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經濟的中國古代政治家——管仲

管仲（管子）是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傑出的經濟學家。作為齊國的宰相，他輔佐齊桓公制定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針策略，統一鑄造、管理錢幣，制定捕魚、煮鹽之法，對外採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後人將其著作收編成書，名為《管子》，內容極豐，尤以經濟論述見長，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均有論述，是我國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獻。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管子》，驚訝地發現，我們現在施行的，對西方經濟學加以改造過後的經濟制度，其實只是對於管子思想的複製而已，甚至有一些問題，管子比我們想得更為透徹。

貨幣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現代金融學中，貨幣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不過，早在2500多年前的《管子》一書中，就記敘了貨幣與貨物、市場間的關係，管子告訴我們，黃金（春秋時期，黃金已經作為貨幣流通了）的流動多少需要適度和均衡。如果國家用度過少，不利於建設公共事業；反之，則又不利於商品的生產和流動。因為國用過少，民間黃金流通就多，這樣金價便會低，金價低則沒法支付各項事業的建設資金；而國用過多，民間黃金流通就少，這樣金價便會高，商品價值就會賤，激發不起人們生產的興趣。因此必須使市場中流通的貨幣（黃金）適量適度。

有意思的是，管子將自己對市場和黃金的定義寫在了「陰陽」的欄目下，同時將陰陽四時（「四時」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對於商品、貨幣、市場的影響都寫入了其經濟理論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經濟學遵循的哲學思想基礎。縱觀中國歷史，如果國君的所作所為遵從管子「應四時」的經濟規律，國家必定興盛、國民必定富裕；反之，輕則民生疲弊、國力不濟，重則災禍四起，國之將傾。

由於西方經濟學中沒有這種陰陽平衡的哲學觀衍生出的動態平衡經濟發展觀，因此他們往往不去重視貨幣與資本間的關係。比如美國經常依靠印鈔來填補赤字，「9?11」事件以後的幾年中，美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約為3%，而廣義貨幣年均增長率則為7%，是前者的2倍還多，而美國的實物經濟不到20萬億美元，但是它的金融衍生品總額卻達到了500多萬億美元，是前者的25倍！因此美國爆發嚴重的次貸危機不過是其使用了錯誤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

透析人性的分配原則

管子除了在貨幣與商品的平衡問題上擁有真知灼見，在對於人性的透析上也大有研究。在戰國的紛爭之中，儒家一直在向國主宣傳所謂的「王道」，即以仁義吸引天下人，使之紛紛來投；而法家則在向國主宣傳所謂的「霸道」，即以強大的武力，來使的四方歸附。而這兩方，都將管子提出的經濟學理論視為眼中盯，這是因為，管子提出的方法比前兩者都要高明得多。簡而言之，只有一個「利」字。

司馬遷曾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所謂無利不起早，所有社會人都在為一個利字而奔波。管子深切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因此他的種種策略也都是以利誘人的。管仲曾對桓公講，想要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就必須吸引天下的財富，招引天下的人民。有了錢之後，在每個州設立糧庫，向納不起稅的貧民提供長期借貸，給沒錢埋葬死者的人喪葬費，做到飢者得食，寒者得衣，那麼天下人就都會自覺歸順了。

後來，齊桓公想要討伐越國，但是又怕越國趁機利用水攻的方式來攻打自己的大後方，而自己國內的士兵又不擅長水戰，便問管仲有沒有什麼辦法讓兵士短期內變得擅長游泳。管仲說，這個好辦，先開鑿出一個大水池，然後下令「能游者賞十金」，還沒有用去千金時，齊國人的游泳技術就不會弱於越國的人了。後來果然越國前來水攻，但由於管仲已經訓練出了15萬善泳的士兵，因此齊國大獲全勝。

可見，管子深深地了解人的趨利性，並將之充分用於治國，使齊國得以成為中原第一個霸主。而在分配製度上，管子一直堅持「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原則，不但可以加強王權統治，還有利於減輕貧富分化。管子認為由於人的天生稟賦不同，在市場交易中自然會出現巨大的財富鴻溝，聰明人會賺得盆滿缽滿，笨人則可能賠得血本無歸，因此只是想單純做大「財富蛋糕」、卻不能合理均衡地分配民間財富，就會導致社會動蕩。

當桓公問管子如何解決「富者重富，貧者重貧」的狀況時，管子就表示，國家一定要壟斷經濟資源，同時還要進行大量的商品儲備。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在自然災害和戰亂髮生時防止商人投機囤貨謀取暴利、擾亂社會生活，還能給窮人，尤其是農民提供長期貸款；政府還可以準備各種農耕用具，在種植收穫的季節無償或低價借給窮人等等。

管子的經濟理論是堅持「政經一體」和「國家宏觀調控」的，他認為國家的根本任務就是幫助弱者，根據百姓均平原則來調整和組織人們的經濟生活，最終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種分配原來或許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看，有對富人「不公平」的傾向，但是對於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乃至如今的社會經濟仍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最早的「以工代賑」

除了分配製度，社會救濟也是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對於歐美國家的福利救濟政策，我們國人往往是看著眼饞，但是這種福利政策卻是有著其嚴重缺陷的。一方面，由於福利救濟金很高，有時甚至高於一些工作者的工資，這就導致許多人不願去從事勞動，而等著領取每月的救濟金生活；另一方面，高昂的福利救濟金支出極大地增加了政府支出，給政府造成了龐大負擔，歐美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政府宣布破產往往緣出於此。

那麼有沒有一種方法，既能救濟窮人，又能使他們參與勞動，還能給政府創造財富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以工代賑」制度。一般人認為，這種制度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理羅斯福在實行新政時，第一次提出了這種救濟方法。然而事實上，管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想出了這一招。他對桓公講，國家要控制物價高低，防止谷價過貴或過賤，這樣一來就可以做到每年貯備糧食的十分之三，這樣積攢十年，國庫中就有了三年的存糧。如果遇上了旱澇災害，百姓流離失所，無法務農，這時就可以僱傭那些缺衣少食的窮人來為您修建宮室台榭。而這時修建宮室台榭不是為了觀賞之樂，而是在實行國家的經濟政策啊。

可以說，如果沒有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獨特視角，管仲就不可能輔助齊桓公成為一代霸主。今天，面臨紛亂如麻的世界經濟形勢，當你翻開《管子》仔細閱讀，就會在心裡泛起深深的敬意，只為那雙似乎可以穿越時空、看透千年的睿智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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