大典》中的五冊。餘下的五冊，可能也都售歸了日本圖書館或個人（其中可能包括上述存疑之三冊）。

二、從北京購得的二十冊

［一］第一次十一冊

據前引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載，1920年前，東洋文庫董事石田干之助從東京有名的書商文求堂田中慶太郎處一次性購買了《永樂大典》十冊。這十冊包括：卷19416—19424，四冊，卷19425—19426，一冊，卷6826—6827，一冊（該冊有「雲村文庫」印記），卷5199—5205，四冊。本人認為，東洋文庫確實在1920年之前一次性從田中手裡購買了十冊《大典》，但並不完全是上述的十冊，其依據為：

其一，如前所述，「雲村文庫」印記，是東洋文庫顧問和田維四郎的印章，因此，該冊應該原屬於和田氏，後於1920年之前歸東洋文庫。至於和田收進此冊的時間，則應該遠早於1920年。

其二，據《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載：「《永樂大典》，現存共十九卷，五千元。」其中包括：卷5199—5205,四冊；卷9561，一冊；卷19416—19426，五冊。大正七年為1918年。除卷9561一冊外，其餘九冊與石田干之助所購的九冊完全相同。而且，這十冊現均為東洋文庫收藏。因此，石田干之助所購的十冊應該就是《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載那十冊，其購入時間即為1918年。

總之，東洋文庫從田中之手購入的十冊《大典》為：卷5199—5205,四冊；卷9561，一冊；卷19416—19426，五冊。這十冊《大典》是田中於1918年9月從北京購回日本的。關於此事的詳細情況在《張元濟書札》中有相關記載，例如：

張元濟「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十九日）云：「寶瑞臣同年收得《大典》可以見讓，聞之甚喜，如《經世大典》可以聯貫，或不聯貫而章節各有起訖者，弟願全得之。其輿圖兩冊如繪畫精細者，亦祈併購。但五冊躉買，價當稍廉。擬請減作八折，還乞婉商。如可見允，即請代為購定。」「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云：「《永樂大典》內《經世大典》未知能購入否？甚盼，甚盼。」「致傅增湘」（民國七年九月卅日）云：「瑞臣處《永樂大典》弟頗欲得之，前函已詳，並托伯恆轉達，務乞玉成。」「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三日）云：「《永樂大典》之《經世大典》三冊，地圖二冊，每冊百元，亦可購入。但需原裝，倘系改裝，則請從緩，已托伯恆轉告。弟既整購五百元，尚有郎字韻一冊，當然不及百元，可否以半數（即五十元 讓歸敝處。乞代商。購成即向伯恆處兌款可也。」「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六日）云：「瑞臣處《永樂大典》弟頗欲得之，曾托伯恆代達，不知已定議否？務乞玉成。費神，感謝。」「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日）云：「《永樂大典》五冊，想已如價購入，尚餘一冊，當然較廉，能以五六十元並得之否。」「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二日）云：「昨日肅奉一函，方謂《永樂大典》五冊必已由尊處代為購到，乃今晨得伯恆信，謂得公電話已經售與田中，書共八冊，得價千元云云。《經世大典》在我國已不可見，今竟有三冊之多，流入東邦，殊為可惜。故發去一電，文為：寶書八冊，請照東價壹竿截留，或酌加百番等語。此電即由伯恆譯呈，不知能仗大力挽回否。萬一不能，所有《經世大典》三冊，如與羅叔蘊所印者（似在《雪堂叢書 之內）不相重複，務乞代懇瑞臣同年允我借影一分，俾不至絕跡於中土。不勝感禱之至。如能借到，其書可即交伯恆代照。至托，至托。」「致傅增湘」（民國七年十月十八日）云：「《永樂大典》為田中攘奪而去，至為可惜。弟於十二日尚有一電一信，請加價截留，亦姑作萬一之想耳。十九日來書謂已成交，必更無望，但不知借影一層能否辦到？田中如在京，尚擬托伯恆與之商榷。公如可為力，並乞從旁贊助之。」「致傅增湘」（民

此外，《張元濟日記》中也提及此事：「（1918年11月1日）金佑之來雲，明日即行。……又托問，田中讓《永樂大典》中之《經世大典》，每冊墨銀一百四十元，均可代購。如不允托借抄。」

綜合上述記載可知：

1918年9月，寶熙所藏五冊《大典》要出售，張元濟希望傅增湘能幫忙議價、購買。10月初，張氏又知道還有郎字一冊《大典》要出售，也要買。10月12日，張氏知道一共有八冊《大典》被田中購買了；而且，施永高也得到了若干冊《大典》，應該是田中轉讓給他的。田中所得八冊共千元，冊均價為一百二十五元，較張氏所開之價（約百元）要高不少，因此，書歸田中也是正常的。

田中這次在北京購買的《大典》，其實即包括《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收的十冊《大典》，因為：其一，田中在北京搜得圖書回日本後，往往會很快發布在其所編的《文求堂書目》中。其二，《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收的《大典》中，就包括了含《經世大典》的五冊，以及含輿圖的兩冊（即卷5199，卷9561），這符合張元濟信中描述的田中所購《大典》的內容。還需要注意的是，田中將這次所得十冊《大典》帶回日本銷售，開價為五千元，冊均價為五百元，可見利潤是相當高的。

但是，張元濟信中提到此次出售的《大典》最多只有八冊，為何田中帶回日本的有十冊呢？這多出來的兩冊從哪裡來的呢？而且，從信中看，此次出售的《大典》還有郎字型大小一冊，但並沒有包含在田中帶回日本的那十冊中，又是怎麼回事呢？

本人推測，張元濟信中所提及的冊數並不能及時準確地反映當時北京出現在交易市場中的《大典》冊數，因為參與交易的《大典》冊數一直在變化（張氏信中提及的《大典》就從最初的五冊變為最後的八冊），而張氏身在上海，只能通過別人的信函來了解，有一定的滯後性與誤差。例如，他在上述信中提到含《經世大典》的《大典》有三冊，但是，在其另外的信中則提到有四冊。至於這次在京實際上出售的冊數，起碼有十二冊：田中帶回日本十冊，郎字型大小一冊，轉讓給施永高（其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採購）一冊（卷19785—19786）。由於張元濟信中只提到出售者為寶熙，而且含《經世大典》的五冊以及含《太原志》的四冊都是卷次相連的，因此，這次出售的十二冊《大典》應該都是出自寶熙。

總之，1918年10月初，田中在北京購得十一冊《永樂大典》，其中一冊（卷19785—19786）轉讓給施永高，其餘十冊即《文求堂唐本書目（大正七年十一月）》所載的那十冊：卷5199—5205,四冊。卷9561，一冊。卷19416—19426，五冊。隨後，田中將此十冊售予東洋文庫。

［二］第二次一冊

田中搜得的《大典》，還有一冊曾被越南河內遠東學院收藏。據《文求堂唐本目錄》（1922年2月）著錄：《永樂大典》卷8628—8629，十九庚行部，一本，三百圓。袁同禮於1929年所作《永樂大典現存卷數表續記》將該冊的收藏地著錄為：河內遠東學院。1930—1931年間，北平圖書館還從河內遠東學院得到了該冊的膠片。因此，河內遠東學院應該是在1922—1929年從田中手裡購入該冊的。

不過，岩井大慧《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新訂）》（1963年）將該冊收藏地著錄為：舊河內遠東學院，法國國民文庫。法國國民文庫，應即為法國國家圖書館。也就是說，該冊原藏越南河內遠東學院，起碼從1963年始即移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但是，目前本人並未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查到此冊，也未查到該冊現存何處，因而推斷該冊目前下落不明。

［三］第三次七冊

據朱希祖「致張元濟」（1926年9月19日）云：「近來京中官紳生計窘迫，不可名狀，善本書籍出售甚多，如《永樂大典》之佳者，中有未曾輯出孤本，共有八冊，先送至北海圖書館，館員吝於出資，皆為日本人購去，其他珍本為日本人購去者萬餘金，《大典》出至三百元一冊。」張元濟「致朱希祖」（民國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載：「《大典》未曾輯出之孤本最為可貴，今已為日人購去，亦只可成事不說矣。」張元濟「致傅增湘」（民國十五年九月卅日）載：「夢旦出示手書，知在都中得《大典》一冊，為未見之書，擬印行，甚善甚善。……京友函告，見《大典》有未輯書凡八冊，每冊三百元，已為日本人買去，與吾兄所見，其一耶，其二耶？」傅增湘「致張元濟」（1926年10月11日）云：「《永樂大典》擬在京印行，其書為台字，乃《南台備要》一 ，似無刻本。……《永樂大典》見者多已輯之書，貴友當有見耳。」京友，即朱希祖。朱氏所見的八冊，其實即傅氏所見者。

據上述可知，1926年北京市面上有八冊《大典》出售，而傅增湘得到了其中的一冊，即含有《南台備要》的台字韻一冊。至於另外的七冊，應該都被日本人購入了。這位日本人，應該就是田中。

田中將此七冊購回日本後，其中四冊很快即售予東洋文庫。東洋文庫於1926— 1927年新入藏的《大典》中，以下四冊傅增湘於1926年曾在北京經眼：卷7237—7238一冊、卷10539—10540一冊、卷10812—10814一冊、卷13139—13140一冊。可見，東洋文庫購入的即是以上四冊。

另外的三冊，其中可能包括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兩冊：卷15142、卷15143。這兩冊均於1925年出現在北京書市（傅氏經眼此兩冊是在1925年）。據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Chinese and Other East Asiatic Books Added to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26—1927」載，本年度（1926年7月1日—1927年6月30日）國會圖書館獲得了兩冊《大典》，即卷15142、卷15143兩冊。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獲得這兩冊的時間看，其很有可能是購自田中之手。至於田中購得的七冊之中的最後一冊，則不太清楚其最終的流向，但應該沒有賣給美國國會圖書館。

［四］第四次一冊

前述傅增湘於1926年在北京購得的台字韻一冊（卷2610—2611，內含《南台備要》），傅氏於1926年底將此冊影印出版後，即將其出售。該冊於1927年已入藏東洋文庫，推測是田中從傅增湘之手購入而售歸東洋文庫的，其出售時間應該較上述四冊稍晚，或已在1927年初。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目前考得田中經手的《大典》一共有三十冊，其中十冊來自於董康轉讓，另二十冊是其分四次從北京購得的：1918年購入十一冊（其中一冊轉讓給施永高），1922年購入一冊，1926年購入七冊，1927年購入一冊。

其二，這三十冊《大典》中，我們可以明確考得具體卷次的有二十四冊：卷2398—2399一冊，卷2610—2611一冊，卷5199—5205四冊，卷6831 —6832一冊，7237—7238一冊，卷7303—7304一冊，卷8628—8629一冊，卷9561一冊，卷10539—10540一冊，卷10812—10814一冊，卷13139—13140一冊，卷14628—14629一冊，卷15142一冊，卷15143一冊，卷18628—18629一冊，卷19416—19426五冊，卷19785—19786一冊。此外，還有以下一些卷次可能也是田中經手的：卷2236—2237一冊，卷2279—2281一冊，卷6826—6827一冊，卷8647—8648一冊，卷12929—12930一冊。

其三，這三十冊《大典》，主要流向日本（二十餘冊），其次流向美國（四冊），還有一冊流向越南（目前下落不明），另有兩冊下落不明。

日本（二十餘冊）：東洋文庫十五冊（田中自己說分三次共售給東洋文庫《永樂大典》十五冊，即上文考得的：1918年十冊，1926年四冊，1927年一冊）。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三冊。其餘有可能包括下面各冊：東洋文庫一冊（卷6826—6827，和田維四郎舊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野圖書館）一冊（卷2279—2281）、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一冊（卷8647—8648），小川廣己一冊（卷2236—2237），京都大學圖書館一冊（卷12929—12930，谷村一太郎舊藏）。

美國（四冊）：1915年夏天施永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一冊（為董康轉讓給田中的十冊之一），1918年田中在北京轉讓給施永高（代美國國會圖書館購入）一冊，1926—1927年間美國國會圖書館從田中之手購入兩冊。田中自己說其經手之《大典》有五六冊售予了美國國會圖書館，但實際上本人只考得上述四冊。因此，田中所述未必準確。

越南一冊：該冊於1929年前入藏越南河內遠東學院，可能起碼從1963年始移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但是，該冊目前下落不明。

綜上，這三十冊《大典》中，可考得其收藏地的有二十二冊，另有五冊可能也在日本，其餘三冊目前下落不明（其中卷18628—18629一冊可能已佚）。日本現藏《大典》殘本共六十冊，其中有二十餘冊是經田中之手入藏的。因此，田中慶太郎文求堂是《大典》輸入日本的主渠道，對《大典》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日本）的流散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該文系《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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