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內情

最近，各個地方按照民政部的要求修改一些地名，把一些「崇洋迷外」、帶有「封建色彩」等的名字進行改名，其中海南省把具有十幾年經營歷史，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維也納酒店」也劃入到整改行列，讓人啼笑皆非！可能你一覺醒來，你家的名字就改了，你得通知所有得熟人，你換了地方了，你的身份證、戶口本上的登記地址也變了，你得趕緊去重新辦理！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上個世紀北京改地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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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名的政治挑剔，對吳晗等市領導不作為的不滿，已經是北京主事機構內部醞釀已久的一種情緒，到了文革爆發之時已是按捺不住。1966年6月1日市整頓街巷工作組李如琴、張祖恩、程惠蘭、常宣琦寫信給市人委辦公廳，揭發了李琪、吳晗的罪狀，信中寫道：「千萬不要讓封建迷信的東西繼續阻擋我們人民前進，繼續影響下一代，千萬不要花了這麼多經費，動員那麼多人力物力，整頓了街巷名，仍然是為封建反動的殘餘勢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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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稱，在討論街道名稱的活動中，紅衛兵和廣大革命群眾認為城區四個區是首都的心臟，應該「紅滿城」，擬將西城區改為「紅旗區」，東城區改為「紅日區」，宣武區改為「紅衛區」，崇文區改為「紅光區」。海淀區大專學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為「文革區」。丰台區是二七大罷工策源地長辛店所在地，改為「二七革命區」，石景山辦事處改為「井岡山辦事處」。唯獨沒有改動的是最符合時代精神的「朝陽區」，這是五十年代剛剛起名的東部新建工業區，這也意味著除朝陽區之外的所有城區名稱都要面臨變動。現在坊間流傳，當時要把北京市改為「東方紅市」，但從現有開放的檔案中尚未發現此議。

涉及城區二十三條主要街道名稱的改動，市人委宣稱已有了全盤的考慮，報告中不斷重申是「經過紅衛兵、工農兵和革命群眾的廣泛討論」，從城區的方位一 一對應了中國革命歷史的關鍵詞語。將橫貫首都中心的東西長安街、建國門與復興門內外大街擬統一命名為「東方紅大道」，以體現新中國首都的政治地位；東方紅大道的東邊道路擬定為「長征路」，西邊道路因軍隊大院居多而叫「解放軍路」；沿東方紅大道的兩側道路，將依中共黨史中做出特別貢獻的地方來命名，如瑞金、遵義、延安等，報告強調將以此「構成為一條革命歷史的紅線」。最為宏大的提法是，要把前門至南苑的道路命名為「共產主義大道」，市人委做了如此高昂的闡述：「顯示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色革命接班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沿著共產主義大道奮勇前進。」

報告中附有圖示，清晰標明環繞中南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的擬定名，如鼓樓至景山北牆為「總路線路」，府右街為「韶山路」，西什庫大街為「集體化路」，景山東街為「代代紅路」，西四至新街口為「紅旗路」，東四至雍和宮為「紅日路」，珠市口至馬連道為「紅衛路」，王府井大街為「人民路」等。圖例中還留有幾條線路空白，表示「尚在徵求意見之中」，如「大躍進路」(地安門東大街)、「人民公社路」(地安門西大街)、「必勝路」(西交民巷)、「大慶路」(東環南路)等。

這個送達國務院的報告只是集中關注了中心街區的變動內容，全市更大面積的地名整頓情況並沒有得以及時呈報。更為混亂的修改地名的趨勢還在延續，狂熱之中的領導機構和紅衛兵組織對路名修訂之事投入極深，市委一再強調「要進一步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做好命名工作」，竭盡全力要「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紅」。事件達到高潮時，市人委會於1966年9月23日正式上報國務院，轉告紅衛兵和來訪的革命群眾的兩條緊急建議，一是請毛主席給「東方紅大道」和「共產主義大道」兩條新命名的大街題字，要求能在國慶節以前把毛主席題字的路名牌製作安裝；二是請國務院迅速批示北京市9月14日報送的「第一批主要街道命名方案」，以便在國慶節前安裝一批新命名的路名牌。

從事後來看，毛澤東並未答應題寫路名牌，而且國務院也沒有徹底同意北京市第一批命名方案的全部內容，像西城、東城、宣武等區名還是照常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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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74年11月14日《關於整頓城近郊區街道名稱的材料》透露，文革初期紅衛兵把北京412條街道衚衕改了名，佔全市街道、衚衕總數的8.6%。對這樣的舉動，市人委部分領導還是多少有些擔心，新市委處理之時也有幾分躊躇。

1966年6、7月，在紅衛兵的參與下，主事機構一邊批判前市委的不作為，一邊加快整頓路名工作的進程。李續剛對此頗感憂慮，認為辦事過於倉促反而會使工作難於圓滿，他於7月2日致信新市委牛連壁、萬里：「這項工作很複雜，北京的庵、觀、寺、院、舊官署、古人命名的街道很多，劃清又更改是一件好事。但是工作量很大，擬出這麼多街道的新名頗不易，需要開很多會，徵求很多人的意見，還要有個強有力的班子。原來辦公室的人(主要是公安局交通處的人)也不完全勝任。我的意見，這件工作時間關係不大，是否：(一)尚未進行的制定路牌的工作先停下來(免得需要再改時造成浪費)；(二)等待運動高潮過去工作一切就緒後，騰出手來再搞。」新市委相關負責人牛連壁同意此意見，他在信上批閱道：「暫時停下來，待以後有力量時再搞。」

但是，修改地名的氣勢已經無法阻擋，李續剛自己覺得近期擬出成千上百個新地名「頗不易」，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各城區紛紛上報修改材料，爭搶熱門的紅色用語做地名，以致於重複的名稱大量出現。市人委1966年12月7日稱，截止11月7日止，各區共上報街巷名稱一千一百零七個，經過平衡，發現各區相互重複的有四百一十七個，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市委甚至為此提出，各區要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協商處理。市人委在當年年底致國務院的一份工作報告中也透露，由於有不少街巷地名，群眾已經自動命名，重複甚多，目前正在忙於統一平衡。

最受人們推崇的街巷名稱應是具備紅色、東方、蓬勃、群眾等特徵的革命性詞語，各城區爭先恐後地申請標註，根本不考慮歷史緣由、地理方位信息及群眾習慣，誰先搶注誰就佔先。下列這些街道名稱都是文革初期政治風雲的快速產物，由政府部門先後批准發布，可以涵蓋北京全城新地名的種類和特點：「育紅路」(景山東街)、「四季紅路」(大羊房路)、「宇宙紅路」(百萬庄大街)、「紅光路」(珠市口東大街)、「東紅路」(酒仙橋路)、「紅電路」(廣寧路)、「普紅衚衕」(西老衚衕)、「永革路」(台基廠大街)、「永進路」(黃寺大街)、「霞光街」(東黃城根北街)、「光明路」(夕照寺街)、「向東路」(車公庄大街)、「贊東街」(東馬尾帽衚衕)、「曙光路」(天壇路)、「志遠路」(北窪村路)、「炬輝路」(北蜂窩路)、「智勇路」(晉元庄路)、「秋收起義路」(馬家堡路)、「大寨路」(東環北路)等等。

最為省事的辦法是以一個革命化的新名稱替換一大片衚衕名，譬如東城區決定從東單二條到前炒麵衚衕，按順序改名為瑞金路頭條至三十條；從大甜水井衚衕到菜廠衚衕、錫拉衚衕、東廠衚衕，列為人民路一至九條；從交道口南頭條開始，相隔分司廳、謝家、車輦店、靈光等衚衕，一律改為大躍進路頭條至十五條；從南鑼鼓巷、福祥衚衕、蓑衣衚衕到帽兒衚衕、黑芝麻衚衕，一連串最具老北京風味的衚衕名統一變更為輝煌街頭條至八條；西銀絲衚衕到緞庫、飛龍橋、燈籠庫、文書巷、騎河樓、草垛衚衕，這麼多充滿古意的衚衕名依次消失，排序為葵花向陽路頭條至二十四條。

東城、崇文等城區主事人員的改名方式頗具代表性，沒有顧及任何衚衕定名的原則性科學性，更不講究新舊名稱的銜接關係，出手大膽，大都率性隨意，把文革的政治常用語基本用盡。如把南下窪子衚衕改「學毛著衚衕」，前肖家衚衕改「歌頌黨衚衕」，豆角衚衕為「紅到底衚衕」，安樂堂衚衕改「紅浪衚衕」，官房大院改「紅思想大院」，豆腐池衚衕改「朝紅衚衕」，八寶樓衚衕改「滅資衚衕」，黃家店衚衕改「興無衚衕」，東羊管衚衕改「防修衚衕」，納福衚衕改「鼓舞衚衕」，轎子衚衕改「愛群衚衕」，辛寺衚衕改「喜報衚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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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區上報的方案中，也有一些靠諧音取名，如魏公村路改為「為公路」，算是當時取名較有巧勁的一例。三里河路緊挨釣魚台國賓館，借地名之利取「革命友誼路」，一時為高層叫好。有的則是反其意用之，如藏經館衚衕就逆向改為「反封建衚衕」。

1966年9月市人委辦公會議逐一審查新地名方案，對「一片紅」新地名大致認可，就是稍覺得群眾提名的「葵花向陽路」(南池子北池子大街)、「紅心向黨路」(南長街北長街)名稱較長，可簡稱為「向陽路」「向黨路」。在這份報告的草稿頁上，從外地調京的幾位新任市委領導逐個劃圈同意，劉建勛寫道：「提不出意見。」高揚文的批語中含有一些疑慮：「基本同意，有的路太長，將來會帶來不方便(尋找住戶不便)。」

高揚文所擔心的問題實際上困擾好幾年，1966、1967年及後來幾年在市人委(後為革委會)文件中已多次提及。鑒於文革初期群眾自動命名一些街巷，在通信等方面已經開始使用，政府相關部門又不便干涉，造成了既定事實。從那時開始，郵電、交通等部門不斷在內部渠道反映存在的實際困難，譬如每天有三四百封信件、電報、匯款單，由於群眾使用了未經公布的新街巷名而無法投遞。出租汽車司機、客運三輪車工人查找不到顧客所說的新地址，因「滿城紅」而缺失應有的方位感，破壞了幾百年傳承下來的地理信息，感到大小衚衕「亂極了」，原本熟悉的老地方變得異常陌生。公交電車售票員幾年間在報站名時，新舊站名都要同時報出。報社記者在寫報道時一涉及地名就發愁，公安機關辦理案件也為地名所干擾。

文革初期改名的街道，市裡只考慮保留十六條，理由是「已為群眾所接受」。像崇文區「錦繡巷」因挖人防工事而聞名，登報大力宣傳，參觀人流不斷，做為全國先進典型就不再恢復「鞭子巷」原名。被官方譽為「新文化旗手」的魯迅曾在石駙馬大街的女師大任教，西城區建議保留新起的「新文化街」，傾向於不恢復原名。在各區中，對政治依然葆有熱情和警惕的當屬朝陽區委，或許介意「西大望路」的政治含義，以「此名沒有依據」之由，建議改「光輝路」。區委堅決認為東大橋路的原名不如文革新起的「東光路」，找出的理由是，「因這條路有千戶居民，對東光路熟悉了，不想再變更了，還是定為『東光路』好。」

位於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東揚威路，在文革初期已由周恩來直接確認為「反修路」，幾乎是全城首個實地換置的新路名牌。此次原本意見是「恢復原名」，但某位領導在報告原稿上面用鉛筆批示「不動」。另一個敏感的地名為「反帝路」，高層考慮到尼克松準備訪華，其先遣隊已到京，現在若將「反帝路」的牌子拆掉，容易引起外界的誤解。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指示：「反帝路的牌子也不要動。」至此，涉及拆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未經批准更改的路名牌子專題，市公安局軍管會值班室於1971年底報告，目前除反修路和反帝路的牌子未拆掉外，其餘都已拆除。

最奇異的是，原來的路名牌是漢字和拼音並列，而此次卻取消拼音。整頓辦公室給出的理由是，「因為拼音過去是由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搞的，現在這個機構已撤銷，人員大多下放了，其它單位搞不了，另外搞拼音製造起來也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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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開始路名整頓，效率低下，門牌安置工作直到1973年底也未見成效。據統計，需要更換門牌約三萬多個，北京僅有的兩家搪瓷廠無法完成，叫苦連天，迫使市政工程局、房管局給日用搪瓷廠加派三十個工人，計劃在1974年3、4月間陸續完成。但市革委會副主任萬里仍有猶豫，牌子接近燒制完成之際，他指示：「現在仍不要掛牌，何時掛將來再說。」

萬里的預感是有道理的，此時段展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帶來了一大批有問題的街名。市城市規劃管理局聽到不少群眾的意見，提出對市區明顯反映孔孟之道的路名，是否也改一下為好？群眾集中點到的有忠恕里、孝順衚衕、賢孝里、育仁衚衕、儒福里、里仁街，取名大都出自《論語》中的「里仁篇」，建議按諧音簡單改為「眾書里」、「曉順衚衕」、「賢效里」、「育人衚衕」、「如福里」、「里人街」。再一細查，又發現像居仁里、仁壽路、崇善里、孝友衚衕等有孔孟之道之嫌的百餘條路名，繼而又擴充到像義和衚衕、福祿巷、祿長街、祿米倉衚衕、雙吉衚衕、靈境衚衕、靈佑衚衕、靈光衚衕、恭儉衚衕、元寶衚衕、文昌衚衕等帶有傳統文化涵意的老衚衕。

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細緻研究後，趕緊附上「文化革命初期掃四舊時未改名，現在批林批孔中感到要研究」的主要街巷名單，共有86條，請示領導是否需要更改。報告中稱，在當前批林批孔的形勢之下，如按「忠恕里」原路名燒制，燒制工人也會有意見。萬里批示道：「我看這些意見很好，請找有關人研究一下，給市委寫一報告。目前這些有問題的街名暫停燒制。」但萬里又略有躊躇，他添寫一句：「有的也可以不改。」

最終市委謹慎再三，確定只更改忠恕里、孝順衚衕、育仁里等九條街巷的名稱，更改的幅度少於預料。但是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突然來臨，不得不深入查究涵蘊孔孟之意的衚衕名稱，由此打亂了門牌燒制安裝的預定計劃，致使新門牌遲遲不能安裝，公安、市政、房管、規劃四個局人員組成的聯合辦公室也無法辦理交接手續。

據1974年11月18日《全市路名整頓數字》顯示，全市519條主要街道衚衕名稱之中，恢復文革前原名稱的有389條，文革初期被紅衛兵、群眾組織修改名稱的僅剩14條。1975年11月14日，市革委會批複朝陽區革委會，同意將「曙光里」改回原名「垡頭」，「東紅路」改回「酒仙橋」，「大寨路」改回呼家樓。這是文革結束前、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涉及改名的最後一筆官方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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